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镜报》十一月号文章】题：也谈关于中国之路向——兼谈《七十年代》这个刊物（作者：纽约华商总会副董事长游尚群）
我是《七十年代》刊物的长期读者，过去还介绍过许多华侨阅读。但是，最近以来，我发觉它有些不对头，例如，今年十月号刊登的《劳思光谈中国之路向》一文，是藉访问来表达访问者——总编辑李怡先生自己的心声。该刊九月号《卷头语》表示“今后的言论更加独立和客观，更着重教导性”。但在十月号这篇访问记中又说：“我们刊物对中国现实的反映”，是随着“海外爱国的知识分子的认识的改变，而有所改变的”。这就不免使读者对“报道”能否“客观”产生疑问。
李怡先生在“‘访问记”的问话中说：“中共的领导成绩实在不能算好”，“如果根据成绩来看中共是否应该领导中国，我们是否会得到一个反面的结论？”这实质上是如何看待新中国的问题。对此，我想谈点体会。我是个华侨商人，从小在国外长大，在香港经商也有二十多年了。由于业务关系，跑遍东南亚、欧美各地，对华侨的处境和感受了解较多，深感中国的强大和每个华侨是息息相关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内忧外患，四分五裂，受尽列强的侵略、压迫，被称为“东亚病夫”，毫无国际地位，华侨到处受人欺凌，直不起腰来。那时，中国本土到处有“外国租界”，外国人在中国国土横行霸道。在香港这个地方，相信老一辈的同胞都记得过去香港当局是怎样对待华人的。香港丽的电视连集《太平山下》，也多少反映了中国人过去是什么处境。但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外国人的“租界”没有了，中国人扬眉吐气做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处境也大不同了。我想没有人会否认这是因为有新中国的存在。
新中国比旧中国如何，我们上了年纪的人都很清楚。别的不说，最近的“一箭三星上太空”，举世瞩目。今年中国遭受的百年罕见的自然灾害，要是在过去，不知要有多少人颠沛流离，逃荒要饭。但现在我们看到葛洲坝、龙羊峡的洪患都被制服，表现了小民的力量，表现了领导组织人民的能力，这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许多事实说明，今天的中共新领导是在想方设法把中国搞好的。我们不能讲违心的话。建国初期，社会风气空前之好，也是人所共知的。五七年以前，工农业生产都有发展，人民生活安定，文教卫生事业都有进步。我们有些华侨对子女教育不好，送他们到新中国后就逐渐好起来了。这也都是事实。
当然，也不能否认，自五七年以后的二十几年间，中国受到很大的波折。特别是文革这场大浩劫冲击了整个社会，冲击了中共自己，损害了共产党的形象，降低了共产党的威信。现在的中共新领导已承担责任，在设法纠正，这是使人感到有希望的好现象之一。对中共的缺点、错误是应该加以批评的，但也应该实事求是。
李怡先生的问话又说什么有无可能出现“第三次革命”、“军事政变”等等。四人帮倒台以来，绝大多数中国人、海外华侨都希望中国政局稳定，不要再乱，因为国家一乱，苍生受苦。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李怡先生却似乎对“革命”、“‘政变”更感兴趣，好象只有“革命”、“政变”才是中国的出路。其实应当看看现实，四人帮垮台以后，中共当局不断清除“左”毒，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以来，情况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这也是大家看得见的。现在许多国家仍很看重中国，认为不可忽视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认为现在实行的“务实”路线、开放政策，发展下去会比以前好。外国人看重中国，看好中国，而我们有些中国人竟看不起自己的国家，岂不是太奇怪了吗？
作为华侨，我们不但希望祖国强大，更希望祖国和平统一。海峡两岸归于一统，中国同胞恢复交往，炎黄子孙都会高兴，孙中山先生如若在天有灵，也会感到莫大慰藉。最近，叶剑英向台湾当局发出和平统一的九条方案，胡耀邦又以中共党主席的身份正式邀请国民党政要到大陆和故乡看看，表示“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热烈欢迎”。这些呼吁，表现了政治家的风度，宽阔胸怀，甚得侨心。有民族感的中国人都应以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前途为重。
