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5日参考消息 第2版

    【香港《文汇报》五月十七日报道】题:偷渡未成坐牢半载
    警察公共关系处昨日发表一篇劝喻内地同胞勿企图偷渡来港的文章。
    文章说,当二十四岁的村妇褚某决定偷渡来港与她的姊姊团聚时,她满以为成功抵港后便可享受舒适的生活,面对“光明”的前途,谁知几经辛苦所换得的却是六个月的牢狱生涯,及给予亲友无穷无尽的麻烦,而最终亦难逃被遣返的命运。
    另一方面,她二十七岁的姊姊及三十一岁的姊夫,亦因协助她而身陷法网。虽然他们获法院轻判缓刑,但由于负债累累,经济已陷入极度困境。
    褚某偷渡抵港后,便被蛇头囚禁起来,然后用电话与她的姊姊及姊夫联络,索取三万五千港元作为释放她及换取一张假身份证的报酬。
    由于蛇头们诸般恐吓,表示如果未能悉数照付,便会将褚某毒打,然后卖落火坑,于是本已捉襟见肘的姊姊和姊夫只好四出张罗,为那笔“蛇费”到处奔走。
    虽然各方亲友亦给予大力支持,只能筹到二万五千港元。
    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蛇头们答允以二万五千港元成交。
    但逃出了蛇头魔掌后的褚某仍然不敢外出工作,每天躲在家里靠姊姊供养。
    由于家中突然增添一口及要偿还巨额债务,大腹便便的褚某的姊姊亦被迫外出工作,以弥补丈夫在快餐店的低微人息。沉重的家庭担子已将该对夫妇压得透不过气来,而他们对如何清偿那笔债务仍是一筹莫展。
    五月三日,警方反偷渡情报组人员搜查他们的旺角寓所。褚某终于向警方自首,其后被控以藏有伪造身份证罪名。他们三人在南九龙法院提堂,褚某的姊姊和姊夫分别被判监禁三个月及九个月,但缓期执行。
    褚某则因藏有伪造身份证而被判以六个月监禁。


    【香港《文汇报》五月二十六日报道】香港理工学院商管系高级讲师刘佩琼昨日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由于本港的经济结构转变快速,尤其向金融、服务性及高级技术制造业发展,因而令不少青少年难适应急剧的转变而造成恶果。
    她指出,自七十年代以来,本港的结构有两方面的主要变化。首先是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与金融、地产及服务性行业的增加,其次是制造业生产的灵活性提高,技术性亦有所提高。由于经济结构在这两方面的发展,工人要能够适应技术及工种转变的变化。当某一工业没落时,工人便要转向一个新的行业。因此,工人的专业技术与职业及工业间的流动性便出现矛盾。大量的青少年读完中三因没有再接受训练的机会,便会被淘汰出来,令他们难找到出路。
    另一个工业结构改变的影响便会造成贫富不均增加。金融及资本集约的工业使大量非技术工人的收入远远落后,不均情况更甚。这些改变冲击了原有的价值观及道德观。青少年受富裕社会的奢华所影响,但当许多东西都是可望不可及时,便会变得冷漠沮丧。
    她认为,青少年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这是社会整体发展计划不足的后果。基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再给他们发展的机会”。他建议社会工作者与学校、政府机构、工商机构合作举办一些活动,令青少年了解本港的实况及经济发展的成果以使青少年对发展前景有信心,令他们走上社会的正常发展轨道。


