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苏企图通过实现亚洲「正东面」的缓和来摆脱「东西两面」对苏夹击的战略劣势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四月十三日一期文章】题：苏联害怕孤立，开展全方位外交
最近，勃列日涅夫主席转守为攻，向国外发动了一个又一个的外交攻势，把世界政治家的耳目吸引到了莫斯科。
其一是，向“正西面”（欧美）提出了核裁军建议，宣布冻结中程核武器ＳＳ—２０的部署，年内单方面地削减“一定数量”的已经部署的ＳＳ—２０导弹。另一个是针对“正东面”发出的要求同中国和解，改善同日本的关系的积极呼吁。
苏联在向西方提出核裁军建议一周后，又提出了改善同中国、日本关系的认真的呼吁。如果把二者“联系”起来考虑，我们就会明白勃列日涅夫主席发动“三月外交攻势”的真实意图：克里姆林宫对美国里根政权推行的全面增强军备的对苏挑战有一种危机感。正警惕里根政权的下述企图：迫使克里姆林宫首脑内心里接受一九八三年在欧洲部署潘兴Ｉ式导弹和巡航导弹这个难以忍受的既成事实，参加扩军竞赛，使苏联经济长期处于破产状态。
里根政权的对苏挑战，只会加重经济不景气的苏联的经济负担。克里姆林宫首脑无疑有这样一种危机意识：以增加经济的交流为基轴，现在虽然还能维持同西德、法国的国家关系，但是，围绕着一九八三年部署美国中程导弹的问题，整个八十年代，苏联和美欧之间都将处于一种军事对峙的局面。
对于不得不对付“正西面”这种军事对峙局面的长期化的苏联领导机构来说，无论如何也要消除“正东面”战略上的不利状态，即在同强大的人民中国和有可能成为潜在军事大国日本的关系中，继续维持现在这种政治的、军事的对立状态在战略上是不利的。克里姆林宫首脑一刻也没有忘掉的“恶梦”是远东日美中三国实行军事合作，建立起“‘正东面”的对苏包围网。克里姆林宫—直在寻找机会，阻止这个不知哪一天会完成的远东对苏包围网的形成，企图在这张网上打开一个缺口。
克里姆林宫自然不会放过自去年下半年起到今年这段时间里迅速暴露出来的美中、日美矛盾。特别应该强调的一点是，这次勃列日涅夫对中国的和解建议中提出的“不否认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苏联从未支持过两个中国”的说法。可以认为，这表明了苏联领导机构在对中国评价上的理论上的让步。恐怕可以说，它明确地表现了克里姆林宫的对华接近战略。
勃列日涅夫“正东面”的和平攻势的第二个目标是日本。他呼吁在日苏两国间开始举行“加强远东信任措施”的谈判，强调可以大幅度扩大现在的日苏经济关系，采取了改善日苏关系的向前看的态度。恐怕可以认为，这是克里姆林宫对日本采取的巧妙的对日灵活外交。它抓住了日本同美国的经济摩擦日益升级，日美间关系不和迅速加深的现状。
针对欧洲“正西面”和亚洲“正东面”发动的勃列日涅夫和平外交攻势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全方位外交攻势”，但是，其内在的最重要的方位是选择在亚洲“正东面”的缓和路线上。克里姆林宫面对以欧洲为舞台的美苏长期对抗这个现实，企图通过实现亚洲“正东面”的缓和摆脱“东西两面”“对苏夹击”的战略劣势。可以说，这是凭借实力使波兰危机平静下来的苏联领导机构，为应付八十年代后期到来的国际政治的新的变动而采取的“先发制人”的外交布局。
【美国《迈阿密先驱报》四月六日文章】题：阿根廷的执政委员会领袖赢得人心（记者蒙塔尔巴诺发自布宜诺斯艾利斯）
一星期以前，骚乱镇压警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用催泪弹、警棍和大逮捕来强制推行加尔铁里的军人统治。
今天，加尔铁里成了阿根廷举杯祝其健康的人。在他的国民看来，加尔铁里突然成了巍然屹立的人物。
阿根廷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当今的所有僭位者都踢足球。现在他们似乎发现加尔铁里就是真正的民族英雄，至少当前是如此。所以会出现这种惊人的转折，原因是出兵攻占了福克兰群岛。
目前，他们根本不管这样的违反国际法的重大行动，可能会使英国以报仇雪恨的舰队的形式发动报复行动。
