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人工作是有成效的，非洲国家高度评价中国的合作；不足的是他们同当地人民没有什么接触，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很有限
【法国《解放报》十二月二十日文章】题：谦虚但令人困惑的合作者（作者：皮埃尔·哈斯基）
（原文提要：所有的非洲合作者都欢迎中国合作者。从扎伊尔、刚果到坦桑尼亚，中国人的特长是修建公共工程。）
在刚果首都，有三个工地正在紧张施工：苏联人正在修建刚果劳动党干部学校，法国人正在修建一家豪华的饭店，中国人正在修建“人民宫”。
非洲国家高度评价中国的合作。象刚果这样一个非洲国家，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方面对苏联人比对中国人更亲近，但在经济发展方面，苏联人却没
有留下什么，中国人参与了好几个国营农场的建设工作，他们还特别修建了布恩扎拦河坝，这项工程是刚果独立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由于法国架设了一条高压线路，这一拦河坝已开始向刚果的经济都市黑角供电。
在毛时代，中国对外援助的一半用在黑非洲。但是，最近几年来，这一援助额明显减少了，而同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却大幅度上升（中国是顺差）。贸易额已从一九七六年的八亿七千六百万美元增加到去年的十三亿美元。在非洲，每个国家的市场上都有来自中国的带有亚洲色彩的搪瓷盆，印有中文字的手电筒和其他日用品。中国的手工业品还经过博茨瓦纳输向南非。
中国在黑非洲大陆帮助建设的最大工程当然是“自由”铁路。这条铁路长一千八百六十公里，把赞比亚的铜矿同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连结起来了。西方人拒绝修建和资助这条铁路。一万名中国人同五万名非洲工人一起在工地上施工，一直到一九七六年正式通车。工程比预计提前一年完工。这条铁路使赞比亚摆脱了罗得西亚和南非的白人政权的经济封锁。
中国的援助受到称赞，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合作者”态度谦虚。在布拉柴维尔，苏联人以及其它东欧人以常在位于刚果首都中心的苏联大使馆院子里举行排球比赛而闻名。中国人却生活简朴，十分谨慎。不足的一面是他们同当地的人民没有什么接触，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仍很有限。在非洲的中国人工作是有成效的，尽管方法有些过时，但中国人很难保证在他们离开之后援建的工程能继续运转下去。非洲人不是中国人。中国派往非洲的几千名技术人员中，有三分之二是建筑方面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其余的人在卫生、农业和教育部门工作。在坦桑尼亚、赞比亚，可以见到他们，在蒙博托的扎伊尔，也可以见到他们。
在非洲人看来，中国人仍然是举止奇怪、令人迷惑不解的好人。他们规规矩矩，似乎真是外星球来的人。非洲人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为最穷的国家服务，比如修筑公路、大坝和体育场。他们来这里不论做什么，都不是充当一种榜样，而是作为受人尊敬的朋友工作。
【《日本经济新闻》十二月十八日报道】题：日中经济交流轮到中小企业
在中国，发展工业的重点从重工业、化学工业转向轻工业。以此为转机，热情的目光都转向日本的主力——中小企业。在日本，以财界、地方政府、金融机关为核心，为了促进向中国进行技术指导和合作、合办企业等已开始铺设渠道。
由中小企业作为日中经济交流的时代继承者，去年五月设置了日中经济协会中小企业特别委员会。今年十月下旬，第一次派遣工厂诊断队到大连缝纫机厂等三个企业搞实际业务。这支队伍的成员本身也是中小企业诊断人员，接受了中国改造工厂的要求：“希望帮助提高已经老朽了的中小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预定明年三月也派这样的代表团到杭州的中小工厂去，打算在实现中国的中小企业的现代化上开展合作事业。
该委员会想通过这种实实在在的合作，使日中两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合作和合办企业都得到发展。可以说，目前中小企业中的日中交流气氛已经出现，但在各个中小企业里，还遗留着一种不安的心情：向中国投资以后，果真能收回资金吗？再加由于不景气，新的投资热情不高。
（七）“铜矿之国”
——赞比亚
赞比亚国名源于非洲第四大河赞比西河。以前殖民主义者把这里称为“北罗得西亚”，但赞比亚人民从来都不承认这个名字。
赞比亚是著名的“铜矿之国”。在北部铜带省，连绵的铜矿形成一条宽六十多公里、长一千余公里的巨型铜带。铜的储藏量占世界总储量的近四分之一，产量占世界第二，若按人口平均，则居世界第一。在这个“铜的王国”里，处处离不开铜。政府用来迎送外国贵宾的高级轿车是用铜制的；议会大厦的外墙是用铜皮包制的；居民家庭中，饭碗、汤钵、茶壶、酒杯、烟盒、果盘，往往都是铜制的；男子求婚要向女方赠送一件珍贵的铜制工艺品，女儿出嫁要陪送一个铜制梳妆台，连亲朋离别都要送一件铜器留念。
赞比亚多蚂蚁，蚂蚁山到处可见，大的高过屋顶，所以有人又称赞比亚为“蚂蚁王国”。（八）南部非洲的新星——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在非洲班图语中为“石头城”或“石屋”的意思。在首都索尔兹伯里以南有一处著名古迹——古代石建筑群遗址，被称为大津巴布韦。这里星罗棋布地分布着用石块筑起来的石头城（有人称之为土围子），围墙一般高约二点五米，最高达十米。在石头城里，曾挖掘出许多鸟兽形石刻和许多国家的古代器皿，其中有中国的陶瓷制品，阿拉伯国家的手工艺品，还有非洲国家的金银铜器。这些珍贵文物吸引世界各地的淘金者和考古学家纷至沓来，但石头城的由来却至今仍是个谜。有的考证说，这里是当年各部族代表祭奠祖先之地；有的则认为，津巴布韦原来是向以色列所罗门王朝的神庙宫殿提供金器的重要城镇；还有人估计这些石头城系中国、印度或阿拉伯商人所筑，因为中国明朝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时曾到达非洲东海岸。
