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报》九月二日社论】题：文艺批评与政治运动
这次中共是决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因为顾虑党内外、海内外有所误解，中共的报章舆论于是转播了邓小平、胡耀邦的讲话，强调的是并非搞政治运动。
那么，现在从文学艺术界着手，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是不是一场政治运动呢？
这场运动是自上而下、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的。它讲明是一场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要解决社会思潮上一些错误倾向的问题。它是中共在政治思想领域开展的一场清洁卫生的政治运动。
但它不是象“反右”或“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它不以整人为目的，着重的是弄清是非，维护中共坚持的四项原则。
只要是和风细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人彼此以平等的态度相待，对事而不对人，则真理越辩越明，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仅不是坏事，而且是好事，它就象一个人每天要洗脸，洗得干净就显得特别精神。
中共此次开展这场运动态度与做法是比较谨慎的。当然谨慎一点比较好。谨慎一点，政策下达比较细致明确，才可以避免脱离轨道，有碍内部的安定团结。
【日本《朝日新闻》八月二十一日文章】题：中国的教育情况（作者：东京都立大学副教授小泽有作）
在刚入夏的时候，我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从而得到了一次耳闻目睹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的教育现状的机会。
在中国逗留期间，有关教育方面的人士都异口同声地说要提高教育水平。他们对我说，为了挽回文革十年中国轻视知识分子而造成的文化水平降低的局面，整顿学校，提高教育水平，是当前的中心课题。但是，通过实际观察，使我感到，现实是学校把孩子们圈起来，在学校中以填鸭式教育和死记硬背为主，分数第一的意识已经很普遍。
以考卷的分数选择考生的考试方法复活了，由于希望入学的人数增加，竞争激化，促使这种倾向更加严重了。大学的入学考试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代表。高中毕业生有八百万，参加高考的有五百万，升进大学的二十八万。竞争的激烈程度令人吃惊。
我曾反复问那些考上大学的学生，怎样看那些没考上的伙伴。想不到他们回答得很干脆：那些人没有才。我希望他们不要以分数的高低来衡量才能的大小。
中国现在开始指定“重点学校”，这些学校正在变成大中小学中的尖子学校。要想上大学，先进重点学校是有利的。
不仅重点学校实行的是填鸭式教育和以分数取人的作法，普通学校也大都是这么做。小学和初中的学生整天忙于上课和写作业，近视的孩子增多了，身体弱了。我听到许多人讲，对这种现状感到担心。提高教育水平的方针，在实际上表现为恢复了学校的填鸭式教育。
因为学校的教育以灌输知识为中心，由学生的成绩决定能否升学，这样，在学生的教育方面，又重新拉大了知识分子、干部与工人、农民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
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中国也正在变成以学校的成绩决定孩子们前途的社会——学校化社会。如果是这样，中国的学历社会化也正在逐年成为现实。
【台湾《经济日报》七月五日文章】题：美国纸器出口远景光明
在美元强势及世界经济迟滞的情形下，分析家对美国纸器工业的近期展望已经看低，部分原因是出口情势转坏，部分原因是预期的纸器涨价难以达成。
据摩根史坦利公司分析家柯里芬表示，美国今年瓦楞纸出口会大幅下降，世界性需求会比去年减少百分之十二，而对欧洲的输出可能减少百分之二十五之多。
