1983年2月17日参考消息 第4版

    据罗安达军方人士二月十一日说,安哥拉武装部队想方设法阻止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向安哥拉北部和东部推进。同一人士指出,为了阻止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萨文比领导的反对派武装运动)的部队从中部向北部和东部推进,国防部任命了本格拉、马兰热、罗安达和莫希科等九个地区的司令。
    军方人士还强调指出,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在广阔战场上分散作战给安哥拉武装部队造成了严重问题,安哥拉武装部队缺少士兵。
    (法新社)


    美国驻印度尼西亚新大使霍尔德里奇在他的前任离开印尼整整十五个月之后于今天到达这里,从而结束了华盛顿和雅加达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霍尔德里奇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
    霍尔德里奇是美国前负责东南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雅加达观察家认为,美国任命这样一个有经验的外交官担任这个职务,是里根总统为结束两国在任命大使问题上的争吵而作出的一个“友好的姿态”。
    这场争吵已使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了。(法新社)


    西方外交人员说,一架苏联军用直升飞机,二月八日被阿富汗义军的地面炮火迫降撞毁,在喀布尔的住宅区发生爆炸,炸死机师和机上人员。地面也有几人受伤。
    (合众社)


    河内的越南权威人士说,苏联副外长贾丕才对越南访问两天后于二月十二日离开这里回莫斯科。
    越通社说,贾丕才于二月九日由曼谷前来这里。他会见了范文同总理、阮基石外长和副外长何文楼。贾丕才在前来河内之前花九天时间访问了东盟成员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法新社)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二月十四日开始了对金斯敦为期四天的访问,受到了欢迎,这种欢迎强调说明她作为这个加勒比岛国的女王的地位。
    虽然这个前殖民地将庆祝其独立二十一周年,但是根据牙买加的社会制度,女王仍然是它正式的国家元首。
    女王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旅行,此行将包括美国。(美联社)


    【《日本经济新闻》二月一日报道】题:越南热情地注视日本
    处在重建经济途中的越南越来越关心日本,它不仅对日本感兴趣和向往日本,而且还想在建设中运用日本的经验。
    胡志明市的一位行政负责人对最近访问该市的日本政府有关人员这样热情地说:“我现在对部下下了一道密令——要学习日本的经济。”他还说:我到日本看过后,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情况很受感动,于是立刻进行研究。
    到越南一看,发现此话并非是外交辞令。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农民一本正经地问我:“要提高到日本那样种稻的高生产率,怎样做才好?”越南两年前就采取了自由化政策,即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剩余的农产品。自那以来,越南农民逐渐有了“干劲”。据说要进一步提高收入,就得参考日本那样的集约农业方式。
    最近,有用荷兰的援助资金在越南南部建设水库项目的招标。西方国家有十五家公司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投标,其中有十一家是日本企业,实际上派业务人员到那里的只有日本。
    总之,解放后八年的越南,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短期内摆脱了战后的荒芜而建成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国的日本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再加上从香港和新加坡进来的手表、照相机、电器等日本商品充斥黑市,便使日本成了越南人羡慕的对象。
    另一点不可忽视的是,中苏和解的影响。外交人士指出,过去完全倒向苏联的越南有所不安,担心中苏一握手,梯子会被抽掉,因为在柬埔寨问题上,中国决不会让步的。即使不是那样,苏联也有援助疲劳的问题,适应这种国际情势的一个办法就是和西方开展经济交流。
    越南特别是对援助大国日本抱有很大的希望。一九七八年以后,日本对越南的援助一直冻结,倘若能恢复援助,对重建经济的效果肯定不小。
    当然,这不会象越南所想象的那么顺利。东南亚国家联盟正以严厉的目光监视着对越南实行经济制裁的日本。
    似乎可以说,越南的对日关心热能否形成,完全取决于日本的外交。


    【美国《华盛顿邮报》二月四日报道】题:克里姆林宫新领导集团在勃列日涅夫死后发表文章向他表示敬意(记者多德尔发自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新领导集团今天在共产党的《真理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评论在勃列日涅夫死后报刊上发表他写的短文,以此向他表示敬意。
    无论是发表勃列日涅夫回忆录的片断,还是《真理报》发表的长达二千四百字的评论,都表明勃列日涅夫将在苏联的史书上占有一席地位。
    这件事本身是一个重大事件。在斯大林一九五三年去世后,赫鲁晓夫谴责了他的整个生涯。一九六四年,一场使勃列日涅夫升为党的领导人的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之后,赫鲁晓夫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两次动荡使得苏联有长达四十年的一个时期在史书上被一带而过。有关苏联历史的材料(列宁的材料除外)读起来倒象是一个正在建设一大片地区的建筑公司的报告。材料中凡是提到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地方都被删去了,他们在美术作品中的形像被涂掉了,在电影中的形像被剪掉了。
    继勃列日涅夫之后担当党的领导人的安德罗波夫,显然并不打算抹煞他的前任在历史上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看来可能是有限度的,也许不完全符合勃列日涅夫在他去年十一月去世之前所享有的权威和官方对他的吹捧。
    当他的回忆录的前一部分在他生前发表的时候,苏联宣传机构称勃列日涅夫是“地球上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电台和电视台整章整章地朗诵和叙述他战时的功绩以及后来从事党的工作的篇章。
    《真理报》热情赞扬勃列日涅夫作为党的工作人员和最后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活动。评论中没有言过其实的赞扬话,而且把新近在《新世界》月刊发表的勃列日涅夫的作品评为“伟大而认真的活动”的终结。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发表的作品中,包括一些描写克里姆林宫领导集团中某些主要人物的短文,其中包括安德罗波夫、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曾经是勃列日涅夫最亲密助手的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
    勃列日涅夫说,他“高度赞赏”安德罗波夫的谦逊、仁慈和出色的工作效率。勃列日涅夫称赞乌斯季诺夫元帅具有“了不起的组织才能”。
    勃列日涅夫把最高度的赞美之词用在契尔年科身上,说他具有担任党的领导人的“天才和经验”。