台湾当局至今拒绝和谈、拒绝接触，这是令人遗憾的。作为华侨，我们愿意看到国共双方接触谈判，寻求统一。
但是，正当广大华侨盼望海峡两岸当局接触谈判和平统一之际，李怡先生竟在访问中借一个反共三十多年的人之口宣扬“有利于中国人的大奋斗的‘分裂’，胜于无作用的‘统一’”，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我过去对《七十年代》很重视，因为它的言论在海外知识分子中有好的作用，近来发觉它有了令人惊讶的变化。它的对中国现状的观点立场使我感到很大的失望。
说自中共三中全会以来北京不断清除极左流毒，情况一直向好的方面转向，人民生活已有显著改善。李怡的言论与中国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违背华侨心声，越走越远
【香港《镜报》十一月号文章】题：读《七十年代》十月号有感（作者：王桓）
十月号的《七十年代》，以其全部漆黑为底的封面引起了我的注意，仔细一看，上面的画中，画的是龙卷风刮到天空的一团漩涡，漩涡中以太极图形式交织着五星红旗和青天白日旗，旗帜下面的万里长城上，一个瘦骨嶙峋、满脸恐怖状的中国同胞在号叫着。《七十年代》精心设计这样的一个封面，是令人深思的！
谈问题说观点，均应从事实出发。事实是自中共三中全会以来，北京当局不断地在清除极左流毒，情况一直是在向好的方面转向，而不是向坏的方面滑去。人民的生活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笔者自今年年初以来，两进浙江，一走福建，还多次到广东，耳闻目睹，生活的好转，政治上的开明，人们脸上开始有了笑容。这已是每年几十万回乡探亲、观光的人士都能看到感到的。另一方面，从香港邮政局发表的统计来看，近年来寄往大陆的包裹数量，也比以前减少了几乎二分之一，这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现在，大陆许多人，要求的已经不是温饱，而是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之类的高档品了，可见对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自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共敢于揭露党内存在的问题和阴暗面，尤其敢于公开批评毛泽东晚年所犯过的严重错误，并作出了《决议》。今天大陆的老百姓思想越来越解放，对国外华侨、港澳同胞，都敢于倾诉自己对国事的观点，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全国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在开会时敢于提出问题，揭露阴暗面，不但超过台湾的“国大”会议，并且超过西方国家的议会。人们从这里看到了希望，有了信心，而绝不是相反。
为了给中国找“出路”，李怡竟然探索起在中国搞“第三次革命”和“军事政变”的可能性来。这和中国人民的愿望是多么的背道而驰啊！
令人惊讶的是，正当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都在希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之际，叶剑英提出了和平统一的九点方案；胡耀邦代表中共邀请蒋经国先生访问大陆和探望故里，并表示谈不谈都欢迎。人们都认为北京上述的态度是从未有过的诚恳和宽容。就连台湾报纸的文章也提出“今天我们应该排除‘香港模式’一类的苟安心理，努力避免扩大目前分裂状态”（见台湾《联合报》十月十日）。参加了台湾十月十日盛会返回东南亚，路过香港的一些华裔人士，在和香港的来友交谈中，都透露了台湾的老百姓也看出当局对北京的建议越来越处于被动之中。而李怡却借人之口鼓吹什么“有利于中国人的大奋斗的‘分裂’，胜于无作用的‘统一’。”岂非咄咄怪事，离应有的民族气氛太远了吗？
最近半年来李怡的言论违背海外广大华侨的心声，已经是越走越远，这分明是自己要走到对立面去的，与人无尤。
【日本《日本经济新闻》文章】题：对引出需求的“尖兵”——对推销员进行教育的热潮
