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9日参考消息 第2版

    说原在城里听说农村情形良好,农民生活宽裕,这次回老家一看,相信了。这次沿途所见的农作物,生长都非常良好,这当然和天气有关,但根本的是耕种制度改变了
    【《美洲华侨日报》八月七日文章】题:再次去中国大陆(作者:董时进)
    两年前,我曾经回中国大陆一次,但只到了北京和重庆,连上海和成都也不曾去。最遗恨的是,未能去四川垫江老家,因为到了重庆去申请时,才知道垫江没有开放,持外国护照者不能前往。嗣后得到亲属来信,说家乡开放了,但远行一趟谈何容易,只好等待时机。后收到北京清华大学通知,于今年四月底举行七十周年校庆,欢迎校友返校参加庆祝。
    此次旅程没有经过香港,系由旧金山直飞上海,由上海飞成都,由成都飞重庆,然后由重庆租汽车,由一群亲属陪伴去垫江老家。我去垫江的目的,固然是要看见家乡的景物,同时也是为要了解大陆农村的实况。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不了解农村便不了解中国。
    垫江乃是一个偏僻蔽塞的地方,不但距大城市颇远,而且不通河流,旅行运输全靠两腿双肩。上去长寿江边,下去万县江边,都是三天路程。在抗日战争结束时,筹备修筑车路,刚开掘一部分路基,发生政变,本人出国,多年不得家乡消息。
    数年前获悉,长寿至垫江公路已经建成,汽车可以由重庆直通垫江。过去四五天的路程,如今只需几小时,而且无须携带卧具,无须夜宿臭虫猖獗的客栈,怎好不去呢。
    这段路程共费了三整天,经过江北、长寿、垫江、梁山、大竹、邻水等六县,共走了六百三十公里,除长寿与垫江交界一段约二十公里在翻修路面外,其余一概是完整的两旁植树的柏油路。唯路面比较狭窄,只能容许两辆汽车通过。而且沿途行人络绎不绝,汽车行驶喇叭不停地鸣叫。一路上运货卡车颇多,公共汽车也不少,但未曾见到一辆
    小汽车,亦未见到一乘滑竿和轿子。行人中不少为担柴、粪、菜、煤、粮食等物者,但显然是个别短程运送,而不是如以前的结队的远途运输。行人的穿着,和城市里所见到者,无大分别。男人一概是蓝灰色短装,女人不少着鲜艳短袄者。至于过去那些十分破烂肮脏,如柳絮样挂在身上的衣服,却不曾看见。
    在城里曾听说,农村情形良好,农民生活宽裕,我相信了。但是,这乃是最近的情况。在大跃进及文化革命时期,却非常恶劣。
    这次沿途所看见的农作物生长情形,不拘是高山平地,都非常良好。这当然和天气有关系,但是根本上还有其他增产的原因。一个是耕种的制度改变了,集体耕种已经改为个别耕种。在长寿境内我们问到,旱地已经完全是个别耕种,水田仍是集体耕种,在垫江据说水田旱地已一律改为个别耕种。这比多分配自留地更加彻底,能鼓励农民努力生产,无怪一些瘠薄的陡坡悬崖,都种满油菜、麦子、蚕豆、豌豆,而且生长十分茂盛。此种情形,也不完全是由于耕作精细,还必须多施肥料。
    我认为农业增产的最重要原因,是过去的冬水田现时多种植冬季作物。四川及西南各省都有所谓冬水田,乃是最肥沃的田地,然而过去只种一季水稻,冬季存水闲着(成都平原除外)。瘠薄的旱地反而种两三季。这次我看到很多的冬水田,都种了油菜麦子之类,而且生长非常良好,其使我十分欣悦。
    冬水田的利用,和陡坡的开发种植,都与水利有密切的关系。此次在乡间旅行,沿途曾看见一些奇特的建筑物,远望好似桥梁或高架公路。那原来是一些引水槽。但因为水源不够,设了水槽却缺水。虽然如此,这些水槽也不是完全没有用,还可以灌溉若干田地,增加生产。
    在垫江也参观了一个水力发电站,和一个缫丝厂。现时许多乡场都有电灯,能放电影。距老家最近的集市有一个可容千人的电影院,逢赶场日子放映。据说县里每个生产大队都放映电影,不收入场费,由大队付款。参观了缫丝厂,也使我非常高兴,垫江原先不出蚕丝,过去以鸦片烟为农产。
    早在前清末年,国家禁种鸦片,欲以蚕桑替代,曾经分发桑苗及蚕种,但由于历年战乱关系,没有成就。现在的养蚕业似乎建立起来了。据告全县每年可产干蚕茧二百五十吨,生丝六十吨,每吨值人民币四万五千元。桑树栽在田边土角,占农作物地面甚少,这是非常可喜的。
    我在垫江县城住了两夜,竟看了两次川剧,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小县,自己有一个剧团,这是意想不到的。他们服装的美丽,演出的精彩,不亚于从香港、广州或台北等大城市到旧金山的剧团。票价多少呢?我们买的是两毛钱人民币,还有一种较便宜的,只一毛五分。剧团也下乡去各公社演出。由演剧和电影的普遍,可见共产党重视文艺和娱乐。实际上这也是安定人心,免得人们空闲、烦闷、闹事的好办法。
