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中文报纸《纽约日报》十二月二十二日社论】题：中国迈开独立外交脚步
中国总理赵紫阳于二十日启程出访非洲十国，行前在北京机场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及答复询问时，重申中国一贯的立场，即只要以色列撤离所占阿拉伯领土，并尊重巴勒斯坦人民包括建立独立国家在内的民族权利，则以色列应有存在之权。此一公正的立场，当为中东地区乃至举世正义国家所同意。中国总理如能乘非洲之行加深影响而有以促成，无疑对于世界和平将有积极贡献。
据新华社报道，在赵紫阳总理的机场谈话中，明白表示此行目的在于进一步增进中国同第三世界、非洲国家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加强团结和合作。
中国经文革动乱及打倒四人帮以后的整顿，再度在经济建设上继续并加强对非洲友好国家的支持和援助，不仅表现了中国国力的恢复，已有支援第三世界的实力，而且赵总理的出访，也正式的展开了中国独立外交的实际行动，对于今后的世局，无论如何都将会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素来以第三世界国家自居，对于非洲国家的友谊与支援，在五十与六十年代有具体的绩效存在，双方互相信任。六十年代末期及七十年代初期，中国虽然由于本身的动乱，对于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国家的支援稍形削弱，然而对于已作的承诺，无不于万难中亦皆履行完成，当为有关各国所身受。今天中国行有余力，重新展开对非洲友好国家经济合作。以中国一贯真诚无私及坚决反霸的支援纪录，可以保证，赵紫阳总理等一行，既有助于非洲的经建亦有利于第三世界的团结。
【日本《每日新闻》十二月二十五日报道】题日中合拍纪录片《友谊的大地》
日中合拍纪录片《友谊的大地》。摄制组二十四日在北京宣布，他们将拍摄一部向日本人介绍在战争中，一名日本少年军人在满洲（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出逃，得到中国山地民族鄂伦春族的帮助，同“酋长”女儿结婚的前日本人的生活情况的影片。
影片介绍的对象是黑龙江省逊克县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莫宝清先生（日本名叫岩间典夫，山梨县石和町出身，五十四岁）。岩间曾参加满蒙开拓义勇军，于一九四五年苏军发动进攻时出逃，得到了逊克县鄂伦春族的帮助。
由于看中了他的射击本领，不久便同“酋长”的女儿结了婚，现在他有三个孩子，是该县的知名人士。
电影导演村田达二和真野贡一（制片主任）等人决定同黑龙江电视台合作。
除拍摄岩间的生活场面外，还预定以黑龙江省各地为舞台，用大约一年时间拍摄一部分五集的连续片。内容有：
介绍鄂伦春族的火祭和结婚仪式；由日本种植水稻的最高权威、岩手县的藤原长作指导的方正县寒冷地区的水稻栽培等。
从明年一月起开始拍摄，第一集将于三月底完成。
预定四月份将同时在日中两国的电视台播放。日本还将在各地电影院上映。
【法新社北京十二月五日电】一出叫作《绝对信号》的实验话剧，目前正在北京的一家小剧场里演出，深深吸引着观众，迄今一连好几个星期场场客满。
编剧是曾作过法语翻译的剧作家高行健，而演员都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服装是日常的服装，演员也不化妆。舞台是经过改装的，第一排观众离舞台只有几码远。
这出戏不换背景，或者说是一出无场次话剧，倒叙和闪回则是利用灯光和其他效果来表现的。另一个新颖之处是在两小时演出结束后，五个扮演角色的演员同观众们一起讨论这出话剧。
《绝对信号》的主题是简单的，讲的是一个待业青年黑子的故事。
当地的一些文艺界知名人士和部长们已经看了这出话剧。据导演林兆华说，观众们的批评意见主要是对一些细节问题的意见，例如说有的演员表演有些不大自然以及用舒伯特的《万福玛丽亚》作背景音乐等。
【日本《每日新闻》十二月二十六日报道】题：不愧为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用两千四百年前的乐器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乐（记者：今田）
每到年底，在日本就响起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旋律，而在中国，却用远在大约两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时代的巨大宫廷乐器“编钟”演奏了第九交响乐。本月二十五日的《光明日报》报道了这个故事。
演奏第九交响乐的“编钟”不仅在中国，完全推翻了世界音乐史上一些属于常识论点。
按迄今为止的定论，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还没有七声音阶，甚至连中国名为“十二律”的音阶也是战国时代末期由希腊传入并中国化了的乐理。
然而，随着对这套“编钟”上镌刻的两千八百多字的解读取得进展，人们得知，早在“西洋音乐”传入的几百年前，中国不仅已经有了现在的七声音阶，而且在七个音阶之间还有半音，相当于钢琴上的黑键，具备了完整的十二乐音体系。
【《日本经济新闻》文章】题：日本电器公司的战略：把投资重点放到增长领域
在国内消费、出口等不振的形势下，只有民间大企业仍在继续进行设备投资。特别是被称之为“新产业革命”旗手的电子技术领域的电子计算机业界的积极投资态度很突出。这是一种很强的“战略性投资”，目的是要确保在最尖端技术领域中的国际主导权。日本电器产业公司一年的设备投资额达一千亿日元（约合四亿美元——按一美元合二百五十日元折算，下同），其中一半以上投入了半导体部门。下面通过日本电器产业的实况看看战略投资的背景。
“据估计，最尖端技术领域当前的增长率是相当高的”，“把投资的重点放到增长率高的产业”
——这是日本电气公司首脑的基本想法。
所谓有发展前途的最尖端技术领域是指“电子”领域，特别是以集成电路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所代表的半导体部门。