整体而言，美国纸器工业对中华民国、韩国、马来西亚、香港的输出，似乎仍然继续增加，而对拉丁美洲的输出似乎也能维持佳绩。
柯里芬指出，他最近与若干纸器厂商联系，显示今年上半年，各纸器厂出口业务仍然相当好，当然其中某些公司表现尤佳，如联合坎普公司瓦楞纸板出口业务持续增强。去年该公司瓦楞纸板外销实绩比前年激增百分之四十九，今年大概可以保持近似去年的成绩。另外，欧本海默公司的纸业分析家巴而默指出，该公司对即期到长期内，造纸业瓦楞纸板、漂白纸板出口增加的看法仍然不变，只是时间必须挪后，他原来认为，这些纸器出口需求会强劲增加，现在他表示，出口好景可能要半年到一年后才会出现。
好景延迟的原因为：欧洲和日本经济复苏似乎要到明年上半年才会出现，同时最近美元强劲，使美国厂家的竞争力削弱，而且油价又下降，其他国家若干瓦楞纸板生产设备原拟关闭或改变，可能因此又继续营运下去。
瓦楞纸板价格极可能无法涨至预期的价位，目前每吨瓦楞纸板价格约为三百美元，该公司原预测，明年三月可能只涨到每吨三三○至三四○美元，明年十月会涨到三百六十美元，整年而言，明年瓦楞纸板平均价格为每吨三百三十六点七美元。
但由于世界对瓦楞纸板的需求超过产能，加上有周期性纤维短缺的现象，瓦楞纸板长期展望应该相当好。
另外，目前的某些不利因素，如欧洲经济不振，在近期内都会转变，因此最近的情势演变只算是迟延，而非对纸器业的永久损害，到一九八三年时，美国纸器出口需求可望增加。
【美联社北京八月二十九日电】（记者：菲尔·布朗）
弦乐四重奏在中国是个缺门。美国的大提琴演奏家迈克尔·拉迪亚科夫，正在帮助中国学生演奏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韦尔的一部作品。
前两个星期，中央音乐学院的大约六百名学生在学院礼堂聆听美国音乐家讲课。
拉迪亚科夫是九位来华讲学的美国音乐家中的一个。
在拉迪亚科夫讲授第一和第二小提琴手如何协调演奏的同时，中提琴手约翰·格雷厄姆在指导另一个弦乐四重奏乐队，歌剧指挥加博尔·卡尔利在给声乐老师讲解润嗓子的技巧，小号手罗伯特·内格尔在以活泼的节奏指挥一个乐队。所有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响彻音乐学院的大厅。
这个讲学团的领队黛安·弗莱格洛说：“中国学生的演奏技能是非凡的。”她还说，中国的音乐家们需要不断演奏，以增强熟练程度。
拉迪亚科夫说，中国可能成为“西方音乐的一个新的尖子”。他发现中国学生演奏得还不够完美，他们缺乏室内音乐的技巧，然而有些人演奏得十分成功。
弗莱格洛夫人说，中国学生很好学。
一位跟着格雷厄姆学习弦乐的演奏者说：“象这样的机会我们是很少有的。时间太短了，我们学的东西很容易忘掉。”
中国学生中许多人都不懂英语。每一堂课，翻译人员都在场给他们解释，而且教者还用乐器作示范。戴维·沃尔特说，他们教的并非全都是古典音乐。他要在两个星期里教两年的课程，其中包括爵士音乐的技巧。他是曼哈顿音乐学校的教授，还是国际低音琴协会的主席。
这一行人这次来华访问，是由纽约市美中协会发起的。他们除了讲学之外有些人在北京表演了独奏而且还同中国管弦乐队一起举办了音乐会。
【路透社北京九月一日电】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保罗·哈特林，今天对中国接收来自越南的大约二十六万五千名难民表示深为感谢。他说，这种姿态“在亚洲是独一无二的”。
哈特林是以高级专员身份对中国进行的第一次正式访问。
他说，中国接收了居住在泰国的二千五百名难民，他们中大部分人是老挝人。中国愿意再接收三千五百名华裔。
他还说，去年有一千五百名难民从越南越过边界进入中国，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越南人。
哈特林说，中国为救济联合国难民捐款三百九十四万美元，但没有指定其用途。他说这是非常慷慨的，因为这笔钱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而不仅仅是在远东。
斯大林也抱有同情他在利瓦吉亚宫的原王妃卧室里休息。探望结束后，我们三人在下楼梯时，斯大林对我们说：“这个人与其他人相比有什么不好的呢？上帝为什么不赐给他恩惠呢？”这就是说，罗斯福显然患的不是感冒，而是小儿麻痹和由此引起的两足麻痹这样严重的疾病。坦率的说，斯大林对罗斯福抱有同情。不久，杜鲁门就任美国总统。苏美关系逐渐产生了重大的摩擦。