    我也参观了全县最大的学校,一所完全中学,设在峡口。据闻全县有完全中学七所,每个公社都有初中,共约五千所。全县的中小学生约有十七万人。
    现在略谈一下城市的情况。拥挤是各大城市的特色,北京、上海尤甚。住房狭窄,满街行人与车子角斗。城市都扩大了,新建了许多大街大楼,新的建筑大部分在郊区。北京有几条很象样的大街,视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通衢无逊色,两年前我去时不曾见到。北京也建了不少的新式大楼房。然而住房还是不够用,很多人的寓所都是狭小简陋。
    总而言之,中共的建设是有成就的,然而值不得夸耀。好多年没有战争,为何能没有建设?与其夸大成绩辉煌,不如说不够多,不够好,而且耗费太大。什么缘故?一则是因为搞斗争,浪费了时间精力。二则是缺乏领导、设计及管理的人材,缺乏资金,缺乏设备。中国有的是人力,却未能充分利用,以致到处是闲人。现在大家都认为中国的闲人太多,必须限制生育。可是人力的确是重要的富源,而且中国人一般是聪明的,勤劳的,都愿意工作,只可惜没有工作。中国应采取的政策,不应从消极方面着想,而要多从积极方面下工夫,设法尽量利用这丰富的劳力。
    刚才说过,建设的成绩不够,是由于缺乏人材和资金设备,所以应该尽量罗致人材,筹集资金,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大举建设,才能造成真正辉煌的新中国。
    末了谈一谈非物质的,或精神方面的情况。在这方面我也觉察出一些重大的变化。人们似乎能放下心思,不象以前那般顾忌多端,说话时吞吞吐吐,左顾右盼。他们所谈的,多半是目前如何好,大家的心情如何舒畅,我感觉他们是真诚的。一说起“十年浩劫”,无不摇头叹息。
    共产党的态度也有一些改变。他们似乎比过去坦白,豁达。
    共产党要求国家统一,我认为是真诚的。他们早已声言,愿意与台湾谈判,并提出了几项折衷的办法。但是台湾迄今仍拒绝谈判。我相信和平统一是可以办到的,而且非办到不可。国共两党都要求国家统一,中国人民当然也要求国家统一。共产党已经表示要谈判,而台湾拒绝,这不统一的责任就落在台湾身上。


    【美联社巴黎八月三十一日电】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说,在今年和一九八二年大部分时间,葡萄牙的经济形势将要“相当急剧地”恶化。
    经合组织在其关于葡萄牙经济的年度调查报告中说,经济增长速度将要受到以下三点的影响:一、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预期会减少,二、私人消费势头减弱,三、世界需求量下降。
    预定明天发表的这份调查报告敦促葡萄牙当局重视稳住和减少经常项目的赤字。
    据预测,今年的赤字将从一九八○年的十亿美元增加到十六亿美元,然后,一九八二年将略有减少,减少到十四亿美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点二。
    据预测,葡萄牙明年的通货膨胀率将继续保持在一九八一年百分之十八点五的水平,一九八○年的通货膨胀率为百分之十六点六。
    调查报告还预料,明年葡萄牙的贸易收支情况还要进一步恶化,赤字总共可达四十八亿美元,一九八一年的逆差是四十六亿美元,一九八○年的为四十二亿美元。
    经合组织说,实现生产方法现代化,提高农业的单产,将有助于减少食品贸易方面的亏空,这部分
    亏空在全部赤字中占很大一部分。
    缓和葡萄牙国际收支平衡的紧张状态,还意味着将要根据总的工业政策在某些部门采取具体行动,这可能会涉及对某些重大工程进行调整。调查报告说:“这些政策将要求在今后几年内投入相当多的资本,这就需要引进大量的外资,特别是直接投资。”


“同美国搞好关来”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热情地同我互致寒暄。首先说话的是斯大林。他说,打算派我到驻美大使馆担任副职,即参赞。我尽管当时已经做好精神准备,但坦率地说,对于这一决定仍然稍感惊讶。
    斯大林简洁地叙述了苏美关系中必须特别重视的领域。而且,根据他的意见,在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正在增大的情况下,苏联理应同美国这个大国保持良好关系。对此,莫洛托夫赞同斯大林的意见。从交谈的内容中我理解到,我将被派往美国。
