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月17日参考消息 第3版

    美刊报道说这期毕业生人数空前之多,有九十四万五千名学士、三十万零三千名硕士和三万三千三百名博士。从未有这样大的一股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才洪流冲击劳动大军,他们不但必须相互竞争,而且必须同过去三、四年从大学毕业的人竞争
    【美国《时代》周刊六月二十八日一期文章】题:抬起头,挺起胸,擦亮眼副题:人数创纪录的毕业生勇敢地面对新世界
    一九八二年毕业生有其自己的特点,这一期毕业生的人数空前之多,有九十四万五千名学士、三十万零三千名硕士、三万三千三百名博士和人数超过历年的第一专科学位毕业生——七万三千六百名。毕业生绝大多数生于一九六○年前后,即战后出生率突增时期的末尾和全国性繁荣的高潮时期。到二○○○年,他们是四十岁左右。这一期男女毕业生差不多各占一半,来自各式各样的阶层,年龄大一点的和少数民族的学生很多。
    根据本刊以及社会学家、教育家和人口统计学家对今年毕业生的调查来看,这一期毕业生面临着——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困难的未来。“很明显,八二届毕业生是在一个讲简朴讲节省已久的时代走向社会的,”兰德公司人口调查中心主任莫里森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六四年毕业生是最后一个顺利就业的年级,那时万事顺利,经济情况很好。”一九六四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现在那里教社会学的科尔说:“我们那时感到宇宙在扩大,现在这些孩子似乎觉得宇宙在收缩,在他们周围缩小。”州立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就业办公室主任布朗这样概括八二年毕业生的情绪:“如果道化学公司的招聘人员现在在这里露面,有工作要招人,那简直会象披头士(即硬壳虫乐队)来了一样引起狂热。”
    表面上,八二届学生与六四届学生有一些相似之处。
    如果说他们缺乏以前的毕业生的乐观情绪的话,他们却有一种力求生存的思想。美国教育委员会一九七八年对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年度调查报告说,八二届百分之六十的学生说,“多挣钱”是上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更多的人期望在他们所喜欢的领域找到工作。结果,大学里充斥着一心谋求专门职业的人。
    今天学生喜欢的学科是商业、工程、计算机和保健。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今年毕业生有一千九百九十三名主修商业,而主修文科的一共只有一千二百一十七人。得克萨斯农业机械学院主修农业经济的学生约翰逊说:“你得看看你的投资能收到多少利润。主修音乐不行。不能靠那过日子。”佛蒙特米德尔伯里学院辅导主任马戈利斯的结论是:“这些学生觉得自己选择余地不大,不能奢望。”
    这些学生同六十和七十年代的学生不一样,是不花时间“干自己的事情”的,如果花了,也是为了挣钱付学费或者做实习。
    准备作为研究生继续什么科目的学生比以前少了。耶鲁大学职业计划助理主任豪泽指出:“研究生学费太贵,所以把这看作自己生活道路上的自然发展的人比以前少了。”六十年代中期,哈佛—拉德克利夫学院,所有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学生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决定立即继续攻读文科和理科的更高学位。现在,只有三分之一毕业生打算攻读更高的学位:他们知道,要打入已经人满为患的教学领域的机会很少。
    今年毕业生的情绪同他们所面临的形势也许是适应的。
    据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史密斯说,“他们是美国历史上出生率最高时期出生的人,进入职业市场时遇到的竞争最激烈”。雇主们可以更加挑剔,然而这些青年对生活对工作中也仍有自己的要求。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九年,男子专业就业机会每年增加百分之四,从一九七○年开始下降,现在是百分之零点三。据多数估计,就业情况不论现在还是以后都不大可能好转。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斯特林的结论是:“这些毕业生在职业阶梯上向上移动将是比较缓慢的。”
    八二届毕业生所面临的经济前景将深刻地影响到家庭生活。社会地位的改变将在不止一个方面受到条件的严格限制。兰德公司的莫里逊说:“八二届毕业生将发现,从租房者变成有房者比以前困难得多了。”
    他还预言,年龄较大的人留在劳动大军中的时间可能延长,这就会挡住他们下面的人的路。
    女子在劳动大军中地位的上升已经改变了人们对于婚姻的看法。如今的毕业生百分之九十以上主张男女同酬的原则。
    但是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统计学家韦斯托夫说,这种男女平等可能要过一百年才能实现。
    八二届毕业生似乎已有自己的计划。“我们不是没头脑的人,”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班学生会主席肯普说。即将到医学院继续学习的哥伦比亚英文主修生罗伯茨说,“我认为用功比什么都重要。”
    的确,这些学生能得到多少帮助,就能利用多少。他们知道,从未有过这样大一股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才洪流在如此捉摸不定的时代冲击劳动大军。他们不但必须相互竞争,而且必须同过去三、四年从大学毕业的具有同等竞争力的人竞争。美国怎能容纳得下他们所有的人呢?纽约市福德姆大学毕业生伊丽莎白·威加德(她已决定攻读中世纪史文学博士学位)说出了他们的忧虑:“我有时有凄凉之感。我有几分好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感觉。”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阿瑟·莱文在该基金会的一项关于美国大学生的研究报告中说:“今天的大学生中间有一种好象自己是一艘正在下沉的船——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比拟为‘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的感觉。”
    但是美国人的倔强的乐观主义占了上风。多数青年似乎觉得,如果他们是在“泰坦尼克号”上的话,那他们也应该是头等舱的乘客。巴纳德学院职业服务主任马撒·格林说:“本届毕业生对于自己在专业上出人头地和取得优异成绩抱有很高的期望。”