现在，全国的意志得到了决定性的表达，理想实现了，这就足够了。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失望和数十年毫无结果的谈判以后，阿根廷每个学童都相信的话成了事实：“马尔维纳斯群岛是我们的”。
加尔铁里容易受到外国批评家的批评，他们认为阿根廷攻占福克兰群岛是重新玩弄陈腐的手法：树一个外国敌人，以便使国内人民团结起来，使他们不再注意国内的困境。
上星期二，警察疯狂地在这里的五月广场上把要求“和平、面包、工作！”的示威者赶得精光，并在市中心的大街上追赶他们’其中有成千上万的倒霉的过路人。
到星期五时，政府正鼓励人民到同一个广场上集会，庆祝收复福克兰群岛的胜利。加尔铁里站在博取民心的玫瑰宫的阳台上向欢呼的人群招手致意，这一镜头使人们想起了前总统庇隆当时的情景。加尔铁里是自从庇隆夫人伊萨贝尔一九七六年在全国的欢呼声中被赶下台以来的第三任军人总统。就加尔铁里政府而言，对福克兰群岛采取的冒险行为确实为它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避开国内弊病的一个喘息机会。
从政治上说来，加尔铁里一直受到压力，要他准备在一九八四年恢复经过这样选举的政府。现在，竞争席位的各政党将不得不缓和一下他们的行动，因为全国保卫成果的那种紧迫感已经取代了一片欢乐感。
从经济上说来，阿根廷在明显下降。因为军队最近为了解决三位数的通货膨胀而采取的措施加剧了失业现象，降低了这个喜欢过安逸生活的中等国家的生活水平。占领福克兰群岛不会给经济带来什么好处。最近几个月，想移居国外的成千上万的人在外国驻这里的领事馆前默默地排着队。收复福克兰群岛也许能使国民恢复一种并不正确的目的感。所以，在打了第一圈牌以后，加尔铁里手中大部分是王牌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赢了这一局牌。
举一点来说，他已经走得太远了，只要后退一步就会失去人心。占领福克兰群岛的行动在国内造成的气势已不允许他后退，哪怕前面是毫无意义的暴力行动的道路。
【香港《大公报》四月十二日报道】有人给四十艘军舰组成的英国特遣舰队算了一笔细账。据估计，单是派出这四十艘军舰在海上组队南下，每天就要开支一千万英镑。合起港币来就是一亿多元了。
从伦敦以南的著名军港朴次茅斯出发，到达南大西洋的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要走十四天。因此，在特遗舰队开抵争议地区时，起码已经耗费了折合十五亿港币的开支。
这些人再度为英国经济表示担心。英国一九八二财政年度的军费约为一百三十九亿英镑，占全部预算支出的百分之十五，已经造成了相当重大的负担。
打起仗来很可能另外送掉若干亿镑，这笔数字将给保守党政府造成新的困难。
在外交、军事难题之外，又加上经济难题。
说西方国家为苏联军火制造零件，同时也使用苏联的技术
【英国《观察家》周刊三月二十一日文章】题：武器商是如何跨过半阴影区出售武器的
在本刊透露了英国几家公司为阿拉伯一些国家的政府所使用的苏联米格飞机制造主要部件的消息之后，一种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制造武器零件和部件的半阴影之下的军火工业现在暴露出来了。
尽管实行了种种军火抵制，国际政局紧张，但是为各种国家使用的各种装备供应零件的生意却兴旺起来。实践证明，只要战略上有需要，手里又有硬通货，具备这两个条件就能够克服各种障碍。
据了解，虽然西方的公司，主要是英国的公司为苏联军用飞机制造部件，但许多西方国家的军队自己也使用苏联的技术。英国国防部昨天证实，英国蝎式坦克和装甲车现在就是采用苏联和罗马尼亚制造的轴承。
一位发言人说，“我们从欧洲承包商那里购买许多零件。有些标准的物品，例如轴承这样的东西，确实是来自象罗马尼亚和苏联这样的国家。”
英国军队使用苏联部件的情况，最初是由前保守党议员霍奇森在一九七七年透露出来的。他上周说：“我的印象是，现在我们的军队采用了苏联制造的许多零件和部件，包括制图设备。”
意大利政府和西德政府也在购买苏联造的海绵钛，用于现在同英国联合制造的旋风式战斗机。
