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三月十二日文章】题：亚洲必须种粮食作物以对付即将来临的世界粮食危机（作者：理·克里奇菲尔德）
中国中国用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供养地球上百分之二十四的人口。它充分地利用了它的资源，生产的粮食同美国生产的粮食差不多。中国生产的大米比美国多得多，而美国种植的玉米比中国多得多，两国小麦产量不相上下。俄国的小麦产量比中美两国都多得多。
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的粮食产量已从大约一亿八千万吨增加到三亿二千万吨，平均每个中国人的用粮增加了大约百分之五十。中国已经把它的几乎所有能成为水浇地的土地都改成了水浇地。
博劳格博士说：“中国现在已接近于替代美国而成为世界上仅次于俄国的第二个生产小麦最多的国家。”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同美国签订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年，每年从美国购买六百万至八百万吨小麦和玉米的粮食贸易协定呢？美国农业部首席经济学家霍华德·约尔特去年十月在北京签订这项协定时，已得到一些线索。在北京附近的一个公社里，他发现农民们正在扩大牛奶及乳制品生产，因此把种小麦和水稻改为种玉米，青贮饲料、干草饲料和牲畜饲料粮。在另一个公社，他发现农民们由种粮食改为种棉花。中国显然象每一个国家一样正在改善饭菜和穿戴。
印度印度由于近十五年来在生物学技术方面有突破，因此现在有成为世界上第一号粮食生产国的潜力（它有较多还没有使用的土地、水、阳光和能源）。它的耕地面积同美国一样多，水浇地面积比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多，扩大水浇地面积的潜力比中国大得多。印度的悲剧在于社会问题。事实证明把印度农村社会连在一起的印度教种姓制度与现代农业是不相容的。
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和尼赫鲁奉行了十七年的把大部分投资用于建立现代化工业基地的政策，印度的困境进一步加剧了。在中国，毛泽东把农业放在第一
位，这是值得永远称赞的。而印度却不象中国，尼赫鲁把大部分投资用于工业，忽视了农业。与此同时，根据美国的第４８０号公法进口廉价的粮食供应他的城市（美国人对如此推销粮食应承担一些过错）。他的继承人，包括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在内，都继承了重工厂、轻农田，重城市、轻农村的体制。
这种体制使印度的收入分配出现了畸形，犹如在一个大约有五亿六千万人口的贫穷的农业国印度之内，建立了一个有一亿一千五百万人口的现代工业化的德国。正如德赛总理在一九七八年会见我时所说的那样，工业是建立起来了，可是，向谁出售工业品呢？
现在在印度普遍流行的一个政治口号是：“解放印度农村使之摆脱印度城市的压榨”。农业工人占所有农村人口的将近百分之六十，占整个印度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一。他们当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土地，剩下的三分之一的人有不到一公顷土地。
由于印度的社会结构中有这么大一部分处在危险中，看来在今后许多年中，印度不大可能在农业方面有光明的未来。印度还没有解决分配问题，最近的一些考察表明，一些无地的穷人得到的食粮正在减少。然而，尽管印度在一九七九——一九八○年度发生了一百年来最严重的旱灾，但是，从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印度的粮食差不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
苏联俄国不象中国和印度，它可能要受到即将来临的饲料危机的沉重打击。勃列日涅夫已经公开承认，俄国粮食不能够自给自足，是它的最严重的政治问题。去年秋季，苏联仅收获了一亿八千二百万吨粮食，只比受灾的前年多二百万吨，比计划人员规定的指标少五千五百万吨。为了弥补短缺的部分，俄国不得不在今年七月收割新作物之前至少进口三千万吨粮食。
