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报》八月十八日述评】题：从黄植诚投向中共说起
国民党空军少校黄植诚驾机投奔中共，这事发生在中共大力宣传和平统一之际，自然是中共统战政策的一个胜利。
中共并没有对此事大事渲染，有关报导也是简明扼要，显示中共的风度，没有借此大事奚落台湾当局。因为太过刺激对方反而显得缺乏和平统一的诚意，无补于统一。
台湾当局还不承认黄植诚是投向中共，而是认为燃油短缺和技术故障，后来再进一步认为黄植诚“可能被强迫洗脑”。其实如果是事实，再解释也是无济于事，反而显得可笑。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共用的是柔，台湾则是刚，抛开其他因素不谈，若单纯从策略来讲，“以柔克刚”可操胜券，当然因为用的是“柔”，也只能慢火见功夫，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
黄植诚是台湾出生的广西人，他在大陆已无亲属，他的投向中共，显然已不是“亲情”关系而是政治原因了。双方需要值得关心的是，黄植诚的思想在当今台湾年轻一代中代表个别的，或是一部分，还是大部分？由此而检讨自己的政策或采取新的对策。
得道多助，对海峡两岸来说，谁能争取到民心，群众就会倒向谁，而争取民心不是光靠几句“解放台湾”或“反攻大陆”的口号，而是要有切实而具体的行动。
【日本《朝日周刊》八月七日一期文章】题：探索祖父鲁迅的足迹——周令飞的日本留学旅行
（作者：横山政男）
九月二十五日，是曾在日本学习过的中国文学家鲁迅（原名周树人）诞生一百周年的日子。这天，“世代”剧团将在东京新桥的亚库路特大厅演出鲁迅的《阿Ｑ正传》和《目中人——鲁迅和藤野先生》。这两个戏是霜川远志改写的。
鲁迅的孙子周令飞（二十八岁）现在正在日本留学。现任东京的富士电视台摄影记者。
霜川没有见过周令飞，所以总想找个机会见见他。“世代”剧团曾于六月十九日在横滨青少年厅公演《目中人》。霜川事先给周写了封信。信中说：“根据我写的剧本排的关于鲁迅和藤野先生的戏剧将上演。想请你来看，如蒙光临，对于七年来一直坚持演有关鲁迅剧目的剧团青年将是一个鼓励……”
周令飞接到信后给霜川家去了个电话：“我是周令飞。我将去看十九日的戏。想要拍舞台剧照。”日语讲得清楚明确。
周令飞打算探寻祖父鲁迅在日本的踪迹，访问东京和仙台、福井等地，把这些有因缘的地方都拍下来汇成一册，由日本的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也是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计划之一。
《目中人》是鲁迅写
的一个小
品，原文题为《藤野先生》，霜川把它编写成二幕五场的剧本。
周令飞不断按下照相机的快门，把《目中人》的每一个场面都摄入了镜头。
当帷幕在藤野先生和鲁迅的惜别场面中徐徐降落时，周令飞突然跳上舞台，同扮演藤野先生的演员拥抱在一起。他的眼角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霜川不久去富士电视台，听了周令飞对剧的感想。“那个剧使我很受感动。因为我知道祖父和藤野先生的事。”
霜川谈了自己是怎样被鲁迅的作品吸引的。一九三五年，岩波文库出版了佐藤春夫和增田涉合译的《鲁迅选集》，那是他第一次读鲁迅的作品。
霜川说：“我最初读《阿Ｑ正传》的时候，其实并不很懂。战后又重读，有了新的理解，觉得写的非常好”。一九五二年他开始为新国剧剧团写剧本，成了这个剧团的专职作家。有一次他对岛田正吾说：“你读读这本书看怎么样？”说着递给岛田正吾一部小说——《阿Ｑ正传》。
不久，岛田提出要求说：“霜川先生，就演这个剧吧，请你把它写成剧本。”一九五四年一月，《阿Ｑ正传》第一次被搬上了舞台。一九五六年再次公演。“世代”剧团从一九七四年起，专演有关鲁迅的剧目。他们在全国去巡回演出，六年中约去了三百所学校，一次按一千观众计算，那么就是大约在三十万青年的脑海里铭刻了鲁迅的形像。
