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农村生活报》七月十一日文章】题：人类起源的地点（作者：萨维茨基）
是否可以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对于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但是，不少学者坚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东非和南部非洲以及在撒哈拉，找到了南方古猿的残骸，许多权威的考古专家都认为，这些南方古猿是人类的直系祖先。同西欧、非洲和美国许多大学合作的著名非洲大陆专家戴维逊认为，东非在人类进化方面曾起了关键作用。英国考古学家李基于一九五九年在坦桑尼亚发现了类人猿的颅骨。一百七十五万年前，类人猿就生活在非洲。一九六○年，在那里又发现了更早的古猿的遗骨。又过了一年，挖掘出来的人类颅骨更接近于直立猿人。
李基引证达尔文的话说，在上个世纪达尔文就坚信，第一批人类首先出现在非洲。李基写道：“现在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达尔文是正确的。”他认为，大约在三百万年以前，人类最早的祖先就生活在东非。在乌干达的领土上，至今还能找到数百个原始人。在乌干达东部埃尔冈山支脉、卡普乔瓦和姆巴勒市之间有史前洞穴，这些洞穴对研究人类的发展史有很大的意义。我曾有幸到过这个独特的自然博物馆并且确信，里面至今还保留着原始人生活的原状。洞穴位于一个山岗上，看上去就象一座石头宫。洞穴里凉爽且不潮湿，旁边的小瀑布哗哗作响。从里向外看，所有要道一目了然，对时刻注视着有无危险情况的原始人来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在乌干达还有一些地方，也同样保留着人类祖先生活的原貌。在流入维多利亚湖的卡格拉河畔，有这么一块地方，这里的一切同几千年前一样。在乌干达的某些地区，还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原始人岩画。在乌干达的东部和南部，在洛卢伊岛，特别是在喀拉穆加省的岩画，对专家们来说，能说明很多问题！很使人开眼的是乌干达东部尼罗居民点、姆巴勒至索洛提一带的那些岩画。在离地面三、四米高的地方，这些完整的原始人岩画，是用白色和橙黄色绘制的，有太阳、载有渔夫的独木舟以及许多令人不解的同心园。为什么绘制载有渔夫的独木舟，这一点不难猜想，因为尼罗这个地区与一些湖泊毗连，其中基奥加湖最大，鱼产丰富。但是，目前还没有人能揭开橙黄色的同心园的秘密。在发掘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兽骨和石器（劳动工具），在这些东西上面也绘有同心园，同岩壁上的画一模一样。迄今为止，仍搞不清楚的是，是谁，什么时候画的这些画，因为在这里居住的泰索族、巴吉苏族、兰戈族，都是非洲其他地区的外来人。在他们的传说中，对岩画未作任何解释，或者从未提及这些画。但是，这些文字和绘画早就吸引着文物爱好者。
在乌干达，已经发现，今日非洲人祖先的岩画共有十六处，目前研究最少的要算是喀拉穆加省的绘画了。专家们认为，这里的岩画比乌干达任何地方都多，但是还没有全部被发现。
乌干达文化和社会发展部文物管理局局长说，我们将研究这些画，这有助于更有根据地了解非洲各族人民的历史，总有一天会证明，乌干达是非洲大陆出现第一批人类的地方之一。
【美《芝加哥论坛报》文章】题：揭开埃及法老的秘密
计算机、Ｘ射线技术、微细的化学分析和其他空间时代科学的迅速发展，正在打开一条研究古埃及木乃伊的途径，由此可以对人类的发展获得新认识。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埃及学家已经零星地搜集了古代写在纸莎草纸上文件的记录、墓内壁画和碑文，揭开了历代埃及法老（国王）的一些秘密。但现代科学正在有系统地检测这些木乃伊的骨头和干枯的肌肉，发现了至少象雕刻的碑文一样迷人的记录。
