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共领导人亲力亲为狠抓农业，这不仅是工作作风的改进，更重要的是此举合乎中国国情，合乎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正是抓到了点子上
【香港《中报》九月十三日文章】题：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
最近，笔者的故乡——广东省南海县成了中国农村的新样板。北京号召全国农村领导干部学习南海县因地制宜，实行灵活政策，讲求经济实效，把经济搞活搞富的精神。
南海县近两年来，“结束十年徘徊，出现两年飞跃”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新景象，看来并非“出于文字上的宣传”，而是确有其事。
南海县，地处珠江三角洲平原，那儿土地肥沃，江河如织，气候良好，雨水充沛，人民勤劳，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之称。而且毗邻港澳，农产品销住港澳市场极为方便。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本来早就应该经济起飞了。可是，过去的极左思潮，把南海县农民的生活弄得很苦，把富饶之乡弄成“穷乡”。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
中共三中全会之后，端正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讲求实事求是，实行了因地制宜的灵活政策，特别是中共中央决策人在制订经济政策和计划的时候，首先抓了农业，明确提出“农、轻、重”的发展国民经济次序。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中共领导人扎扎实实的深入农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可以看到中共决策人士对农业的关注，和讲求实效的务实精神的发扬。
中共上层人物能够这样亲力亲为地狠抓农业，以实干家的姿态来办农业，并不仅仅是工作作风上的改进，更重要的是，此举合乎中国国情，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正是抓到了点子上。因为中国的经济，本来就以农业为基础，十亿人口，八亿是农民。农业搞不上去，即使卫星上了天，工业也是上不去的。
从近两年来，南海县经济的起飞，农民经济生活的改善情况来看，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不在于“以粮为纲”，或者“机械化”。笔者以为，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讲求实效，广开经济门路，迅速把农村经济搞活搞富，这就是中国农业的出路所在。最近中共中央又一连下达了几个实事求是、肃清极左思潮的农业政策的文件，使农业生产出现了中共建国以来少有的大好形势。
【香港《明报》九月七日报道】今年是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北京及其他各地都将举行隆重的纪念。
日本是鲁迅早年曾经留过学的国家，鲁迅归国后
也还与日本文学界、出版界以及其它知名人士有往还，并翻译过日本的一些有名作家的作品，在中日文化交流的事业上作了出色的贡献，这不仅为中国人所熟知，也为许多日本有识之士所铭记。所以，当鲁迅百岁生辰纪念即将来临之际，日本文学家也加紧筹备纪念活动，这里略述戏剧界的一些活动片断。
日本有一位剧作家名叫霜川远志的，一九五六年把鲁迅著作改编成剧本，这就是《藤野先生——仙台的鲁迅》，接着又写了东京的鲁迅、绍兴的鲁迅、北京的鲁迅、上海的鲁迅。一九七七年，一家日本书店把这五部剧本合在一起，出版了《戏曲·鲁迅传》。在这一年，他接受各方建议，改写了《藤野先生——仙台的鲁迅》剧本，并把新剧本更名为《目中人》。此外，一九五四年，霜川已把《阿Ｑ正传》改编为剧本。
【塔斯社莫斯科九月二十一日电】苏联汉学家、苏中友好协会中央理事会理事弗拉基斯拉夫·索罗金指出：“中国作家、政论家和文学家鲁迅的创作遗产已列为世界文学最宝贵的一部分”。他在外国文学图书馆纪念现代中国散文创始者诞辰一百周年展览会的开幕式上讲了话。在展览会上展出了五百多部苏联和其他国家出版的鲁迅作品。