令飞的父亲周海婴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副主任，去年随团访问了日本。那时令飞正好在日本留学，所以父子二人一道去看望了藤野先生的“惜别碑”。“惜别”二字是许广平女士写的。周家和藤野先生的交情相当深。
实际上，几年前，日中合作电影制片公司就计划摄制藤野和鲁迅的电影了。题目是《藤野先生再见》。导演是不久前去世的中村登。原来计划藤野先生由岛田正吾扮演，晚年的鲁迅由赵丹扮演。现在中村和赵丹两人都已去世，这个计划不能实现了，还得重打鼓另开张。
【合众国际社香港八月十四日电】（记者：詹姆斯·希夫曼）一位西方分析家说，美国正在指望中国向它提供那些对里根总统的防务发展计划和长期的空间计划极为重要的战略稀有金属，因为美国缺少这类物资。
这位分析家和工业界人士说，中国盛产美国所缺少的许多金属，而且它已经开始大胆地扩大出口。它将成为西方的主要供应国。这位分析家说，在过去，美国进口的大部分战略金属是来自苏联和非洲南部的国家。
他说，打中国金属这张牌在政治上是可取的，因为它可能使供应来源多国化。
他说：“这是美国认为同中国发展关系非常有益的一个方面，也是唯一的方面。”
虽然这位分析家对中国将成为一个稀有金属“供应大国”持乐观态度，但是他警告不要对中国过份依靠。
他以强调的语气反问道：“如果我们要依赖中国，那么要是发生政治变化，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还表示担心的是中国是否有能力发展现代化交通运输系统和加工工业以满足对于这些矿产和矿砂的需求。
【塔斯社莫斯科八月十八日电】塔斯社评论员波诺马廖夫写道：
正在北京进行正式访问的加拿大外交部长麦圭根说，加拿大准备向中国出售“某些战略物资”。正象他今天对记者解释的那样，这指的是所谓“防御性武器”和军民两用的技术设备。在这方面，这位加拿大部长实际上利用了美国国务卿黑格所利用过的那些遁辞和术语。
西方政治家口中的“防御性武器”这一术语，只不过是掩饰华盛顿策动的有北京参加的军事冒险的真正目的和规模。
对一些西方国家的人士来说，最时髦的是抵达北京后表达本国政府向中国提供现代化武器的愿望，而丝毫也不关心这种目光短浅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
【台湾《中央日报》三月五日、六日连载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蒋硕杰的文章】题：稳定中求成长的经济政策
我们必须维持以往二十余年之间的快速成长而又稳定的辉煌成绩。
如何才能在七十年代继续维持高速成长和物价稳定这两个目标呢？经济成长与物价稳定相辅相成首先我们需要认清楚这两个目标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可以舍其一而取其它的。更不能期望以其一来换取其它的。时下颇有一些社论作家，认为我们如果放弃一些物价稳定就可以更加速我们的经济成长。这是极错误的而且是极危险的看法。因为物价的稳定是经济快速成长的基本条件之一。
我这里再略述一下为什么放弃物价稳定不但不能加速经济成长，反而将使成长大为降低。美国的新凯恩斯学派的领袖托丙教授（耶鲁大学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过，长期的通货膨胀并不会刺激投资，相反的它反而会使工商业在生产方面的投资意愿降低。因为近代国家的税法多不问通货膨胀时期的空虚的纸上盈利是否是真实盈利，而一律就纸上盈利课征累进的所得税，结果将工商业者的老本也当作盈利而征税了。还有在物价猛涨的时期，政府不免慌乱失措，乱用管制手段，如硬性的压住重要产品价格。于是生产无利润可言；或突然禁止某种商品的输出使其海外销路顿失，或管制并配给原料，使生产随之收缩等等。所以在通货膨胀期间工商业的股票会反而下降，这现象在美国及台湾本地都很明显。