法医学的技术正在改变传统的法老形象，以往的观点认为，法老是一个强盛国家的有力统治者和大主教。现在看来，古埃及的政治更象是现代国家的政治。
领导这项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中有密执安大学的哈里斯。
密执安大学的哈里斯小组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在四年前辨明了一个神秘的木乃伊是公元前十四世纪的蒂耶王后。
这个小组在开罗博物馆和一个国王陵墓里，用Ｘ线探查新王国时代（公元前１５７０——１２９３年）的木乃伊时，发现了蒂耶王后的母亲瑟亚王后的骨头，和一个一八九八年发现的未知身份的贵族木乃伊的骨头，有明显的亲族相似之处，这个贵族在当年被取名为“年长的贵夫人”。
依据这项发现，从这个木乃伊抽出一点头发，同附近杜德·安克·阿门国王的陵墓内一个金属小盒里发现的头发相比，据碑文记载，这个小盒是蒂耶王后的。她可能是杜德·安克·阿门的祖母。
科学家们用电子照射了这两个样品，从而产生了Ｘ射线能量发射的光谱。据发现，这两个样品是一致的，证明这具木乃伊就是蒂耶王后，于是“贵夫人”之谜就揭开了。
芝加哥大学埃及学家温特同哈里斯合作，编辑了木乃伊的临床资料，从中得出了一些惊人的结论。他说，“据历史记载，主要的埃及法老是坚强的人物，在历史上决定性的危机中对他们的人民实行了坚强的领导。但科学证据告诉我们，他们中许多人很年轻，或体弱多病，不可能是人们所描写的强有力的统治者。”例如雅赫摩斯一世被认为是把喜克索斯人逐出埃及的英主，他建立了十八王朝。温特说，人们可能认为，他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军事领袖。然而，经检查他的木乃伊，发现他是一个虚弱者，可能是血友病患者。
他又说，“从我们的许多发现中得出的结论是，创造历史的是整个埃及社会，而不是任何一个领袖。”
【埃菲社西班牙维多利亚八月四日电】题：发现铁器时代的人类遗迹
在西班牙北部阿拉瓦省的一些山洞里，发现了铁器时代的人类遗迹。
发现的这些人类遗迹表明，当时的居民身高一点七米至一点八二米。从坟墓的分布看，当时的村落组织是家庭。
另外，在这里还发现了许多十三和十四世纪的陶瓷器和炼铁工具。考古学家认为，当时这里曾是一个金属冶炼中心。
因犯粗暴违反公路交通规章罪，巴西波基诺斯市判处一匹马有期刑徒三个月。
主人把马放在市中心一家酒吧间旁边就去办自己的事了。马匹没有人看管也就在繁华的大街上闲蹓起来。
据捉住这匹马的一名警察说，马匹在十字路口不顾红灯继续向前走，造成了事故。
法院受理了这项违反公路交通规章的案件，马主人认为自己无罪，拒绝出席法院审理。法官不得不作出不寻常的决定，把肇事的马匹送入监牢。
【苏《在国外》第二十四期转载美《全国地理杂志》的文章】题：犀牛吁求援助（作者：格劳）
经营野生动物的生意是种赚大钱的生意。珍禽收集者愿意出一万美元来得到一只（一种鹦鹉）。纽约第五大街的一个高级商店一双时髦的骑马牧人蜥蜴皮靴卖二百三十五美元。
在伦敦：赫罗兹百货商店，一个鳄鱼皮包售价六百美元。巴黎“克里斯吉安·迪奥尔”服装公司，一件用十七只猞猁的最好部分的皮做的女皮大衣以十万美元售出。
所有这些都是合法买卖物品。然而，在这些物品进入商业渠道的某个起始处，是很容易非法得到的。
例如，养的主要是巴西，当局禁止出口这种禽鸟。美国多数是从巴拉圭和玻利维亚输入，而
在这两个国家也是稀罕之物。熟悉这方面情况的人说，通常是以走私手段运出巴西的。蜥蜴皮靴，以及鳄鱼皮包，可能都有这种令人怀疑的来历。
据美国渔业资源和野生动物局最近估计，合法途径运入美国的每十个野生动物或其制品，起码有一件，甚至有四件是非法出售，走私贩子从中捞取巨额利润。前不久费城对动物投机商提出的诉讼案发现，在亚洲以每对二十美元的代价非法弄到的斐济群岛蜥蜴，在美国卖五百五十美元。美国司法部认为，这类生意的总值每年在五千万到一亿美元。