日本电器公司生产的集成电路和大规模集成电路中，百分之二十是面向本公司，用于该公司自己生产的电子计算机等产品，余下的百分之八十销售给其他公司。这个领域的技术进步让人瞠目而视，当你认为四千位随机存入读出存储器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时候，接着又出现了十六、六十四千位的存储器，以“一、两年就增长一倍”的速度发展的集成度高的产品一直是主角。
每当这个时候，半导体厂家就更新生产设备，不断着手研制集约度高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可以说，现在积极地进行设备投资就是实现这种目标的过程。
从最近的具体事例看，有相模原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新工厂的建设，九州日电、山形日电等公司的生产线的增设和设备更新等。现在，为了新建一座月处理基板二万至四万张，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生产量为三百万个标准规模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工厂，需要投资约二百亿日元（约合八千万美元）。
通常的情况是，投入这样巨额的资金，如果只用一、两年就变得落后的话，对一般商品来说是不合算的。然而，半导体的生产却打破了迄今的常规。关于这一点。负责半导体部门的董事松村富广说：“大规模集成电路一旦成功地进行批量生产，降低了成本，需求就会迅速扩大。”“即使在投资上多下点本钱，也完全能够收回来，这是最尖端技术商品的强点之所在。”因为，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小型化、轻量化和价格的下降可以创造出新的需要。
另一方面，关于投资的时机问题，要求作出大胆的决断，并要结合技术的进步尽快回收投资。被称之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敲门砖商品的六十四千位随机存入读出存储器，从出现开始批量生产起，两年时间其价格就下降到原来价格的大约二十分之一。副总经理大内淳认为：“一旦错过了投资时期，就再也起不来。”“半导体的投资需要比其他公司早下手，需要尽快回收投资。”
事实上，迄今为止，日本电器公司在半导体方面总是先人一筹，一直在积极地进行投资，今后也准备按一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需求来维持旺盛的投资势头。为此，当前要根据需要，把重点放到十六千位和六十四千位的随机存入读出存储器上，计划从明年开始，逐步过渡到二百五十六千位随机存入读出存储器的批量生产上来。
投资的回收也很快。还不到法定的五年折旧期，由于充分利用特别折旧等，三年便回收完毕。一九八二年度实施的对半导体部门的五百二十亿日元（二亿零八百万美元）投资也出于同样的考虑，投资可以扩大生产力，进行批量生产可以降低价格。这样需求可以扩大，利润可以增加，投资也可以尽快收回，然后再进行投资，如此循环进行。
现在，日本电气公司半导体的出口占该公司全部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基于“出口的一半在当地生产”这个历来的方针，正在致力于在海外当地进行生产。
在国内、海外建立起半导体生产据点的同时，正在着眼于扩大省力化、合理化投资和加强销售、管理部门。
另外，注意综合考虑也是很重要的。即使生产出很有前途的产品，但实际上卖不掉也是没有意义的。为了维持以始终能“卖掉”为前提的增强生产力的投资，日本电气公司除提高生产技术外，还致力于加强销售能力，开拓需求领域，谋求工厂管理、运输体制的合理化和加强防火、防灾、防止公害等这些安全对策方面的投资。
其背景是，在最尖端技术领域的竞争，最终将以企业的综合力量决定胜负。
【法新社亚的斯亚贝巴十二月二十九日电】题：美国仍是社会主义的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买主（记者：玛丽—泰雷兹·德尔布贝斯）
埃塞俄比亚的地下资源使苏联和美国垂涎。据外交人士说美国谢夫隆石油公司在埃塞俄比亚西部勘探石油，而苏联在东部勘探天然气和石油。
不管是从东部还是从西部找到石油财富，但是都不能使亚的斯亚贝巴的居民忘记他们的日常忧虑，这就是基本食品——苕麸的价格。
据一位财政专家说，这个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是世界上最穷的五国之一。这就说明了埃塞俄比亚财政部长特费拉·沃尔德·塞马亚特为什么要辞职的原因（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接替他）。
埃塞俄比亚有三十万军队，除了埃及之外，它是非洲拥有军队最多的一个国家。尽管经过了扫盲运动，但是这个国家缺少干部，并且知识分子外流。
一位国际机构的职员说，从埃塞俄比亚的人口数量和它的贫穷程度来看，它每年应得到十亿美元的援助，但是它连四分之一也收不到。亚的斯亚贝巴的一位欧洲专家指出，“东方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
除了苏联提供的石油（每年约一亿五千万美元）和武器之外，埃塞俄比亚同美国的贸易额比同整个经互会国家的贸易额还要大。
尽管美国同埃塞俄比亚的外交关系不好，但是美国一向是埃塞俄比亚咖啡的主要买主。据外交人士说，美国谢夫隆石油公司曾在苏丹发现了石油，最近该公司也获得了在埃塞俄比亚的甘贝拉地区勘探石油的权利。
自从埃塞俄比亚革命以来，首都的工资几乎没有变动过。
据国际消息说埃塞俄比亚的通货膨胀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五。石油还是一个遥远的幻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说，自从土地改革以来，“农民的消费增加了，而农产品的销售减少了”。一位专家指出，运输工具短缺和物价政策不能促进商品化。
革命八年之后，埃塞俄比亚还在东方的意识形态和促使它转向西方的生活现实之间摇摆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