西方一些小公司可以为任何顾客复制军事装备的全部零件，只要价格合适就行。伊朗伊拉克战争导致双方大量需求坦克零件。由于对海湾战争的双方实行了局部的武器禁运，英国各家主要武器供应商直到最近都不能满足这些零件的要求。但这一禁运并没有阻止比利时的工厂制造这些零件。布鲁塞尔附近的一家比利时公司阿斯科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只要有图纸，我们可以制造坦克零件”。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四月十二日文章】题：海军部长莱曼：精通业务、心直口快的强硬派
约翰·莱曼去年就任海军部长，当时他三十八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海军部长之一，或许也是最有势力的海军部长之一。
莱曼是在发生了伊朗事件，人们为波斯湾地区和加勒比海地区担心，因而越来越认为海军重要的时候担任此职的。本届政府不仅想要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而且正在把五角大楼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各军种的部长。
莱曼前后获英国剑桥大学硕士学位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他曾在宾夕法尼亚国民警卫队和空军预备队服役，现在仍是美国海军预备队正式军官，中校衔。他是受过训练的海军军官飞行员，曾作为轰炸—领航员执勤。
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四年，莱曼在基辛格手下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后来被任命为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副署长，直到一九七七年。
这位海军部长精通军事、外交和军备控制方面的事务。他说话直爽、主张强硬，这种态度使他常常成为争论人物。他公开批评那些他认为试图欺骗政府的军火商时从不犹豫。
他在去年夏季为《战略研究》写的一篇文章中说：‘“美国必须拥有明显的优势，不能退而求其次……”
【法国《解放报》四月八日文章】题：法国政界的年轻化
左翼的胜利使一些新的议员坐上了波旁王宫里的交椅。这些新的议员代表的不是一代人，而是一些社会阶层，在此之前，这个阶层是一直被排斥在政权之外的。在社会党的这些新议员中，“精力旺盛”的显然是三十五岁至四十九岁的人。达维德·昂莱最近在《权力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社会党议员”的研究性文章指出，这些新生力量主要来自罗卡尔派和密特朗派，而莫鲁瓦派似乎更多地是些五十岁以上的人，从另一方面讲，这使莫鲁瓦派议员享有一定的威望……
虽然社会党议员把国民议会的平均年龄降低了，事实上，议员平均年龄今天为四十九岁，而一九七八年的平均年龄是五十一岁，上一届议会的平均年龄为五十五岁。
这种不断的年轻化主要靠逐步取代解放时期开始任职的一代政治家而实现的。
在政府方面，部长和国务秘书们的平均年龄（五十二岁）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应当看到，这届内阁中年纪最轻的人洛朗·法比尤斯被任命为关键部门——预算部部长职务时，仅三十六岁。莫鲁瓦（五十四岁）政府中，除有两名年过七旬的阁员皮埃尔·德雷菲斯（七十五岁）和加斯东·德费尔（七十二岁）以外，其他大多数部长和国务秘书的年龄都是在四十五至六十岁之间。负责老年人工作的国务秘书约瑟夫·弗兰切斯基的年龄是五十八岁。
参议院方面，年轻化的进度要缓慢得多，参议员的平均年龄为六十岁。
宪法委员会是老人政治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宪法委员会最年轻的人
——同时，又是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六十九岁的罗歇·弗雷。
年龄最高的是八十一岁的路易·若克斯。然而，这些逃脱选举的“贤人”都属处在“黄昏暮年”时节的法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