    【香港《天天日报》五月九日报道】题:历任香港总督
    你知道本港自开埠以来,除即将上任的尤德爵士外,共有几多任总督吗?答案是二十五任。
    第一任港督为钵甸乍爵士(一八四三至一八四四),以后依次为戴维斯(一八四四至一八四八),文咸爵士(一八四八至一八五四),宝宁爵士(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九),罗便臣爵士(一八五九至一八六六),麦当奴爵士(一八六六至一八七二),坚尼地爵士(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七),尼诗爵士(一八七七至一八八三),宝云爵士(一八八三至一八八七),德辅爵士(一八八七至一八九一),罗便臣爵士(一八九一至一八九八),卜力爵士(一八九八至一九○四),弥敦爵士(一九○四至一九○七),卢嘉爵士(一九○七至一九一二),梅含理爵士(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司徒拔爵士(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五),金文泰爵士(一九二五至一九三○),贝璐爵士(一九三○至一九三五),郝德杰爵士(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罗富国爵士(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杨慕琦爵士(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七),葛量洪爵士(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七),柏立基爵士(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四),戴麟趾爵士(一九六四至一九七一),和昨日刚卸任的麦理浩爵士。


    【本刊讯】据香港报纸报道,香港廉政公署最近发表的一九八一年年报显示,去年香港的贪污情况有明显增加。年报说,情报显示有甚多从最初级以至很高级的公务员,曾介入严重的贪污案件中。
    该年报透露,一九八一年内香港廉政公署接获的贪污举报共二千三百四十四宗,比一九八○年多了五百七十二宗,即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而遭检控的有五百零九人,比一九八○年增加了一百七十六人;定罪的有三百五十八人,比一九八○年增加了一百二十三人。这些数字均为廉政公署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
    年报还显示,大部分贪污举报,都是与政府部门有关的。其中仅是与警务处、房屋署、市政事务署、工务司署、新界民政署及人民入境事务处这六个部门有关的贪污举报案件,就占贪污举报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
    年报又说,廉政公署将在今年内与律政司署洽商,研究对有关贪污调查和检控的法例作进一步的修订。


    【香港《新晚报》五月二十一日报道】港府今日发表统计处在四月间进行的今年首季度工商业调查报告,约有八百间公司参予了调查。
    调查显示,制造业在第一季度内只有低水平的活动能力。该业的不景气与去年同期比较时更为显著。
    批发零售业、酒楼及酒店业受到季节性因素影响,也有所下降。
    建筑业方面,报告显示本年首季与八一年第四季情况差不多。
    一般预测八二年第二季度时制造业和建筑业预期将稍有好转。但酒店业情况则会延续至第二季度。
    银行业在第一季度时情况良好,预期第二季度时仍会维持。
    今年首季制造业情况不理想,主要表现在成衣、纺织品、塑胶、电子和钟表等。
    据调查报告,建筑业在第一季度主要面临的问题是高利率、订单不足、高工资和价格竞争。建筑业则认为高利率和价格竞争是该业面临的问题。


