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世界报》六月二十日文章】题：德国对华贸易的良好前景（作者施罗德）
（原编者按：多年担任德国外长的格哈德·施罗德博士是战后时期德中关系的开路先锋之一。他最近一次作为三边委员会的委员访问北京是在一九八一年的春季。他应约为本报写了下面一篇给人印象深刻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要求德国经济界应该不顾各种各样的困难把对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坚定不移地推向前进。）
我每次访问中国（一九七二年七月，一九七九年和今年）得出的判断都有所不同，但是看到的发展前景是一样的：中国在进步，这个国家在以巨大的热情谋求跟上世界的步伐。我一九七二年的访问是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作准备。
一九七二年七月，我在北京同使我难以忘怀的周恩来总理进行了谈话，那时我的看法获得了贯彻。重新建立了关系。
我今年在北京访问的原因也是不平常的。三边委员会第一次在其区域之外即北京举行会议，这是有美国、加拿大、西欧和日本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参加的一个组织。选择这个地点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等于是中国同西方世界关系“正常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认为这是历史性的一步。
在会议期间，中国方面一再提醒人们注意，它是代表十亿人，也就是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讲话的。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人工作和生活在农村。他们明确重申在去年贸易关系中已经显露出来的情况：中国将比迄今更加注意把其经济活动的重点放在农业方面。为了能够适应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要，他们将加强所谓轻工业的发展。一九六六年以来的文化革命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表现在经济计划的压缩上。有八到十年没有培养技术和经济科学的接班人。中国经过考试的第一批大学生要到一九八三年才能毕业。
鉴于这些前提，中国的重点转移即放弃重工业的大型项目是势在必行。但是，朝着直接满足供应需要的这种转变对西方，首先是对德国贸易来说意味着一种变化。联邦共和国是中国第二个最大的供货者和第三个最大的主顾。因此，德国的对华贸易界对于贸易关系（没有缺陷和故障）的顺利发展极感兴趣。
根据我在北京的经验，根据各种各样的会谈和了解到的情况，我相信，德国经济界从自己方面来看将能够适应中国经济“重新调整”中出现的情况。在这方面首要的是进行交流，目的是提供我们在技术、工艺、组织和贸易方面的丰富经验。
前景是好的。象北京这样一个城市自从我一九七九年访问以来在最近两年所取得的进步使我们有理由采取乐观的态度。修建了新的和宽广的街道，短途交通和运输工具增加了并得到了改善。公共汽车增加了，面包车非常多。小型摩托车混杂在大量自行车中。商店摆满了商品，消费在增长。政治性和军事性的宣传已在公开场合消失。遵守纪律和努力学习的风气又回到了学校。尽管手工业企业和工厂的劳动工具是简陋的，但是它们却创造了惊人的成绩。航空运输增加，同外界的交流，尤其是同科学界的交流在顺利发展。
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将为中国打开广阔的前景。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来说富有创造性地和有耐心地参与这一发展是重要的。
【日本《产经新闻》七月十一日刊登日美欧委员会日本委员长渡边武文章】题：急剧变化的共产党中国，希望接近日美欧
日美欧委员会的部分委员，五月下旬在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晤。下面谈一下我个人的几点印象。
第一点印象是，中国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就是说，对中国不应根据已有的观念来作出判断，而是有必要把握它的现实的变化。中国领导人解释说，现在的中国正在摸索适合中国的独自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二点印象是，经济政策正在向极为现实的方向转变，即把重点放在充实国民的衣食住方面。第三点使我感兴趣的是，中国虽然懂得重要的是满足国民的消费需求，但是怎样遵循追求物质欲望的国民的规律的呢？作为对我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强调五讲四美。对此，我颇感兴趣。第四点感触是，大家都认为提高零售物价是不得已的，但是关于时期，都期望慎重。第五点是，关于国际关系，中国最关切的是苏联的威胁，这一点同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变化。目前中国在削减军费，承认靠现代武器对抗苏联是困难的。但是中国认为并不会因此而削弱国防力量。第六点是，我感到，中国重视同日美欧的友好关系，不会改变开放的体制。
关于台湾’中国不满里根政权的态度，这是事实，但重视同美国的友好。美国国务卿黑格访华证明了这一点。如上所述，中国正在急剧地发生变化。关于这一变化，从日美欧的立场来看，正朝着易于交往的方向发展。尽管如此，从我们来说，对拥有地球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动向，不能漠不关心。而且，在理解中国方面，日本比欧美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这次的会晤也是由日本准备和搭桥的，对这一点，欧美表示感谢，再次确认了日中悠久的文化的联系。
【《美洲华侨日报》六月十三日报道】题：中国首次向美国出口乒乓球拍胶质材料
乒乓球运动正在美国稳步地发展，与该类运动有关连的体育用品，自然也会获得扩大的销路。在中国横扫今年的世界乒乓球坛后，中国随著向美国出口这方面的“秘密武器”——乒乓球板的胶质材料。