    【美国《华盛顿邮报》七月十三日新闻分析】题:世界杯:防守队获得奖杯(记者里奇发自马德里)
    舆论认为,意大利队理应成为一九八二年的世界足球冠军。但是那些从头到尾观看了第十二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许多人却流露出了有点令人不快的味道。在此间的很多人看来,巴西在本届比赛中是最佳球队。只是在第二轮同意大利比赛的下半时才突遇坎坷。
    巴西踢的是引人入胜的攻击型足球。意大利队在对巴西人的比赛中的进攻战术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意大利人在大多数场次的比赛中踢的是谨慎的防守型足球,他们主要依靠密集防卫和偶而的快速反击战术。
    这种战术的目的,是诱使对手在门前发动无效的全力攻击,当对手倾全力进攻时,他们的防卫对于偶而突然发动的快速反击就变得脆弱了。对阿根廷的比赛,意大利人巧妙地运用了这种战术。比赛结果意大利队以二比一获胜。这表现了意大利队防守反击战术的成功。
    荷兰前国家队教练米歇尔斯说:“意大利队纯粹是使用破坏性战术赢了那些球。”
    防守反击战术也运用到意大利以二比零胜波兰的半决赛之中和在十一日以三比一胜西德的决赛中。
    当意大利人在获得领先地位之后,确实出色地发动了进攻。
    意大利获得冠军和巴西很早就被淘汰,这些事实表明:在一九八二年世界杯足球赛中采用谨慎的防守战术是获胜的主要原因。
    西德队员在许多场比赛中都踢进攻性足球,但是他们在关键时刻却显得过于沉着和谨慎。
    西德在半决赛中和法国队对阵时所取得的惊心动魄的胜利以及在第二轮比赛中以二比一战胜西班牙,这些都使人看出它在一九七四年获得世界杯时的“全攻型足球”的痕迹。但是在决赛时德国人却踢得很谨慎,在第一轮比赛时更是如此。因此被德国一家报纸称之为“丢人现眼的比赛”。
    西德以一比○胜奥地利是一场巧妙的比赛。当双方知道只要比分不变,他们就都可进入第二轮时,双方就没有再进球,这种做法曾遭到人们的嘲弄。
    这是一场企图阻挠雄心勃勃、但又经验不足的阿尔及利亚队进入第二轮的比赛。
    阿尔及利亚队因在第一轮比赛中挫败了西德队而震惊了世界足坛。
    阿尔及利亚在第一轮中的胜利是一种象征:即小国足球队或被认为是弱队的崛起。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和洪都拉斯差一点就可进入第二轮。此外,科威特和萨尔瓦多在同欧洲和南美强队的比赛中也都有精彩的表现。
    但是,这些球队都因经验不足而使西德和意大利队进入了决赛。