    在日本,每年五月的第一周被称作“黄金周”。这一周之内,集中好几个节假日,各企业和政府机关大都连续或断续地放假,人们多利用这一时间外出观光、游览、休息。因此,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以及娱乐体育设施等第三产业在此期间生意兴隆,顾客盈门,赚钱很多。第三产业界便把这一周称为“黄金周”。
    今年的“黄金周”从四月二十九日开始,至五月五日止,其间有在位天皇生日(四月二十九日)、五一国际劳动节(五月一日)、星期天(五月二日)、宪法纪念日(五月三日)、儿童节(五月五日)。连休期间短则五、六天,长则达十二天。
    记者应日本朋友饭沼和正先生的邀请,在“黄金周”期间到他家里去作客。
    战后,日本人的家庭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子女长成大人后,即与父母分居,而且家庭人口也越来越少。据调查,目前,日本人一个家庭的平均人口是三点几人,不到“四口之家”。最常见的家庭形态是夫妇俩带两个孩子,夫妇俩带一个孩子的也不少,三个子女以上的情况罕见,偶而看到,也都是三、四个女孩子。这可能也是“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的残余。
    可能是由于节假日休息的缘故,人们的穿着更加随便,并没有那么多讲究。
    女性,总是喜欢梳妆打扮的,不过,涂脂抹粉,染指修眉,这在高中以下的学校中是被禁止的。女性的服装,以各种裙子为主流。
    从品川乘京滨东北线普通电车,向西南行,可到达横滨市的矶子站。东京到横滨,相距约三十公里,现在已经连成一体。铁路两旁,街道、公路纵横,建筑物林立,其中有许多工厂、仓库,沿途所剩空地实在不多了,房子已开始向山丘上修建。这是环东京湾的京滨工业地带的一部分。
    饭沼先生开着汽车,陪记者到位于矶子车站附近最高一座山顶的王子饭店。在面向海湾的吃茶间,饭沼先生拿着地图,指着外边说:“一九六四年我们从这里向外望,看到的只有茫茫大海和附近山丘上的野草树木。现在,你看,那远处牧本岬是日本石油公司的油库,正前方是东京电力公司的液化天然气火力发电站,这是日清食品公司的工厂,那是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的造船厂……这些大工厂,都是建设在填海造地形成的地基上,没有占陆地面积,是六十年代后期陆续建设起来的。”
    从山上下来之后,主人驱车到靠海湾的富冈地区。饭沼先生说,这个“未开发地带”到九十年代将成为新的工业区。临海一边建工厂,靠山一边盖住宅。高速成长时期缺乏计划性,出现了公害问题。现在建工业区,接受了经验教训,事先留够了绿化地带和公园用地,并且有污水处理设施。这些填海造地工程原是由神奈川县投资进行的,现已陆续出卖给私人企业。在广大的面积上,日本钢管、日本道路、三菱工业……许多大公司已开始兴建厂房,竖铁架,挖濠沟。引人注目的是,工厂尚未建起来,区内的公路、上下水道、电线等所谓“社会资本”工程项目却早已完工,道路两旁,都已栽上树木花草。在海滨,未成形的海之公园里,已有不少人在钓鱼。
    在一个名叫“金泽海滨”的新住宿区,只见一排排十多层的高楼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大小通道,纵横交错,楼房与楼房之间,除了铺设的道路可通行汽车、自行车和人行之外,就是草坪、花坛、树丛,见不到土层,更没有尘土飞扬。幢幢楼房为绿色环绕,色彩柔和而谐调。、
    饭沼先生告诉记者,多年来,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周围,一直在兴建新住宅区,但日本的住宅问题仍然很严重,而且价格昂贵,要买一套理想的住宅很难。
    饭沼先生一家四口人,妻子玲子,四十一岁;长子契,十四岁,初中三年级学生;女儿立子十二岁,上小学六年级。五年前,他们才从别处搬来。主人介绍说,五年前买房时,时价是二千八百万日元,现在要五千万日元。
    饭沼先生说,他一家的全年收入大约是八百至九百万日元,除偿还住宅贷款和全家吃穿用外,一年还可存入银行大约一百万日元。据他自己评价说,他家的经济状况在日本属于中等偏上。
    饭沼夫妇二人都是大学毕业生,结婚后又一同到美国住了一年,受过美国式民主的“洗礼”。因此,两人在家庭中是地位平等的。尽管如此,女主人还是羡慕中国的家庭里男女分工合作共同搞家务事的作法。
    女主人说,她们家庭面临着两个大问题,一个是防止孩子的“不良化”问题,另一个是孩子的升学问题。所谓“不良化”,即是指孩子受社会各方面的不良影响,变成“不良少年”。在日本,这是最使父母担心的问题之一。眼下孩子尚小,还不成其为问题,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突出。
    饭沼先生今年五十岁,一九五八年大学毕业后,在《朝日新闻》当了十多年记者。七○年退职,与人合伙开办了一个名叫“科学技术开发中心”的小公司。他觉得,自己离开报社单干虽然辛苦些,但觉得自由,不受限制,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不过,为了自己的小公司,天天东奔西跑,从早忙到晚,每天大都要在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到家,也感到很疲劳。结婚十八年来,他同妻子没有在“黄金周”期间外出旅行观光过,连星期天也钻在工作室内写稿子。
    饭沼先生一九六八年写了一本书,名为《从模仿到创造》,在日本第一次提出了应推进创造性科学技术研究的观点。
    他主张,科学技术的研究应发挥个人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
    (张可喜发自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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