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5日参考消息 第2版

    【香港《中报》七月十九日文章】题:评中共首次公布金融数字(作者:刘文勇)
    中共六中全会已明确宣布,今后的中心任务当在于领导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迈进。这次重要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国人民银行建行以来头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金融数字,这是中共开展经济长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共决心纠正以个人主观意志代替经济规律的一项重大措施,威信对于中共今后经济的发展,当具有重大且深远的意义。
    众所皆知,任何一个经济大国,国家的中央银行,必然要定期向国人公布金融数字。因为银行是整个国民经济综合部门,是各个经济单位资金活动的中枢,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储备情况,都可以从银行提供的资料里反映出来。并且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公布全国的金融数字,不仅仅是反映金融本身情况,更重要的是反映出整个国民经济的全貌。对内,可以使本国人民了解国家经济的发展情况,有利于人民对金融和整个经济工作的监督;对外,可以使各国了解该国的经济和金融活动状况,有助于经济交流,更有助投资者作决策时之参考。
    我们觉得遗憾者,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竟从来没有公布过金融数字,甚至连一些经济资料也无法——整理出来。这种做法,不仅剥夺了广大人民对经济、金融工作的了解和监督的权利,而且制造了一道与各国进行经济交流的帷幕,大大影响了各国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金融数字如此讳莫如深,当然无法参加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会,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正因这些损失可以避免,所以我们如今回想起来,仍感到痛心之至。
    现在,中共不仅发表了金融数字,而且了解到国际实际环境,参加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会委员会。可见中共务实当局的确是迈开大步,决心开展新的经济长征。
    据悉,中国人民银行将定期在该行主办的《中国金融》杂志上发表全国金融统计数字。从一九八一年度开始,将按季发表。在条件具备时,将按月发表。并对以前尚未公布的历年金融统计数字,需要待整理资料后才发表。我们认为,过去三十多年来的金融统计数字,能否整理出来公布,恐怕现实参考价值不大,但对研究中国现代金融史的财经专家,对准备大量投资于大陆的国际财团,谅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希望,中共在公布金融数字时,一定要做到准确、真实,千万不要再像当年公布的大跃进数字那样“胡吹”、“造假”。这不但对建设国家无益,反而给予外界一种错误,这种观念今后一定要切实扭转过来。
    总之,中共此次发表金融数字,一般认为是向海内外国人郑重宣告经济建设的新开端,我们希望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不但要坚持,而且要普及推广到其他方面去,当能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表现来。


    【香港《明报》七月二十六日社评】题:侨务工作的改善方向
    中共的侨务政策,关系数千万华侨及侨属,对中共在海外的政治形象,以及吸收侨资侨汇,有相当重大的影响。近几年,中共高层虽有意采取比较合理的政策,但各地的“左毒”仍未清除,执行的情形并不理想。最明显的例子是广东的林彪亲信丁盛、刘兴元在广东侨乡制造所谓“海外关系”冤案。数万无辜人士因有亲属在香港、台湾、海外而被列为“专政对象”;江青集团倒台后,冤案并未完全平反。
    今后,中共的侨务工作,必须注意“立信”和“符合法制”二点,才可改变“文革”留给海外华侨的不良印象。
    过去中共的侨务政策,受政治运动影响,摇摆不定,朝令夕改,使华侨和侨眷产生“三信危机”(信仰、信心、信任)。现在政局稳定了,邓小平、陈云、胡耀邦,都是求安定的稳健当权派,侨务政策和工作应该“立信”;可是有些地区,如华侨最多的广东省,公安部门就不按照政策,解决华侨购房的户籍。这是今后要迅速纠正的。
    侨务政策“法制化”,也是急不容缓的大事。过去几年各地批准大量“合法移民”到香港,给香港造成很大压力;那些“合法移民”多半以“走后门”方式取得通行证或护照,很多人并无亲属在香港,甚至没有亲属在海外任何一地。今后,中共批准人民移居香港,必须有严格的标准,至少是名亲属在香港并有侨汇收入者。彻底肃清贪污舞弊,侨务工作才能走向合理化的道路。


    一人士说中国人办事混乱、繁琐,使人哭笑不得
    【葡萄牙《时代报》七月九日报道】题:葡萄牙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增加
    去年年底,葡中签署了合同,以便中国向葡萄牙提供一千吨苯胺,今年,我国除了向中国出口软木之外,还准备出口葡萄牙的名酒。
    一九八○年,中国商船首次在葡萄牙的港口靠岸。后来又有许多船停泊在里斯本和莱肖埃斯港。这是两国间贸易增加和关系改善的良好迹象。
    葡化工产品贸易负责人吉·费雷拉认为,中国是一个拥有九亿多人口的大国,也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广大市场。“我们同它已开始了贸易往来”。他说,但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合同并不总是很容易。不久前,为在中国完善一项合同,不得不在几个地方和跑了几天进行了十二次接触和会谈,最后才算大功告成。费雷拉说,“开始,我在北京会谈了三次,接着又在上海谈了两次,最后在广州谈了七次。可以说在时间上创了纪录。”他强调说,“签个合同,先在北京谈,接着在广州签字,最后在上海取产品……手续之繁令人心焦。”中国人办事情,那种混乱和繁琐情况有时超过西方人。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简直使人哭笑不得。


    【日本《读卖新闻》七月二十一日报道】题:中国的公用电话杂音严重(记者星野发自北京)
    公众电话在中国话中叫做“公用电话”。在街头可以自由使用的电话亭,甚至在首都北京都没有一个。公用电话设在机场、车站、百货公司里,也设在一般民众的家里。但是,入夜以后关上门,往来的人就不能使用。电话每次收费折日币是五十分,不问通话时间长短。电话线路陈旧,杂音严重,市内通话还不如北京一东京的国际电话清楚。