【塔斯社莫斯科九月十四日电】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今天举行了学术会议，纪念中国作家、政论家和文学研究家鲁迅诞辰一百周年。
美国从来没有非常认真地看待过中国。对于中国目前的动乱究竟是怎么回事，了解的人不到百分之一，更不用说谁会了解这种动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了。
中国历史非常悠久，它最初的情况如何已因时间久远而模糊不清了。但当埃及还年轻的时候，它很可能已到了老年。
毫无疑问，中国是现存的最古老的国家，其民族也是最相似的。布林克利海军上校说：“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没有如此始终如一地忠实于它自己；任何其他民族都没有如此建立起一种完全摆脱外来影响的文明；没有哪个其他民族能如此在完全同外界思想隔绝的情况下阐明自己的理想；没有哪个其他民族完全不受外国支流的影响，这样长期地保持了自己文化的连贯性；没有哪个其他民族达到超出当代国家如此之高的精神状态和民族尊严。”
塑造了中国的是圣人而不是君王。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孔子的学说阐明了一种伦理学和一套以“仁”治国的方法。他提出的人与人之间的“五种关系”确定了社会秩序。这五种关系是君臣、夫妻、父子、兄弟和朋友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说明了中国社会关系的拘泥形式和忠诚，说明了个人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孝顺是主要的美德。皇帝是“天子”，是绝对的独裁者，人民在他面前就象子与父的关系一样。政体完全是家长式的。忠于君王，直到今天仍是说明忠诚的例证。
这就是十年前的中国。这就是天朝目前起义和演变的背景。举凡现代的政治家都已看出这一世界问题的重大意义。据说，拿破仑曾经说过：“中国沉睡着！如果它醒来，请上帝怜悯我们！让她睡吧。”人们说起这个帝国，最常用的话是把它比作“沉睡的巨人”。
现在人们常说，中国觉醒了。她是被自古以来所蔑视的战鼓声唤醒的。一八九四年，日本给予古老中国的沉重打击，使她从半沉睡中睁开眼睛。外国人的许多压迫或不正义行为，把这个国家逼到疯狂的程度。如果要说明中国对“西方蛮夷”不断加深和加剧敌视的理由的话，那就是由于列强给予中国的惩罚。信仰基督教的大兵进行的报复，使中国“吃尽了苦头”，因为国家、官府、家庭和个人的尊严，均被报复的盟军所蹂躏。这样的经历使中国惧怕西方人。
根据中国人的思想方式，认为这场大灾难是上天由于满族统治而对中国的惩罚。战争、割据、赔款、饥馑、瘟疫、水灾和昂贵的物价等大量的灾难，其原因全都认为如此。因此反满排外情绪蔓延，有如燎原之火。
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一股接受西方思想的进步势力。他们主张实施现代教育和建立根据现代方法装备和训练的陆海军。
在对西方产生新的热忱的冲动下，人民越来越坦率地批评宫廷的阴谋诡计、宦官当政、用人唯亲以及高级官吏的受贿和无能。
在义和团悲剧之后，中国人有意把日本当作向导、顾问和朋友。日本不久前经历了全盘接受西方文明的史无前例的过程。她同其巨邻同文同种。中国在主要城市建立起日本人学习西方文明的展览馆，展出“外国风格”，从世界地图和火车到衣领和折叠床，应有尽有。大量雇用日本教师。派往东京的学生形成了一股潮流，五年前同时在该市的学生不下一万六千人。以后便出现了反对或者揭露日本的现象。他们发现，日本象白肤色的列强一样，狂热地要求治外法权和特权。
在所有的外国列强中，中国最害怕和最讨厌的是日本。对瓜分的恐惧时时缠绕着觉醒了的中国。这种恐惧，通常是日本兵化身的怪魔。有一种猜测：目前爆发出来的憎恨日本的情绪是日本精心策划的。春天我在中国时，全国都盛传，几大列强曾在巴黎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了瓜分中国的办法。我同总督们谈过话。他们象举行集会、誓以生命保卫帝国领土完整的学生和改良派一样，对前途惊慌万状。从四川和广东，从甘肃和湖南以及其它十八个省的大部分，向北京发来狂热的电报，敦促誓死保卫帝国。全国的觉悟，是我从未料到的。