    【合众国际社哥伦比亚波哥大七月十三日电】哥伦比亚一家主要报纸今天报道,哥伦比亚私营工业撤销了对一九八六年在哥伦比亚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的财政支持。
    波哥大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时代报》报道说,本来已经组织起一个委员会来资助一九八六年在哥伦比亚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的几位银行家,已决定撤销他们的支持,因为新当选总统贝坦库尔不大愿意用政府的名义支持世界杯足球锦标赛。
    但是,曾保证给世界杯足球赛提供财政支持的这个银行业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不愿证实《时代报》的这一报道。
    国际足球联合会已请新政府在十二月十六日以前就它是否愿意在财政上支持在哥伦比亚举行的一九八六年世界杯赛作出明确决定。
    政府发言人伦特里亚说,“哥伦比亚一部分人公开反对哥伦比亚作为世界杯赛的东道主,主要原因是这个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有一百二十多亿美元的财政赤字,”


    【塔斯社索非亚七月十二日电】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发行一套面值分别为五、十三和三十斯托汀卡的邮票。这套邮票是为了纪念西班牙世界杯足球赛而发行的。


    【希腊《晚报》七月七日报道】在世界杯赛期间,转播世界杯赛实况的希腊国家电视台和希腊军队电视台的广告收入预计可达二亿德拉克马(六十德拉克马约合一美元),其中国家电视台的广告收入为一亿三千万德拉克马,军队电视台的广告收入为七千万德拉克马。这两家电视台的广告收入远远超过为转播这些比赛所花的投资。


    【美联社华盛顿六月八日电】一位英国教育工作者说,苏联的教育制度存在“许多问题”,其中包括缺少教师以及由于大多数儿童一直拖到七岁以后才正式受教育所造成的问题。
    约翰·邓斯坦在《全国中学校长协会公报》杂志五月一期上发表的文章中说,“俄国在四十年里,从一个相对落后的社会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在这方面苏联的学校应当受到赞赏。
    但是邓斯坦怀疑“美国人最近对苏联课程的优越性感到烦恼”是否有道理。邓斯坦是伯明翰大学的苏联教育问题讲师和该校俄国和东欧问题研究中心副所长。
    邓斯坦说,苏联优秀的院校“显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他对“一般的学校”提出了批评。
    邓斯坦说,现在仍然存在着大量问题,其中有:学龄前教育缺乏而且效率不高,缺少教师和校舍,课程负担过重,而且在教学法方面往往流于形式。他说,自一九七○年以来,苏联人扩大了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在过去两年,也在普通中学增加了对十几岁孩子的职业教育课。
    邓斯坦说:“他们当然使职业教育重新兴旺起来。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加重高等教育中的某些缺点,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减少了高等教育机构可以获得人才的来源。
    他说,现在大多数苏联儿童都是在过了他们的七周岁生日之后的九月一日入学。
    尽管校长也能允许那些在九月或十月满七岁的孩子入学。
    邓斯坦说:“人们发现,这种入学相当晚的教育制度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
    首先,当前苏联心理学所持的观点是:大约百分之八十的智力发展是在八岁之前完成的。因此,培养年轻有才智的人的大部分责任就落到了家庭及学龄前教育机构身上。但是,前者往往没有保证,而后者又不够充足。”
    他说,尽管保育院和幼儿园都有所增加,“但是一九七九年只能接收三分之一不满七岁的儿童。”
    他说,在七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六岁儿童被招人小学预备班,而且计划者制订了把入学儿童的年龄降到六岁的目标。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