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报》九月九日社论】题：中共党章今胜于昔
中共十二大通过了新的党章。比之一九七七年十一大通过的党章，新党章在各方面都远远胜过它。
新党章增加了“党的干部”、‘‘党的纪律”、“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党组”、“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五章。旧党章一共只有十九条，约七千字；新党章有五十条，约一万三千字。
比条文严密更重要的是内容的改善。例如旧党章总纲第一句：“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实在太累赘重复，而且夹进一个形容词“朝气蓬勃的”，也殊不合适。新党章第一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里不讨论事实，单以文论文，这句话简单明了；而且规定中共的服务对象不单以无产阶级为限，而扩及全国人民。
这中间当然反映了中共五年来思想路线的转变。
旧党章总纲第六段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这样的话写入党章，自是当年“凡是派”的杰作。
新党章说法完全不同了：“建国以后，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这显然是实事求是的说法。更重要的是，不强调阶级斗争，大大有助于巩固全国安定的局面。
在基本精神上还有一大改进。新党章总纲明白宣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这句话的措词也许还有可商榷的余地，但基本上它否定了过去“将党凌驾在国家之上”的精神和“以党代政”的作法。
新党章第三十七条也很重要。
它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或者离职休养，或者退休。”
【法国《世界报》九月八日评论】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于九月六日批准了胡耀邦的报告，通过了新党章。新党章显然比一九七七年通过的党章更详细具体。正象发言人所强调指出的，新党章的主要特点是清除了前党章中的“左的错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文化革命等。同时，新党章中也没有关于“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规定。
总的说来，新党章明确规定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此外，新党章还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新的概念显然比一九七七年党章里的概念更广泛了。在七七年的党章里写道，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党章要求党要同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民族的爱国力量团结在一起”，组成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了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这一“伟大的任务”，党“要同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一起”，共同工作。在旧的党章里没有呼吁民族团结的这种号召，这不仅仅表明了台湾问题，而且也表明了香港问题在北京领导人的长期民族政策中具有重要意义。
新党章的另一个特点是注意党的干部。党的干部必须达到某些要求，例如，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正确地执行路线；必须具有“民主工作作风”；必须接受批评，反对官僚主义，‘“同任何滥用职权和谋求私利的行为作斗争”。党章要求普通党员都要有伟大的忘我精神。
【路透社莫斯科九月九日电】苏联没有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提出任何批评，这等于是向中国发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
包括《真理报》在内的莫斯科所有主要报纸，都在显著地位刊登了塔斯社关于邓小平和胡耀邦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报道。
异乎寻常的是，塔斯社在摘要报道这两个报告时使用了中性的语言，这种语言过去通常都是用在报道其他苏联集团国家的消息中，而不用在报道中国情况的消息中。
塔斯社报道胡耀邦批评了文化革命和“左的错误”，而且不愿排除中苏关系得到发展的可能。
塔斯社略去了胡耀邦讲话中另一些对莫斯科比较带批判性质的话，相反却援引这位中国党的领导人的话说，中国主张保卫世界和平。
【时事社莫斯科九月八日电】题：塔斯社首次报道胡耀邦报告，删去了改善关系的条件
塔斯通讯社八日以北京电，首次报道了胡耀邦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内容。
塔斯社完全不加评论地从这个报告中摘出了几个地方予以报道。关于引人注目的中苏关系的部分，它介绍说：“他没有否定中苏关系向正常化发展的可能性。胡耀邦说中国注意到了苏联领导人已经多次说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他指出重要的不是言论而是行动。”但是，它有意省略了“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这个条件的部分。塔斯社还删掉了这个报告中说“中苏两国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友好的”这句话，删掉了这个报告中具体地涉及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的地方。
【香港《东方日报》九月十一日报道】题：台北看十二大
台北官方对中共十二大的举行，与过去一样，备极重视。
不过，十二大开幕迄今已有十天，台北的反应与往时有点不同，除了几份报纸有评论与分析外，官方甚少发言，不象往时那样意见纷陈。
