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20日参考消息 第2版

    说过去两三年内,台湾人政治观点上一个重大改变是认为台湾与大陆终将统一,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解决台湾的政治地位;台湾当局已在研究他们所能作出的有限的几种抉择了;台湾当局拒绝大陆的“三通”建议,台湾人对此普遍感到不满
    【美国《洛杉矶时报》十月三日报道】题:台湾以焦灼的眼光注视着未来(记者:迈克尔·帕克斯发自台北)
    前途问题正在悄悄地,然而却是迅速地来到台湾的面前,它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解决这个岛屿的政治地位了。
    由于这里的中国国民党人在国际上不再被视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而且他们正受到北京共产党政权要“统一祖国”的越来越强的压力,所以他们已经在研究他们所能作出的有限的几种抉择了。
    对许多人来说,这个所谓的“前途问题”最终意味着同共产党人就台湾同大陆统一的问题达成协议。但是,如何统一,何时统一,以及在作出哪些保证的情况下实现统一(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目前正在展开激烈的辩论。
    一位在政治上关系很广的台北律师前几天说:“四、五年以前,谁要是提出我们应该同共产党人谈判,他就会进监狱。可是,今天大多数人都承认我们在某个时候将不得不这样做。因此,我们注意的焦点正转向能使我们得到最有利条件的战略和战术。”
    可是,这里有些人认为,台湾应该尽可能拖延时间。他们说,台湾这种“暧昧的”地位必须由后代去解决。这意味着他们也认为最终是要同中国大陆实现统一的。
    对一些国民党人来说——这些人甚至在这里也被称为“死顽固”、“极端保守分子”或者干脆称为“将军们”,唯一的抉择是彻底反对中国共产党人。他们不愿使用现已为大家所接受的“统一”这个字眼,坚持说他们的目标是“光复大陆”。这些人虽然在政治上仍然是有势力的,但他们是少数。因此,拿一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来说,这些人“无法扭转目前的趋势,而只能阻滞这种趋势”。改变观点台湾一家大报的一位政治评论员说:“同我谈过话的每个人都认为将来是会实现统一的。这是我们在过去两、三年内在政治观点上发生的一个重大改变。而且现在还在不断地发展。但是,至于统一将会如何实现,实现统一到底是好事还是仅仅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它是不是会在我们这一辈实现,或者说统一后的中国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对于这样一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还没有普遍同意的想法。不过,现在存在着成千上万种意见,而这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
    国民党人的官方态度,正如蒋经国总统所说的,仍然是同共产党人“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但是,甚至连这种坚决的“永不谈判”的立场,现在也故意弄得模糊了。
    三个半月以前,行政院长孙运璇经蒋经国的许可在一次讲话中暗示,国民党人实际上是可能会谈判的,如果这种谈判是从实力地位出发、而不是在压力下进行的话。他还说:“统一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重大改变虽然台湾后来在这里的军方领导人施加压力以后又缩了回去,不再承认孙运璇这番讲话的全部含义。但是,孙的话还是给大多数中国政治分析家和外国政治分析家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国民党领导集团内部正在发生重大的改变。
    北京密切注视着台湾的情况,它发现过去一年内出现了那里的消息灵通人士所说的观点渐渐靠拢的重要现象。这些人士说,双方现在都说统一是“神圣任务”;双方现在都在谈论解决办法应该以一国范围内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为基础;双方都说,随着大陆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方面渐渐接近台湾,统一就能实现。当发行广泛的《中国时报》在这里出版的一家周刊,前不久就统一问题进行征文比赛时,竟有数以千计的人投稿参加,这不仅证明人们在广泛辩论这个问题,而且也证明政府已经容许进行这样的讨论了。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说:“说真的,国民党正在设法在这个问题上赶上舆论。人民已经走在我们的前头,但是,如果我们猝然行动,那可能造成整个局势的不稳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里的公众对于拒绝考虑共产党提出的台湾与大陆直接通邮、通商和海空通航,继而让亲戚、游客、学者、运动员和艺术家互相访问的建议,普遍感到不满,甚至在政府高级官员中间也有这种情绪。“前途未定”施加压力在北京的战略中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台湾在外交上处于孤立,美国减少向台湾运交的武器,北京拒绝宣布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所有这些都促成了这里对未来所普遍感到的不安情绪。
    经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震说:“压力我们还能应付,但是它仍然损害着我们的情况。例如,在经济方面,投资额比本来应有的水准低了百分之十,我认为这是前途未定的反映,特别是美国的支持不能肯定的反映。”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履安说:“我们都明白,这个前途问题是一定得解决的。至于如何解决,有许许多多想法。”
    此间所有政治观察家都告诫说,中国统一问题不会很快解决。他们指出,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分歧非常之深。
    但是,也有人认为,大陆变革的步伐越来越快,那是会促进和解进程的。一位曾经在这里和北京工作过多年的美国人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种在四年前还不可设想的互相接触的场面,当时连统一这个词都是禁用的。在此间政治领导正在发生过渡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的解决很可能比我们的预料要快得多。”