在铁路的事情上尤其如此。全中国都主张办铁路，但是不要外国人插手。有两条铁路已经铺成，完全由中国人经营，中国人出于爱国热情对这些成就感到兴高采烈。人民自动捐款，想赎回现在由外国控制的铁路的租让权。但是，政府近来在对自己的做法实行真正的改革，它认为必须加强控制各省，必须更快、更广泛地建立一个铁路系统。因此，政府在今年夏季大胆地自己承担起了这项工作，并为此借款五千万美元。这看来似乎又是一次媚外举动，全国舆论鼎沸，特别是在这个问题上舆论哗然，结果导致了现在的考验中央政府力量的造反活动。
人民尝到了自由的滋味后胃口变得更大了。根据皇帝一九○八年颁布的敕令，允诺中国一九一七年实行立宪政体。但是后来由于筹备会议不断施加压力，日期提前到了一九二三年。现在改革派要求立即召开一次有全权立宪的国会会议。一九○九年各省召开了省议会会议，一九一○年在北京召开了国会会议。这些会议马上都成了最直言不讳地主张改革的机构。它们利用了预期能得到的言论自由的宪法保障。中国过去从来没有人象现在这样坦率直言过。
中国把鸦片的吸用量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五，而且决心取缔一切毒品，这充分地显示了中国人道德复元。吸毒和赌博是一种既得权利和根深蒂固的积习。但是，人民通过议会表决摒弃了它们，由总督采取行动加以取缔，并举行游行庆祝胜利，观看游行的有一百多万人。剪辫子——剪辫子现在实际上已经保险没危险，不缠足也同样保险不会出事了——是最重大的成就，尤其是因为这表明了中国人性格的精神力量。
目前所爆发的革命不是无法无天和不可理解的狂热。这是一种爱国主义，是合乎逻辑和预料得到的发展结果。从今年初春起在长沙、汉口、广州和成都发生的骚乱，都是说明全国局势动荡的征兆。在每个地方发生的骚乱都是要求实行改革。在各方面我都听到：“现在只需要有合适的领袖实现革命。”革命者现在显然没有等待期望中的领袖就已经先干起来了，他们相信他们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力量已经证明是惊人的。
在当今的中国，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满族人对他们的未来毫无把握。
（美国《展望》杂志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一期文章《革命中的中国》。作者威廉·埃利斯。）
【日本《每日新闻》晚刊九月十九日报道】（该报记者辻康吾发自北京）今年的中国，历史纪念日接连不断：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正在引起人们的回忆。为此，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称赞文豪鲁迅业绩的活动似乎现在最为隆重。以鲁迅作品为题材的戏剧、电影和芭蕾舞都已开始上演，北京等地长期关闭的鲁迅纪念馆也将重新开放。
我在这种鲁迅热的气氛中，去看了在北京公演的《阿Ｑ正传》。
为人熟知的《阿Ｑ正传》，与《狂人日记》一样，是鲁迅的代表作，但日本现在有多少人读过，且又如何理解，我是不清楚的。但是，自负又自卑、高傲又无知的阿Ｑ，最后被杀害的悲剧，象征着什么，这在中国，早就是议论的一个问题。有人主张阿Ｑ是解放前在黑暗下生活的落后农民的代表，因为革命，“阿Ｑ死了”。有人认为，阿Ｑ是封建社会的残存形象，呼吁要予以肃清。
不论怎么说，观众对北京中央实验话剧院上演的《阿Ｑ正传》狂热地报以掌声。鼓掌最热烈的场面，是阿Ｑ在梦中当了“革命党”的领袖，他让地主和秀才们那些当权者下跪，他挑选美女。扮演阿Ｑ的演员演得好，这是不必说的。如果说让人看到了阿Ｑ的形象表示了农民革命的局限性，农民即使有志于革命，同时也想当皇帝，象皇帝一样使用权力，还不如说，可以让人看到，中国社会正如文革所象征的那种政治一样，仍然潜藏着旧的性质。
还有一个场面：地主的儿子经“假洋鬼子”的介绍加入“革命党”，地主向“假洋鬼子”送礼，“假洋鬼子”客气地说：“我们不都是同志嘛！”观众看到这里，全场爆发出笑声。阿Ｑ被杀后，在他尸体旁出现的女解说员说：“阿Ｑ没有孩子，他就这样死去了。但是，阿Ｑ的子孙们还活着。”这时，观众全体起立鼓掌。这部分，鲁迅的原作里没有，是改编者加上的，观众予以赞同，表明“阿Ｑ还活着”。
《阿Ｑ正传》发表于一九二一年，恰好六十年了。鲁迅已去世四十五年，因此，鲁迅的本意已无从可知。《阿Ｑ正传》已经成为因人而异、因年代而异，可有各种解释的古典。但是，似乎可以肯定，中国实现真正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就是必须打倒“我们心中的阿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