    驻美大使乌曼斯基似乎没有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留下好印象,不久,M·季维诺夫作为乌曼斯基的后任担任了大使,但他在职的时间也很短暂。
    不久,我接替了M·季维诺夫担任了驻美大使。在教堂听说教斯大林说:“经常去美国的教会或大教堂,听听牧师的说教怎么样?他们能用地道的英语讲话嘛。发音也好。许许多多的俄国革命家在外国的时候,为了在外语上取得进步,采用过这种方法,我上述主张的根据就在这里。”他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后来得知,他常常运用这种办法。
    一九三九年秋,我已经和家人在一起乘上意大利舒适的大型客船“雷克斯”号赴美。
    我们抵达华盛顿。而且,不久我就同美国政府,特别是国务院的代表,后来又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取得了必要的联系。一九三九年底,在华盛顿举行的国立美术馆开馆仪式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总统。
    必须指出,我到美国后的最初时期,苏联与芬兰的军事冲突还留有遗迹。美国的报刊杂志对苏联的调子基本上是不友好的。那时,很多美国人还在自己问自己:法西斯在欧洲南北把什么作为目标?到后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领悟到法西斯军事计划的真正目的。不言而喻,形势正式发生急速转变是在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美国本身的前途变得危险了之后。
    我是一九四五年初的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谈、以及诸如在大西洋城等地举行的若干中间性盟国会议的参加者。
    一九四五年,波茨坦会谈召开了。这次会谈就德国非纳粹化、非武装化和民主化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在克里米亚会谈和波茨坦会谈中,我作为苏联驻美大使,是苏联代表团的一个成员。
    到了战争末期,莫洛托夫离去之后,我在旧金山联合国宪章起草会议中任苏联代表团团长。另外,在此之前,在华盛顿郊外的邓巴顿橡树园(一九四四年中、美、英、苏四国代表在此起草联合国宪章——本刊注)会议上,我是苏联代表团团长。从那时起经过相当长的岁月,世界显著地向好的方面转化了。这种转变不是自然地产生的,而是反对苦难的世界战争、后来又反对“冷战”的所有反法西斯势力和进步势力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结果。同伟大的美国人F·罗斯福的会见,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是个英明的政治家,是个眼界开阔目光远大的人物。记得当我把国书递交给他时,他以他所特有的干脆语调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请把您的演说原稿给我。把我的给您。它们将在明天的报纸上登出来。与其搞那些事情我们还不如就举行美苏英三大国领导人会谈的可能性来谈一谈。”
    通过驻华盛顿的苏联大使的办公室,斯大林和罗斯福进行了书信来往。现在,这些文件已经出版。原则上,当收发发斯大林给罗斯福或罗斯福给斯大林的信件时,总统的军事助理沃特森将军(商定这样做的)就来到苏联大使馆。所有的信件都作为急件。当时不存在不紧急的问题。与罗斯福一起就后来在雅尔塔发生的若干问题的本质进行研究一事,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一九五四年雅尔塔会谈之后不久,罗斯福总统突然去世的消息传遍了世界。联系到罗斯福之死,使我回想起在克里米亚会谈时,罗斯福因感冒引起其他疾病,致使会议暂停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我一道访问了这位美国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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