    【英国《金融时报》四月二十一日报道】主题:工人管理促进产煤量增加副题:约翰·劳埃德报道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煤矿是怎样提高了信心和产量的?
    座落在肯特地区的斯诺登煤矿是全国亏损最大的企业,也是今年早些时候定为行将关闭的企业。它的矿工们说,这个矿自从采用了具有很大的工人管理成分在内的管理体制以来,煤产量猛增,工人们的信心也大大提高。
    这个煤矿的大部分生产和劳力计划安排以及一定数量的日常管理工作都移交给一个工作小组。这个小组基本上是由全国矿工工会斯诺登煤矿分会和肯特地区分会的工会代表组成的。
    这种管理体制被认为是卓有成效的,因此,肯特地区的其他两个煤矿也采纳了这一体制。
    工作小组最初是在去年八月成立的。由于成立了工作小组,煤产量由去年年底每周平均三千七百吨增加到现在的四千五百吨。工作小组还打算到今年年底使每周平均产煤量增加到五千吨。目前,这个小组正在实施开辟两个新工作面的计划。
    工作小组还使一条新的地下通道提前投入使用,从而可以运载矿工早到采煤工作面,晚一些离开采煤工作面。
    全国矿工工会斯诺登分会主席莫里斯·布赖恩先生和全国矿工工会肯特地区分会书记杰克柯林斯先生认为,工作小组把工人参与决策的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柯林斯说:“我赞同煤矿工业部门的工人参与作出决定,并使这些决定实施。这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大一步。”
    包括肯特在内的全国煤炭工业局英格兰南中部地区分局,对这个新结构取得的成功持谨慎态度,并暗示过去德比郡的两个煤矿也推行过与此相类似的体制。但是,尽管肯特地区和煤矿一级的管理部门不愿发表正式的评论,但不言而喻的是,它们认为这种体制是一个富有成果的事态发展,它有助于解决肯特煤田经常紧张的劳资关系。


    【芬兰《赫尔辛基新闻》报道】题:企业学的太阳现在从东方升起
    美国《时代》杂志记者对日本索尼公司在圣迭戈的一家装配厂进行了调查,该厂拥有一千八百名工人。工人们对记者说,给索尼公司干活好比为自己的家庭干活一样。
    使美国人感到惊讶的日本人的作风是,厂长学会了西班牙语以便能够同墨西哥外籍工人进行交谈。工厂领导至少每月举行一次公司销售情况介绍会。公司每四个月为工人们举行一次招待会。另外,还宴请缺勤最少的那些工人。
    然而,最重要的是,该厂从一九七二年建立以来从未临时解雇一个人。在经济萧条的年代里,工人们从事维修机器的工作。日本大公司的最大特点是“终身的”雇用关系。
    终身的雇用关系中包括“资历制度”,这种制度规定,加薪和晋升是依供职年限而定。在五十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出现一条“可以担任领导人的界限”,使这些同一年龄的人中的一部分人谋取更高的地位。
    普通工人在五十五岁至五十八岁退休。退休金的数目很小,大约是工资的百分之四十。但是使退休工作易于进行的是发放相当于四十个月工资的一大笔退休费。普遍的数目是一千八百万日元。
    公司总经理何时去职,则由他自己决定。在他决定去职的阶段,继承人的人选工作已经准备就绪。这种移交是不很困难的,因为一般来说,总经理退休以后担任董事会主席。在日本的大公司中,董事会主席往往是一些年事很高的人。
    对西方国家富有生气的年轻一代担任领导持有怀疑的这种晋升制度的长处是,公司领导可以安静地集中考虑长远的目标。日本公司通常的策略是在忍受亏损的情况下先扩大市场,然后才谋取赢利。
    日本的公司通过种种方式保持工人们的工作热情。典型的做法是举行公开的情况介绍会,设法使每个工人了解公司在各个时期的经营情况。
    如果公司经营情况不好,这意味着所有人要作出牺牲:有些人要没有报酬地加班加点,有些人则要从事机器的保养工作。如果公司经营情况良好,每年应该支付的奖金就越来越高。
    即使有奖金,日本的公司并不认为金钱会加速生产的进行。人们对计件工资并无兴趣,同一年龄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甚微。发展生产的动力其中还来自于有才能的人,包括少部分工人,这个不到十人的小组负责考虑如何改进工作效率的问题。公司领导的任务是认真研究小组提出的建议,工人的任务则是指出这些建议如何才是切实可行的。
    从总经理到供差遣的僮仆身着一样的工作服,部门经理同其属员在同一个食堂就餐并在同一办公室办公,这些属于公司作出的一些小的姿态。
    日本公司的另一个特点是,可以迅速地调动工人的工作。产品设计师可以突然发现自己已变成推销员,之后很快又成为宣传秘书。当然,日本人也承认,他们实行的制度也存在一些令人不安的特点,它们有朝一日可能使现在经营情况很好的公司陷于危险的境地。
    由于雇用关系是不能废除的,所以公司需要对人员精选细择。大公司为选择最优秀的人材,相互之间展开争夺。对于那些爱挑剔的雇主说来,女子只能作为临时的劳动力。对男子说来,年迈的父母则是其取得工作的一个严重障碍。
    如果公司迅速的发展放慢或完全停止,晋升制度的实行将发生困难。如果公司招进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并不是所有的老工人都能当上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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