    【台湾《时报杂志》十月十七日一期报道】联勤总司令蒋纬国将军,据闻内阁进行调整时,将入阁担任重要职位。
    蒋纬国将军在几年前由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校长调任联勤总司令时,观察家已判断,这是蒋将军在军事系统内进一步发展的明确征兆,如今整个高层权力结构酝酿进行调整与巩固的时刻,蒋纬国进一步出任要职的时机已逐步成熟,其入阁的可能性愈趋明朗化。
    据悉,蒋纬国入阁的职位可能是外交部长或国防部长两者之一,不过一般判断,以国防部长的可能性较大。另据了解,海军总司令邹坚上将任期延长一年即将届满,最可能接替的人选是现任国防部参谋总部副参谋总长叶昌桐中将。


    【法《晨报》九月二十二日文章】题:一九八三年可能同时出现货币、经济和社会的困难
    自从一九八一年五月十日以来,一九八三年就被视为战略性的一年。在一九八三年到来前三个月的今天,预测依然如故,然而,由于世界经济不稳定,增加了预测的难度,因为现在已不能仅根据某些范例的研究和电子计算机的计算来进行预测。
    一九八三年,法国经济将面临三个严重困难。
    第一个困难纯粹是货币或金融方面的困难。法郎虽已连续两度贬值,但今天仍然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况之中,其主要原因是,我国贸易和日常业务出现了大量逆差。是否应指出,最近借款四十亿美元与八月份贸易逆差增加两倍有关?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解决不了我国的问题。法郎坚挺与否取决于美元和马克的兑换率,而对此,我们无能为力。
    第二个困难更加严重。货币混乱向来只表明整个经济和社会局势的不稳定性。法郎疲软的原因是我们不能摆脱对外界的依赖。法国人都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形势与一九七四年年底一模一样:我国国际收支逆差(或者说国外大量提款)约达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点五。在逆差达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是很难恢复平衡的。这里应该看到,自从八二年六月以来,现政府使用其社会权力,强行推行了一套可以缓和我国通货膨胀率的收入方面的政策。
    然而,这样一来,政府是否知道自己在冒险,即我国经济将比预计的衰退得更严重(出现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正日益明显)?在我国国际收支逆差数量上,今天的形势无异于一九七四年。但在经济增长方面,两者截然不同。一九七四年,我国国民生产年增长率还达百分之四点五左右。而今天,几乎是停滞不前。然而,旨在减少通货膨胀的收入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对经济活动产生直接的、深刻的消极作用。尽管在那些特别关心通货膨胀率的人看来,现行政策是卓有成效的和合乎愿望的。但继续奉行这种政策必将导致一九八三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特别是当许多西方国家在经济方面都奉行类似的政策时更是如此。
    一九八三年将出现的第三个困难是社会方面的困难。从计划和许诺到现实,对政府来说,也许有一段意识到问题的艰难性的时间;对选民来说,也许有一段作出决定的时间。象有几次补缺选举那样,市政选举可能会反映我国人民奇怪的摇摆性。
    货币、经济和社会这三种困难同时发生的危险是不容忽视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一九八三年就不仅仅是七年任期中承上启下的一年了。八三年能否避免成为社会动荡的一年呢?也许能。但也不能肯定它将是经济几乎没有增长的一年。
    要使一九八三年的社会局势为人们所容忍,就需要有丰富的智慧、坚定的决心和大显的机会。我们的总理十分强调决心。但愿这只不是他一人的优点。