产业界中教育推销员的热情高涨起来了。
最近对推销员的教育特别活跃的原因，第一是消费达到饱和状态，销售困难了。在市场成熟程度低的高速增长时期，推销员的访问次数和销售件数是成正比的。可是到了低速增长时期，消费下降，推销员的访问次数和销售件数就不成比例了。尽管推销员怎么跑路，商品也不能如意推销。从而懂得了要提高推销员的“得分率”，就唯有进行教育的一个办法了。
第二是推销员“后备军”开始迅速增多。一九七三年末石油危机时，由于开工率减少而多余的人员很多改行为推销员。这虽然仅仅只是暂时的现象，但是，这次却是结构性的变革，即推销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断增长下去。这就是办公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在行政事务中也不断侵入已经定型的业务。因而开始出现了大批多余的人员。于是出现了把其中灵活的青年、骨干职工调去推销的动向。
第三是把企业和市场连结起来的渠道作用。这是企业寄托于推销员身上的期望，例如集成电路大跌价，许多商品随之电子化了。向消费者宣传这些商品的知识要靠推销员，销售也就是“解决问题”。消费者不仅仅要商品和服务，还要寻求解决自己问题的办法。能够向要购货的顾客提供解决问题的主意的，只有推销员。所以要把推销员培育成为顾问，这种想法逐渐在企业中固定下来。
推销员通过把顾客的潜在需求变成显在需求而使推销获得成功。培育解决问题的人，推销员成了解决顾客的问题的人员，结果就与推销联系起来。为此，推销员必须掌握广泛的知识。
【法新社开罗十二月二十七日电】设在埃及的一些外国银行进行的调查表明，在国外工作的埃及人一九八○年向国内汇款二十八亿六千二百万埃镑（将近三十五亿美元）。
这是埃及第一次进行的这方面的调查。调查表明，住在国外的埃及人向国内的汇款从一九七五年的四亿零八百五十万埃镑增加到二九七九年的二十二亿二千一百万埃镑，一九八○年又达到了二十八亿六千二百万埃镑。
调查估计，有二百万埃及人在国外工作，主要是住在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
【美国《亚特兰大宪法报——日报星期日合刊》十二月二十七日一期文章】题：坦桑尼亚陷入经济危机
达累斯萨拉姆市很快流传开某一商店何时卖糖的传闻。等在这些商店门前的长队至黄昏时排到一百多人。
糖并非供应短缺的唯一必需品。每当询问有无面粉、肥皂或者食油等物品时，这个首都——以至于全国——的店员的标准回答是：“没有。”或者“卖完了。”
这些商品的短缺，是规模空前的一场经济危机的一些最明显的症兆，这场危机把坦桑尼亚带到了自二十年前独立以来的最艰难的岁月。
本月早些时候坦桑尼亚的二十周年庆典为了省钱而缩小了规模。尼雷尔总统在庆典上承认这个国家比十年前更穷了。
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说，这场危机“对尼雷尔的理想来说是吊在脖子上的石头。”他坦率地形容这个国家的前景是“绝望的”。
食糖的短缺，比起萦回在这里的许多政府官员脑际的外汇短缺来，是轻微的。这个国家的外汇几乎枯竭了。
没有足够的外汇，坦桑尼亚便无法进口足够的零件来保持工厂的生产。目前工业开工率平均不到三分之一的生产能力。
甚至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进口问题也引起很大的困难。例如今年早些时候，这个国家唯一的卷烟厂生产剧降，因为卷烟纸无法进口。一包香烟的价格在黑市上竟涨到六美元之多。随着经济的破坏，黑市倒兴隆起来。
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得不到维修的零件，有时一半以上的飞机被迫停航。躺在那里睡大党的还有数千辆政府的卡车和大轿车。
坦桑尼亚的运输部长易卜拉欣·卡杜马预言，他的部在这个十年结束时无法完成这个国家主要公路铺设路面的计划。他解释说，没有外汇，妨害维修，经济进一步恶化，出口受损失，外汇就更缺。他用了一句在这个首都政府部门办公室经常听到的话说：“这是恶性循环”。
他的农业部同僚约瑟夫·穆加伊预言，坦桑尼亚一九八二年将进口三十多万吨粮食。这对一个以土地和庄稼为主要资源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可怕的统计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