今年一月份，俄国人在从国有、国营的极权主义社会后退的方面已经采取了第一个仿效中国的步骤。
俄国人在半个世纪之前在斯大林统治下创办了集体农庄。现在，由党和政府联合发布的一项命令，要求“创造公众气氛”，鼓励农庄庄员耕种私人自留地，鼓励私人饲养家畜家禽。在一九七六——一九七九年，俄国农庄总产量中的百分之二十五多一点是来自这些小小的自留地，尽管这些自留地只占农庄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
在急剧的倒退中，将鼓励国营和集体农庄庄员尽力饲养家畜。将给私人提供种畜、鸡饲料、牧草，将更多的土地划归私人，同时还将提供更多的贷款、增加机器修配、运输、建筑材料、农药和化肥等。
美国美国现在正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压力，要求它证明自己在世界农业中居于指导地位。世界对于美国农产品的需要，已由一九七○年的六千三百万吨猛增到每年一亿七千万吨。
约尔特先生说，如果美国打算由自己独自满足人们预计的一九八○年世界粮食和饲料的全部要求，美国今后每年生产的谷类就必须比现在增加百分之四十五。
设在华盛顿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莱斯特·布朗持悲观态度。布朗认为，土质较差、化肥的效果的逐渐降低、能源费用增加和对争夺水的竞争增强，将使粮食生产受到新的限制，特别是在美国和西欧。他预言，二十年内，美国南部的几个平原州的地下水将严重短缺。
对未来粮食供应的估计约尔特估计，到一九八五年，世界上百分之十五的粮食和饲料将依赖美国，而二十年前是百分之二，去年是百分之十一。
美国能供应吗？自从一九三五年以来，美国农场主通过机械技术（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生物学技术（改良种子、化肥）以及耕种越来越多的农田，满足了世界日益上升的粮食需求量。自从这种新的技术真正开始使用的一九三五年以来，美国的农场的数字由六百八十万个减为二百七十万个。约尔特预料这种趋势将继续下去。他预料，生产成本将急剧上升，到某个时候，美国农业将达到耕地和水的绝对限度。
他说：“到一九九○年，或者甚至早在今年年底，世界也许可能面临粮食供应极度紧张的局面。这是一次要长期存在下去的世界性粮食危机。”
对于中国、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来说，其意义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一个繁荣昌盛的世界将要满足自己对用于食品、饲料和燃料的谷物的日益增大的需要，那么，不是西方而是亚洲要把自己能运用的一切新技术用于自己的一切资源，最终得生产这方面用途的谷物。
【香港《中报》七月二十七日述评】题：台湾修改对中共称呼对“匪”字区别使用
据台北报章报道，这次举行的“国建会”中，国民党当局已决定对中共的称呼作出新规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领导人的姓氏后面，不加上一个“匪”字。
中共和国民党虽然是经历过血肉相搏，是势不两立的两个政权，但它们都有许多共同点，这点是颇耐人寻味的。以往中共称国民党为“蒋匪帮”，国民党称中共为“共匪”。其实国共两党都有其政治主张，与土匪绝不同（个别分子自当别论），如若在西方国家，它们可以在竞选中互相竞争，即使互相揭短，甚至骂几句，也断不会使出“匪”字。无奈中国的黄帝子孙，却要称对方为“匪”，岂不悲哉！中共现在政策大大开明，早已不称国民党为匪，对组织，对个人均是如此。然而台湾方面，现在刚刚开始小突破，在个人则不称“匪”，对组织仍要沿用什么“匪伪政权”，这也未免太落伍了。既然要表示开明，何不一次就全撤销“匪”字和“伪”字？
同样的，在国际上称中共不称“匪”，只有在台湾内部称之为“匪”，这种“内外有别”也是十分可笑的，这岂不是不信任台湾内部的人民？最好的办法：对组织，对个人，在外部，在内部，都取消一个“匪”字。留下那么一些尾巴，迟早也要斩掉，不如早点斩掉为好。
作为炎黄子孙来说，希望海峡两岸都能实现民主化，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谈上两岸的“统一”。否则对任何一方面来说，都是党同伐异的“政治攻势”而已。
台《联合报》认为，这次争吵是由于新旧立委的背景和观念不同所致，这种冲突似有愈来愈升高的趋势，而且超越了政党的界限