    【美国《华尔街日报》十月十四日文章】题:美国允许俄国人购买更多谷物但莫斯科大概不会购买规定的全部定额
    里根政府计划在一九八三财政年度让苏联人至少再购买一千五百万吨的美国谷物,但是俄国人大概不会买那么多。
    这批谷物交易将是根据一项长期贸易协定要求苏联人在这一年内购买的六百万吨谷物之外的交易。
    政府官员说,将在预定于十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谈中向俄国人转达这一建议。
    人们作出这种悲观的估计,主要原因有三。首先,加拿大小麦局宣布,苏联购买了七百六十万吨加拿大小麦和大麦,在明年七月三十一日到期的这一年度交货。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迹象,表明俄国人能够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谷物。
    第二,预计苏联人这一年度需要购买的外国谷物较少。农业部昨天把它估计苏联在这个农产品销售年度中要进口的谷物数量从四千四百万吨下降到了四千万吨。
    农业部指出俄国已比较有效地利用谷物,并且提出,那里的谷物收成可能多于美国所预计的一亿七千万吨。
    第三个原因是苏联害怕美国小麦会传染疫病。曾有消息说,一部分美国硬质冬小麦染上了小麦赤霉病。


    【法新社新加坡十月三日电】世界性经济萧条开始波及新加坡‘‘奇迹般”的经济。这个繁荣的绿色小岛如今处在财政和经济困难的汪洋大海之中。
    波及最厉害的是新加坡最赚钱的行业
    ——旅游业。
    云集到这个绿色岛国的游客人数仍在增加,但增长率却下降了。更重要的是,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不那么有钱的游客多了,而旅游主要财源的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的游客少了。
    为了迎合旅游热而建造的超现代化章宜机场,飞机旅客的增长率正在下降。
    去年,新加坡从大约二百八十三万(超过了这个共和国的总人口)游客身上赚取了将近十七亿美元,比一九八○年几乎多百分之二十。
    但今年收入不能指望增加这么多。今年头五个月的游客平均只增加了百分之四;尽管七月份达到了百分之九的增长率,但新加坡旅游业的前景是暗淡的。
    一年前,新加坡旅游区果园路上还尽是背着照相机的游客,如今这条路上已见不到几个这样的游客了。过去,从欧洲、澳大利亚、美国来的游客,一来就把不少商店的照相机、收录机、电子器材抢购一空,如今这已成为令人怀念的往事了。
    日趋残酷的竞争使问题变得越发严重。
    百货公司的数目仍在增加。不少外国公司也搬来赚钱。但不少家商店已在裁人,关闭分店,或者改卖便宜货。
    因为,萧条意味着来新加坡旅游的人不那么多了,而新加坡元的力量使在本地采购无利可图。
    饭店生意也遭了难。如今,在一家中型欧洲风格的饭店吃一餐要花费大约三十到四十新加坡元(合十五到二十美元),喝一瓶酒价钱要加倍。
    旅馆也是受害者。住房占用率最高不超过百分之八十,比去年少百分之七。
    旅游促进局最近搞的一次调查表明,游客到这里来玩并不感到扫兴。有三分之一的游客认为,新加坡比他们预料的要好。但也有一些游客抱怨说,东西太贵,商品不标价,新加坡人没礼貌,旅馆设备差。
    迹象表明,当局已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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