    【美国《华盛顿邮报》二月十一日报道】题:自赫鲁晓夫下台以来,克里姆林宫第一次赞扬他(记者多德尔发自莫斯科)
    苏联新领导集团对最终恢复赫鲁晓夫的名誉采取了重大的步骤,公开承认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之一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所发挥的杰出的领导作用。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权威的意识形态出版物《共产党人》发表的一篇文章,以赞扬的口气提到了赫鲁晓夫的名字,这是从他一九六四年被赶下台以来的第一次。
    《共产党人》三次提到赫鲁晓夫,称他和铁木辛哥元帅是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主要领导人,赫鲁晓夫那时是中将,低于元帅,但是,作为斯大林的政治局委员,他是斯大林格勒前线的高级人物。
    苏联人士一直在猜测,苏联党的新首脑安德罗波夫最终将设法恢复赫鲁晓夫在苏联历史中的作用,至少公正地评价他的功绩。在匈牙利一九五六年爆发革命时,安德罗波夫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驻匈牙利大使。随后,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提拔了安德罗波夫,一九六二年使他成为书记处的一名成员。
    《共产党人》杂志的文章还第一次提到马林科夫。马林科夫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任党的领导人时,曾出任总理。赫鲁晓夫于一九五五年解除了马林科夫的总理职务。
    马林科夫后来被派去管理一个发电厂,从而在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了。后来他退休了,现在住在莫斯科。


    【法国《世界报》二月十一日报道】题:法国正在接近越南(记者德兰巴发自曼谷)
    巴黎准备使写入法、越财政议定书的两亿法郎的贷款解冻。这项议定书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签订时,曾引起东盟国家的强烈不满。法国卫生部长拉利特在结束了对越南的正式访问以后,于二月九日说,法国对外关系部长谢松将在他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对河内进行访问时宣布这一决定。
    法国去年已在卫生合作方面向越南提供了二百三十万法郎的援助,这是法国在亚洲进行的最大的医疗援助计划。拉利特说:“现在必须越过目前的援助阶段,十分具体地来满足越南的需要。”在他访问之前,总统的特别顾问德布雷和科研与工业国务部长舍韦内芒曾在一九八二年相继访问过河内。拉利特说:“法国在接近越南,我的访问具有一种政治意义。”


严重的威胁 
    然而,勃列日涅夫却没有要求决斗。十月二十四日,我们的情报部门获得了令人震惊的情报:苏联的七个空降师已进入戒备状态。不久,萨达特总统公开要求苏联和美国派维持和平部队去中东。显然,勃列日涅夫肯定支持这一建议,因为这可以使他重新确立苏联在埃及的军事存在。接着,我们很快就获悉,苏联人正在对一些不结盟国家施展伎俩,以使联合国提出一项要求派一支美、苏混合部队去中东的决议案。
    我给萨达特发了一封电报,提醒他注意让两个敌对的大国进入这一不稳定地区的危险。几小时后,我收到勃列日涅夫的一份照会。他敦促我们同他一起派部队进驻这一冲突地区,并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认为不可能采取一项联合行动,那我们将不得不单方面地采取适当的措施。”这也许是自十一年前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对苏一美关系的最严重的威胁。
    我召集基辛格和情报部门的首脑进行研究,以便对这种近于露骨的威胁给予坚决回击。我的顾问们一致认为:我们必须命令我们的常规部队与核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十月二十五日拂晓,我们下达了部队进入戒备状态的命令。
    我们的戒备状态起了作用。勃列日涅夫没有派军事部队。看来,寻求一项解决冲突的办法已变得有可能了。原因有二:第一,勃列日涅夫知道,在核武器方面,我们略占优势;第二,他意识到,我们决心捍卫我们的利益和保护我们的盟国。在十月战争期间,勃列日涅夫懂得了他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军事实力并决心利用这一实力的对手。因此,他退却了。
    一九七四年,我在莫斯科再次会晤勃列日涅夫。他严厉谴责了以色列人。他坚决否认苏联人在发动赎罪日战争问题上对阿拉伯人施加了任何压力。我从他的语调中感觉到,他不愿冒再次爆发战争的风险。
    勃列日涅夫是个现实主义者。但正象多勃雷宁对基辛格所说的那样,同所有苏联领导人一样,他“始终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中国问题。任何会谈都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尽管他并未建议我们同他结盟,来共同对付他所称之为的“黄祸”。
    在我们的第二次首脑会谈时,我对他说,他的担忧过分了。中国人的核力量至少在二十年内还不会达到使他们对苏联发起攻击的程度。他摇了摇头,表示怀疑。然后,举起双手,叉开十指说:“十年后,他们拥有的核武器将同我们现在的一样多。到那时,我们将取得新的进展,但是,我们现在应当使他们明白,这一切不能继续下去。”勃列日涅夫接着说,中国领导人生来就好斗,在毛死后仍将是这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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