津巴布韦原称罗得西亚，两年前才告独立，被称为南部非洲的新星。这里的江河湖海中多有鳄鱼出没，使它以出产优质鳄鱼皮闻名全球。因此，有人就给津巴布韦送了个“鳄鱼之乡”的别称。（四）
【埃菲社基多十二月十二日电】题：厄瓜多尔一九八二年：从石油繁荣走向危机
对于厄瓜多尔来说，一九八二年标志着从七十年代的石油繁荣向引起社会不安的经济危机过渡。
石油繁荣是一九七二年着手开采在东部地区发现的五个油田而开始的，这五个油田的发现使厄瓜多尔进入了石油输出国俱乐部。石油成就在国内总产值的增加方面体现了出来，一九七六年国内总产值增长率达到了百分之七点一。国家预算从一九七一年的二亿四千万美元增加到一九八二年的二十四亿美元。
掌管财权的历届军政府甚至有能力还清了一百五十多年前由于独立战争而欠下英国的债务。
石油的价格不断上涨，自一九七二年以来已增长了十多倍。
因此一九八○——一九八四年度的发展计划预计每年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六点二，但无论在第一年（百分之四点三），还是在一九八一年（百分之四）或一九八二年（百分之二）都没有达到这一指标。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情况是：石油价格在持续上涨（曾达到每桶四十美元）之后下跌了；无论是石油出口，还是传统产品香蕉、可可和咖啡的出口都遇到了困难。
于是就出现了危机的迹象：用于国家预算的资金不足日益严重（一九八二年甚至达到了二十四亿美元预算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货币储备下降百分之五十二，今年只剩二亿五千零四十万美元；以及没有钱支付四十六亿八千一百万美元的外债。
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有：苏克雷贬值百分之三十二，禁止和严格限制进口，以及汽油涨价百分之一百和小麦涨价百分之八十。这些果断的决定使通货膨胀率达到了自一九七五年以来最高的水平——百分之二十五，并给社会形势蒙上了阴影。
九月份和十月份，参加工人统一阵线的主要工会举行了两次总罢工，并充当了街头与广场上的人民斗争的先锋队。这些斗争至少造成了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和数百人被捕。
资金来源不足同下述情况有关：国家生产出口产品的生产力不足、过份地依赖石油（石油出口为对外贸易的百分之六十）以及工业发展的模式不符合本国的实际情况。
【埃菲社基多十二月十二日电】厄瓜多尔副总统莱昂·罗尔多斯认为，一九八三年厄瓜多尔将处于共和国历史上最困难的阶段。
罗尔多斯在瓜亚基尔（厄瓜多尔位于太平洋沿岸的一个城市）经济学家协会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强调了对外经济情况的严重性。当地报纸今天扼要地报道了这次讨论会的情况。在这方面，他指出了在短期内要求偿还而厄瓜多尔直到一九八五年都无力偿还的很高的债务。
他认为，国家将无力偿还这笔债务，尽管政府已向一些外国信贷银行要求续借一九八三年将到期的大约十二亿美元的贷款。这个数字相当于外债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外债已达到了四十六亿八千一百万美元。
在财政方面，罗尔多斯对石油收入可能增加表示悲观。石油收入是公共资金的主要支柱。
因此，他表示担心，如果议会不批准政府提出的一些新的税收的话，一九八三年大约二十四亿美元的预算会缺少大约四亿五千万美元的资金。
除了这些困难之外，这位副总统还谈到了私人企业和银行由于外债而遇到的困难局面，以及到十二月底将达到百分之二十五的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实际工资购买力下降。
【《日本经济新闻》十二月三日报道】题：中国“稳步路线”似乎已经扎根（记者：武田昌三）
在提出了“争取到二○○○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的中国，稳步前进的想法似乎已经扎根，动荡不已的时代已完全结束。
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来看，我感到，驱使领导人奋起大干的理由，从心情上说是可以理解的。
在北京，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犹如潮水一般。沿长江而下，可以看到，在沿岸城市的各个码头上下船的人，熙熙攘攘，拥挤不堪。农民肩挑着家畜、蔬菜、家用电器和小家具。这表明了十亿人民的能量，同时也表现出了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情况。
中国今天的经济路线，是在放弃了过去大跃进的冲动的前提下确立的。简单地说，是以一九七八年底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农业和工业采用生产责任制和对外实行开放为长期的中心政策。
引进市场经济——尽管是部分的，通过扩大企业和农民的自主权搞活经济，使经济具有合理性。
从三中全会后三年多来的情况看，新路线的最大受益者是农村，特别是近郊农村。我访问了四川省重庆市郊的歌乐山金刚生产大队。这个大队的生产责任制不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而是以作业组为单位。这里，人均年纯收入逐年上升，一九七七年为一百四十元，一九七九年为一百八十四元，一九八○年为二百元，一九八一年为二百一十元。据说过去三年间有二百多户农民盖上了新房。
据国务院农牧渔业部所属的农业研究所说，新农业政策的中心是：（一）实行责任制，让农民承包生产，发挥农民的自主性；（二）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超额部分实行优待价格）；（三）扩大自留地，鼓励农民搞副业。
由于实行了这种新政策，全国农民平均纯收入，从一九七八年的一百三十四元增加到一九八一年的二百二十三元。
工业方面也是如此。扩大管理人员的自主权，特别是可以自由支配利润，似乎鼓起了大企业的干劲。
我访问了几家近似于专门生产出口玻璃产品和衣服的小企业。这些小企业都在建设新的工厂，不少管理人员对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