据负责办理此种材料的刘先生对记者说，这是中国第一次向美国出口这种‘“秘密武器”。
刘说，中国胶质的厉害处为粘性好，旋转力强，比其他各国的胶质优异。
由于台湾作家一向抱有悲天悯人的胸怀，而且热烈地希望他的文学作品在民众性灵里发生启蒙作用，有效于坚定民众的民族意识，引导他们走向抗日民族运动的道上来，因此，强烈地主张描写台湾民众身边发生的生活现实。乡土文学于焉产生。由于大多数民众属于农民与开斗小民，故此，描写的主要对象为大多数穷苦民众，而作家的关注也偏重于苦难的阶层。即使如此，并非所有台湾作家都毫无条件地赞同乡土文学路线的。有部分作家就猛烈抨击乡土文学狭窄的、地域性的自我封闭。他们以为文学的主要目的是描写超越国界的普遍人性。光是农民及穷人不能代表人性深刻多歧的各种层面，而乡土文学便是“山林文学”，这无异是叫作家把自己禁锢在樊笼里，划地自限，拒绝了巨视性的广大世界。这个争论得不着决定性的结果，然而似乎台湾文学始终走着乡土文学路线，一直到近来再度觉醒为止。来自祖国大陆的承传
至于台湾作家对于三十年代文学也并不觉得陌生。虽然不象国内知识分子那样耳濡目染成为生活现实的一部分，但是会读白话文的台湾作家就直接去读原著，而一部分不懂白话文的日文作家却透过日本人的译本去了解；总之，吸收及阅读祖国文学持续到太平洋战争早期，一直是毫无间断的。光复来临时，有一段短暂的时期，跟大陆有活泼、广泛的文化交流展开。台湾知识分子以满腔的憧憬与热情，犹如干瘪龟裂的大地拼命吸收雨水一样去拥抱来自祖国大陆的一切文物典章制度。每当我忆起，那时年轻的我，如何夜以继日，挑灯夜战去阅读来自大陆的许多文学书籍时，禁不住老泪纵横了。
如上所述，拥有几达六十年历史的台湾文学一直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从来没有脱离过民族文学的立场，所有台湾作家都因台湾文学是构成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环境而觉得骄傲与自负。我们在台湾文学里看到的是中国文学不灭的延续。西方与日本思潮的激荡第二种影响台湾文学的文化价值系统乃是西方及日本文学等，来自国外的各种文学思潮与流派的激荡。投身于日据时代新文学运动的早期先辈作家大都是日本留学生，后期的日文作家也是受过日本殖民地教育，所以他们对于日本的传统旧文学与现代文学都有相当的造诣和深刻的认识。当然在这种吸收、接纳、抗拒、抨击等过程中，台湾作家不知不觉中感染了日本文学的表现方式与写作技巧。
无可否认，漫长到五十年之久的共同生活经验中，在台湾新文学里也留下了日本文学的渗透痕迹。我们以为一概否认日本文化价值系统且目为“流毒”与“余孽”并不是对历史记忆负责任的公正态度，同时也是不智之举，唯有去芜存菁，化为我们的养料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世界潮流原是迈向“大同世界”理想的呢！
如众所知，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疯狂地推进现代化，所以他们拼命模仿与吸收西方文明与文化。因此，日本文学受到旧俄、欧美文学的影响至为广泛。日本人勤于翻译西方文学名著，已经达到包罗万象、来者不拒的非理性的程度。自然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也很容易透过日本刊物去接触广泛的世界文学，从古典到前卫一应俱全。
在日据时代的末期直到光复初期，台湾年轻一代的日文作家已经对于此种前卫文学潮流有所认识，并且经过一番沉思默考，有摒弃与采纳的挣扎。我们在乡土文学之父钟理和先生的某些作品片断或钟肇政的初期短篇小说里可以看到前卫文学写作技巧菁华的乡土化。乡土文化的特殊影响
第三种文化价值系统乃是台湾本身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乡土文化。如众所周知，台湾古称“埋冤”，是一块瘴疠猖獗的伤心之地，在历史上屡经异民族的殖民与统治，致使民众长久过着被欺凌、被剥削的悲惨生活。此外，台湾位于太平洋台风圈内，四周婆娑之洋黑潮汹涌，四季如夏，因此大自然的景观有异乎祖国大陆的地方。对抗尚未驯服的大自然的肆虐，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抵抗异民族的侵犯，获取解放与自由，一向是台湾民众求生存的基本课题。台湾拥有同祖国大陆截然不同的副热带未开拓的原野、炙热的太阳、狂暴的骤雨、短而急的河流、矗立的高山、茂密的热带密林以及平埔族、山地种族等异色的肥沃大地与繁多的居住种族。这些构成了同草长莺飞的江南不同的特殊景观。此外，历代殖民者所带来的异质文化，在此地的建筑、村落、语言、音乐、宗教、风俗等各层面留下了不易磨灭的痕迹。然而由于历经三百多年来历史性的缓慢整合，这些来源不一的多元性因素自然形成了台湾特殊的乡土色彩。这些乡土色彩基本上乃是属于中国的，可是在细微处仍保留着不同于祖国大陆的异彩。这样的乡土性格不但在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显露出来，同时也铸造了民情与民众气质。从赖和到宋泽莱、许多台湾作家的作品里，这些乡土性格犹如那地上之盐，构成了作品的台湾风格。
跨入一九八○年代的台湾文学最重要的历史性课题，不容怀疑，是台湾作家如何群策群力去整合这些多元性的文化价值系统，创造出更富民族性的文学出来。在努力于整合的过程中，我们的作家与文学必须选择正确的方向。
首先我要指出作家必须有恢宏的胸襟，相信人类的未来远景是充满希望与光明的。究竟台湾是整个中国的一环，我们的主权在大陆，唯有统一的、强大的新中国出现，台湾文学六十多年的成就才能获得历史性的归宿与意义。顽固地信奉狭窄的地域观念，对于台湾作家而言，只是被违背历史事实的逆流卷走罢了，它会带来毁灭与损害。承继写实主义的优美传统
其次，台湾作家一向承继着批判性写实主义的传统去写作。纵令有欧风美雨的吹袭，社会结构的改变，影响到写作技巧的刷新，但基本上并没有脱离五四以来的寻求进步、民主的现代化步骤。
在台湾的中国文学一定是三民主义的文学，它是反映在台湾的中国人过去与现在真实生活的写实文学。它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企求民主理想的实现，描写全民物心生活两层面为其主要任务。我们为未来台湾文学灿烂的远景而共同奋斗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