更重要的是，在物价腾涨之下，如果银行利率又受政府的控制不能自由上涨，那么人民的储蓄意愿就要受严重的打击。更不愿将既有储蓄存放银行听任它的真实逐渐消失。于是不但不愿将他们的新储蓄存入银行，甚至要纷纷将已有的存款提出购买房地产及黄金等能保全真实价值的资产。如是则银行之可贷资金将锐减。于是各项增加生产力、促成经济成长的投资都非减削不可。假如金融当局要想以增加货币供给的手段来融通各种投资，那么一定将引起强烈的物价上涨，这又要进一步造成投资与储蓄意愿之低落了。如是恶性循环下去，只有使经济成长减慢、经济退萎，造成社会严重的不安而已。
此外，台湾依赖国际贸易及国际投资，物价之上涨率如超过国际贸易之对手国家，出口一定会衰退。如果不断以汇率贬值来抵补，又将使国外投资裹足不前，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利率再受控制，那么更要造成国内资本之大举逃避。国内投资资金将大大减少。经济之成长自然要停滞。所以放弃物价稳定以换取经济成长，是极危险的政策，不可轻易尝试的。货币增加率须降至百分之十以内今年我国的真实国民生产的增长率，官方估计仍不超过百分之七左右，如果再除去石油涨价所引起国际贸易条件恶化之损失，则真实国民所得之成长率可能为负数，或去零不远。如我国国民可能自己消费或享用之真实产品所增极微，而金融当局仍欲依照往年惯例使货币供给于一年内增加百分之二十左右，则今年内必将有更强烈之物价腾涨，自不待言。故欲求今年物价之上涨率能降低至百分之十以内，则今年内货币供给之增加卒必须降至百分之十以内。此一主张似过激烈，但是纵观今日世界经济已上轨道之国家，无有令其国内货币供给年增百分之十以上者。即成长最速之日本亦非例外。
我这主张一定会引起平素把增加货币供给视作银行放款资金来源正途的人群起反对。假使货币的增加会引起物价的上涨的话，增加货币供给来放款并不能增加真实的投资。因为物价的上涨将减缩一切原有资金的投资效果。假使过分增加货币供给以放款予投资计划者，表面是将投资金额增加了一些，但是它同时将原有的投资资金的效果统统减削一部分去了。结果以实值计算，投资资金的实值总额是增是减还大有疑问。何况引起之物价上涨还有使储蓄者担心不能保全资产的实值，不愿将钱存入银行而自行投资于黄金、房地产、或外汇等不生产的资产之危险。同时亦可能使计划投资的企业家，因为担心在通货膨胀之下，自己的老本因物价普遍上升而得的纸面增值，亦会被视作盈利而被课征高额之营利事业所得税及综合所得税，又担心管理物价之政府当局会突然的施行物价管制，不顾成本的上升而不准提高产品价格。或者突然禁止某种商品的出口，使该行业的生产者无端丧失其海外之市场及顾客之信用。凡此种种之担心，皆可使企业家在通货膨胀时期，丧失长期投资之意愿。因此妄想以增加货币供给的手段，来补充银行放款资金，就长期发展而言，不但不能增加整个国家真实的投资，反有使之萎缩之危险。
那么如何才能不增加货币供给，而增加银行放款的资金呢？唯一的方法就是一面奖励人民的储蓄，一面诱导人民将其储蓄存入银行中之储蓄性存款中。在通货膨胀之下，只有把存款利率提高至一般人民预期中之物价上涨率以上之后，才能诱导人民的储蓄大量流入金融机构，不到市面上去抢购可存储的物资，或投资房地产、买黄金、外汇等以求保全其资产价值。这种抢购风气，自然会加强“需求上拉”式的通货膨胀速度的。
但是一般人民目前对将来物价上涨速度的预期究竟有多高，是很难由政府官员断定的。所以银行的存款利率断不可由政府武断的订其最高限额。这最好由资金市场及各银行相互竞争，按投资者对资金需求的紧迫及储蓄流入各银行及资金市场之踊跃与否来决定。也不应由银行公会来议定。由银行公会来议定利率的话，那就完全失去自由竞争之意义。经营不善的银行一定会怂恿其他银行联合起来压低吸进存款之利率，抬高放款之利率以赚取巨额经手利润。一个健全的资金市场不仅要迅速反映供需双方的压力，同时要使供给者所得的利率与需要者所付之利率相接近，其间差额不应超过仲介人（银行或票券商）之必需的手续费用才对。这样才能使人民自愿之储蓄达到其最高可能水准，而且这储蓄所供给的资金才可以被利用于边际生产力最高的投资计划上去。
面临此艰难而又充满机会的年代，我施政当局必须认清学理所指示的方向，而择善固执，才能实现稳定中继续求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