【台湾《联合报》七月十三日社论】题：我们对最近立院流会风波的看法
立法院于大前天开秘密院会，审议“货物税条例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时，因部分委员主张取消糖类货物税，造成程序争论，主席裁定表决，遭到二十余位委员的集体退席杯葛，而发生了流会的风波。
这一三十余年来立法院所仅见的流会风波，不但已引起社会舆论界的关切，而且据报道，亦已为决策当局所重视，并指示有关方面，予以妥善处理。由此可见，这一风波在政治上是具有多么重大的影响了。
引起这次流会风波的货物税条例第五条修正草案本身，并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就是其所涉及到的有关糖类货物税究应降低多少的争执，也并非不是一件不可经由沟通、协调、折衷等方式求其解决的难题，但以集体退席的方式，来杯葛表决的事故仍然发生了，由此可见“问题”的本质并不在这上面，而在其他地方。只要弄清楚了“问题”之真正所在，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法，才能防范类似事故的重演。
立法院在本会期开会以来，由于九十七位增额立委新血的加入，一方面固使立法功能为之活泼了不少，从而令人对立法院有今非昔比的看法；但另一方面，也由于新旧委员的背景不同，所处情境不同，难免有观念上的差距，从而在实际问题的看法上产生了种种冲突。这种冲突似有愈来愈升高的趋势。前些时的立法院正副院长改选的问题之争，“中央社区公共设施”的经费动支是否符合预算程序之争，以及监视有无托人代为签到等问题之争，早就显示出冲突的脉络存在。最令人讶异的，不但在这次的风波中，就是在以往的冲突中，两者的对立常常跨越了政党的界限，而使执政党无从发挥其组织与党纪的功能。
【合众国际社伦敦八月四日电】大赦国际五日要求台湾释放因两年前在省城高雄市举行人权示威活动，同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而被监禁的三十四个人。
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说，这三十四个人都是在长期与外界隔绝和经受讯问之后，在“可能发生了拷打和虐待的情况下，被迫招供而被判有罪的。”
大赦国际说，已在审问中撤销的这些供词是指控他们鼓吹暴力行动和非法推翻政府的唯一证据。这些供词本来是不应该用来作为证据的。
大多数被告同《美丽岛》杂志社有联系，审理他们案件的军事法庭对其中八个人的煽动叛乱罪名没有提出证据。
这个组织在一份二十页的备忘录中说：“大赦国际认为，这八个被告是因为自己的政治观点和行动而被判有罪的。”
大赦国际还对格林岛监狱中的犯人表示关注，其中二十人自五十年代非常时期进行了即决审讯之后一直被关押着。
该组织谴责了监狱当局，因为据报道，由于一个犯人同大赦国际的一个代表团谈了话，监狱当局就惩罚他，给他带上脚镣，单独监禁了两个月。
台湾政府在对该备忘录作的六页长的答辩中说，大赦国际的建议是“粗暴干涉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是不能容忍的”。
【美联社华盛顿八月六日电】《华盛顿邮报》就美台关系发表社论如下：
“台湾所采取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警察活动呢？使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陈文成的事件。陈于上个月访问他的家乡台湾。一天早晨，人们在图书馆外面发现了他的尸体。
“起初，治安警察说，他是自杀。后来，官方的解释又变了，说不排除有发生意外事件的可能性。但是，还有第三种可能性：他死于警察之手。美国大学的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身亡是一件令人悲痛的事件。这些情况增添了政治上的阴影。在台湾，警察常常采取高压手段。他们对那些对大陆派中国人统治该岛可能感到憎恨的当地台湾人也是这样。
“然而，所传讯的陈先生所参与的政治活动显然是在美国进行的，而在美国这是完全合法并得到保护的。
“美国同北京恢复正常关系以后，台湾当局也许感到不得不提高他们自己的警惕性。令人感到羞辱的是，台湾警察在台湾很为普遍的这种横冲直撞的做法竟然输入到了美国。这类事情必须予以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