新闻局长宋楚瑜对美联社记者询问的答复，代表台北官方对十二大评估的首次发言。宋氏认为，胡耀邦报告中有关和谈的一段措词，“仍是中共一贯的统战滥调，并无新义。”
另外一位发言抨击十二大的官方人士，是国民党中央直属的“大陆工作会”主任白万祥。照他的看法，十二大象征“‘连番风雨一局残棋”。
大家是否同意，见仁见智，但各方似有一项共识，即十二大对中共来说，空前重要。
摘自美国记者埃德温·哈特里奇的《第四帝国》一书。该书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最黑暗的时刻
战争把德国的城市变成了碎石烂砖的垃圾堆和满目凄凉的空房子，房子里面没有屋顶，没有门窗，没有地板。连想清理这些碎砖烂瓦和开始进行重建工作也是毫无希望和令人头痛的事。德国官员中剩下的骨干分子在看了城市遭到破坏的凄惨景象之后，估计重建这些居民中心所需要的时间只能是几十年。
例如，在卡塞尔市（那里有十八万一千人，过去曾经是拿破仑时代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的首都），那里的官员以典型的德国人的严谨态度估计，该市堆积的瓦砾按照该市人口计算是平均每人五十一点五立方米。他们推算，利用人力和推土设备清理九百三十二万一千五百立方米的瓦砾将需要二十二年的时间。英国工党政府在提交下议院的一项报告中估计，即使每天能清理掉一千吨瓦砾，把柏林清理干净仍然需要三十年的时间。
粮食的减少对居民、特别是对儿童和幼儿的严重影响很快表现出来。汉堡报告说，那里有一万人因饥饿患了浮肿病。在英国占领区，新发现二十六万人染上了肺结核，死亡率上升了百分之五十。在黑森州的城镇，百分之九十的儿童得了软骨病。幼儿和少年儿童的死亡率在鲁尔区达到了百分之十五点四，在柏林达到了百分之十六——在西德的城市地区几乎增长了三分之一。
对那些经历过战争岁月、备尝国家遭到失败、国土遭受蹂躏之苦的人来说，教训是简单而清楚的：在经济上得到保障是人生的最高奖赏。但是在德国历史的这个关头，任何活下来的老百姓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似乎都不大可能再次在经济上得到保障了。教授的大冒险
战争结束后不久，艾哈德被美国军政府任命为巴伐利亚州经济部长，因为他是能够找到的有一些现代经济学知识和经验的少数反纳粹分子之一。他遇到了战后经济的严酷现实。艾哈德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使经济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紧急法，然后在电台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解释说他“刚刚把数以百计有关控制经济和限制物价的法令一下子扔进了字纸篓”。
他采取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行政措施，改变了盟国控制的西德经济。而代之以他提出的另一种办法。他在广播讲话中指出：“只有当每一个德国人能够自由选择工作，自由决定自己的消费时，我们的人民才能在自己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积极的作用。”
这就是艾哈德的经济思想的核心。他确信，如果德国人要在战后的敌对的世界上东山再起，他们必须彻底重新估价自己的传统态度。他们必须抛弃长久以来依赖政府指导他们的个人生活的习惯。他们必须自己动脑筋思考，靠自己的力量谋生。只有摆脱过去的束缚，他们才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成熟起来。
艾哈德的经济计划的基本原理主要涉及两大目标：
１、鼓励恢复商品生产：为出口生产生产资料，生产消费品，以便德国人可以花掉手里的钱，从而进一步鼓励恢复经济的工作。
２、压低物价，不惜任何代价避免通货膨胀。艾哈德非常担心发生通货膨胀，而使他的自由市场经济出师不利。
由于取消了配给和物价控制措施，粮食和消费品的价格开始上涨，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从来没有达到黑市价格的水平。蛋类的价格在一个月之内提高了两倍。其他货物的短缺问题也变得明显起来。随着一九四八——四九年冬季临近，公众的忧虑日益严重。报纸反映出这种忧虑，开始发表社论，要求对物价实行某种形式的控制。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鲁尔区爆发了为时一天的总罢工，抗议生活费用上涨和失业问题日益严重。
尽管美国和英国当局强烈地反对，艾哈德还是降低了对进口货征收的关税。采取这一行动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防止德国制造商抬高价格；另一个目的是使他们面临国际竞争，以加强他们经营商业和工业的能力。
到了一九五○年年中，社会市场经济的益处开始显露出来，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开始从冬季的顶峰降下来。在其后的十年里，生活费指数仅仅上升了百分之十六，而英国上升了百分之四十五，法国上升了百分之五十多。在货币改革的第一年里，西德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一倍，第二年就超过了一九三八年达到的最高峰，那是战前的工业产量在和平时期达到的最高水平。
德国工人工作时间很长，工资低，但是辛勤的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国民收入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二，扣除所得税后的工资和薪金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九。
随着整个经济的明显好转，社会保险计划在其后的几年中也重新逐步得到实行，这意味着西德人民只需要花很少的钱，便能享受健康保险、病假工资、免费医疗、失业保险及养老金等福利待遇。在困难时期保持低物价，以满足人民在经济上有安全感的强烈愿望，这种做法使阿登纳—艾哈德政府连续执政达十六年之久。而从在野党的角度主张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民主党则在政治上受到越来越大的挫折。
币制改革后，紧接着取消了配给制和物价控制，结果市场变得一片繁荣，商品推积如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