这种地下生意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可能是一些动物的绝迹。十七世纪时所知道的一万三千二百种哺乳动物和禽鸟，现在已经有一百三十种以上绝迹了，还有二百四十种象许多爬行纲、两栖类、鱼和无脊椎动物一样，正面临着同样命运的威胁。走私贩子转入地下一九七三年八十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华盛顿签定了国际野生动植物贸易协定，这是企图监督整个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生意和反对走私的初步尝试。规定出口生死动物都要有过境证明。
协定遵守的情况怎样呢？我同摄影师雷马尔决定做一次“战斗侦察”和访问捕捉野生动物的地区、商人收买猎物后向国外倒卖的城市，以及销售这种商品的工业发达国家。
我们亲自证实，协定通过以后，走私贩子被迫转入地下了，其隐蔽之深，我们是很难进入那个世界的。但是，我们相信非法生意仍然猖獗地进行着。
例如，一个新加坡商人非常清楚怎样把珍禽从禁止出口的澳大利亚弄出来，一次旅行可获纯利一百万美元。
在许多情况下，非法交易是通过护兽人进行的。
一位在哥伦比亚的美国生物学家说，他曾经亲眼看到独木舟把豹猫皮送到附近居民点的商人处。然后这些皮又弄到政府人员的手中。自然保获区象战场在本世纪的前半叶，象牙一公斤只卖十美元。但是，到七十年代中期飞涨到一百美元。在整个非洲捕猎这种动物的活动具有普遍性质。
在肯尼亚的一个国家公园里，有时可见被射杀的死象多达十头。这是走私贩子用自动枪打死的。受损失的不只是动物，有时检查员也会因为同走私贩子对射而死亡。
印度鸟贩子在目行车上挂上十几个鸟笼子，走街串巷兜售绿鹦鹉。当他们一出现在街头巷尾便立刻围上一群人，漂亮的小鸟卖得很便宜。喜欢家里养上一笼稀有鸟的，在印度大有人在，在国外就更多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每年有七百五十万只各种鸟进入西欧、日本和美国，其中一百八十万只来自印度。
印度鸟贩子卖出的长尾鹦鹉，在伦敦市场上以高于他们购进价格的二百倍价格出售。
在印度，捕鸟和盗卖鸟的规模是很大的，使许多鸟特别是鹦鹉面临灭绝的危险。
最近几个月以来津巴布韦成了「外来入侵」的牺牲者，许多房屋、经济设施和村庄被毁，甚至有人员伤亡。「入侵者」原来是普通的非洲大象。它们成批成群地由邻近的博茨瓦纳和莫三鼻给进入津巴布韦。它们所过之处，一切被毁坏殆尽。这种「入侵」是由于博茨瓦纳和莫三鼻给严重干旱，大象饲料严重不足引起的。而津巴布韦雨量充沛，有大片青草地，因而吸引来了成群的大象。
（摘自苏《林业报》）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十五日电】题：地理学家考察队
苏联地理学会莫斯科分会科学考察队已出发到泰梅尔。它将继续寻找大约七十年前的俄国鲁萨诺夫极地考察队的踪迹。
对鲁萨诺夫的最后一段航行路线了解得很少。当时，鲁萨诺夫决定用打着俄国旗的船（大力士号）试航东北线。
一九一四和一九一五年曾寻找过鲁萨诺夫用的“大力士号”，而十一名旅行家的踪迹却在寂静的白茫茫的北极地区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九三四年，苏联的水文地理学家第一次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写着“大力士号，一九一三年”的桅杆、鲁萨诺夫考察队员的私人物品、照相机、表和指南针。
从一九七三年起，《共青团真理报》极地考察队开始寻找鲁萨诺夫的踪迹。在米哈伊洛夫半岛附近的泰梅尔河岸上又发现了一个宿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