在战后，首先需要的是执行波茨坦协定。华盛顿、伦敦和巴黎采取了创设美英法共同管理区及创设另一个单独的西德意志国家的措施，表示放弃建设一个单一的、真正的非武装德意志的企图。从那以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建议总是遭到拒绝。
我还经常去见邱吉尔、艾德礼，贝文、麦克米伦、艾登、盖茨克尔、劳埃德、诺伊尔贝克、巴特勒、斯图尔特等英国的当政者。我于一九五二年向伊丽莎白二世递交了国书。还会见了女王的父亲乔治六世。我记得，我第一次会见国王乔治六世，是在国王举行晚宴招待出席第一届联大的各国代表团团长的时候。令人惊讶的是，国王建议同我单独在客厅的中央。殷勤的国王夫妇国王开始热心的单独同我交谈，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应削弱在反希特勒斗争的过程中诞生的苏联同英国的关系。我热烈支持他的这一想法，并就此说明了我个人的意见。我第二次会见国王以及他的夫人——现在仍健在的伊丽莎白皇后，是在招待出席联大的各国代表团的宴会上。我记得，国王夫妇对包括乌克兰共和国代表和白俄罗斯共和国代表在内的苏联代表所采取的态度，是那样的殷勤。除了国王夫妇外，今天的女王伊丽莎白和她的妹妹玛格丽特女王也前来接待客人。同他们的谈话是极为友好的。
会见邱吉尔给我的印象最深。在战争时期，我主要是在重大的盟国会议上会见英国首相的。在这种会议上，英国首相的会谈对手，苏联方面是斯大林。我作为代表团团员和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参加了与我身份相适应的会谈。选举不如意战后，我担任了驻英国大使，这期间，由于职务上的关系，我经常会见英国首相。那时，我们会谈一开始，他总是先回忆一番出席战争时期的首脑会谈以及停战之后不久在波茨坦举行的首脑会谈。起初参加这些会谈的英国首相是邱吉尔。会谈结束时的首相是工党领袖艾德礼。以后是艾登取代艾德礼任首相，贝文任外交大臣。
我总感到，邱吉尔实际上是很自信地等待着选举结果。但事实并不如意。
我因就任苏联第一副外长而回国前最后访问邱吉尔时，在谈完政治性问题之后，邱吉尔请我喝威士忌，自己则品尝苏联的伏特加酒。接着，他问我是否喜欢伦敦。我回答说，我特别喜欢今天在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加冕典礼之前装饰起来的伦敦。我说，预料在进行加冕典礼时女王的行列将通过的皮卡迪利大街，会显得更加漂亮。在这种场合下，邱吉尔的脸上往往露出他那独特的狡黠的笑容，他说：“嗯，不管是皮卡迪利大街，还是所有的街道，在这次的典礼之前，都会装饰得华丽好看。我们英国人认为，自己的国王和女王一生进行一次大挥霍的作法，还不如四年搞一次好。就象美国人在美国总统选举时所作的那样。”
坦率地说，我对邱吉尔的这段富有典型的机智的话感到敬佩。会见是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的，后来邱吉尔一直把我送到唐宁街十号的大门口。
我上面所谈到的那些人，在政治观点上是很不一致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逐步认识到了敌对苏联的“十字军”遭到了失败，在此之后发生的“冷战”是损害英国人本身的利益的。
无论在六十年代或者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占绝对多数的有责任感的执政者，都得出了这种冷静的结论。但是，持支持“冷战”的立场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不时发表鹰派的言论。但是，他们没有前途，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在这本书中，重申了苏联国家对外政策的各项原则，而这些原则是列宁在建国初期宣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时制定的。为了本国国民，为了地球上所有的人们，必须为建设持久和平的大厦不懈地添砖加瓦。我的全部生活就是为了这个，并准备将余生献给这一事业。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