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华侨日报》五月三十一日文章】题：孙夫人与中国（作者李文）仁爱的国母国父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女士病逝北京，享寿九十岁。
人生九十，一个普通人都视为上上之寿，其归道山，亲友除了悼念之外，称之为荣哀。
何况是国父孙中山先生夫人。因之，我们对国母之逝世，除了深切悼念之外，还必须表达对孙夫人最高之崇敬与怀念。这是中国人民应有的，对待开国伟人适当而又诚恳之态度。
孙夫人毕生信仰三民主义，继承国父遗志，身践力行，以尽其为国为民之责，这是中国人民所熟知的，也是全世界爱护中国人士所熟知的。本文不拟在这方面多所论列，作者所要写的，是有关孙夫人之道德，人格与乎对人对事的光明磊落的态度。求诸末世，是很难得的，何况更是求诸末世的。本来可以掌握权力，利用地位，为所欲为的妇人。
孙夫人是末世仁爱之实践者，她不但发扬了孔子仁爱的精神，也发扬了耶稣基督仁爱精神。这与国父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博爱是互为一体的。也是在末世社会之离乱，斗争，民不堪命之悲惨时代中唯一的，真正足以挽救世人之伟大力量。此种力量，较诸政治、经济、军事等的权力与地位，何止有云泥之别，简直是光明与黑暗之分野，是和平与残暴之对立。孙夫人一如孙中山先生，选择了前者，毕生坚持不变，斗争到死。孙夫人救活了许多人，援助了许多人。也为我们这个多难的，可怜可悯的国家民族，亲手奠下了“永不会亡”的巩固基础。
仁爱的国，不是消极的殉道者，是积极的革命先行者。她是一面旗子，是一盏明灯，在漫天风雨，鬼哭神号的悲惨大地中，发扬了仁爱的精神，为我们带来了“永不会亡”的新生之希望与活力。不要权力地位作为国父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女士一开始便可以掌握更大之权力，及爬上更高之政治地位。中外古今，许多“知名妇人”，都是妻凭夫贵，争权力，居高位，为所欲为的。但终其一生，孙夫人从没有这样做，也不同意别人这样做，这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
据三几位曾经与孙夫人相处过一个短时期的前辈日前日后告诉作者，孙夫人从不干预孙中山先生之政治工作。在孙中山先生病重时，有关立遗嘱的大事，也是由跟随孙中山先生之得力而又是亲信同志决定。孙中山先生逝世，孙夫人更是勇敢而镇定的处理后事。处处以同志们的意见为依归，事事以顾全大体，为国为民为最高原则。这不是中国传统的妇女典范“三从四德”这般简单，而是伟大的人格，海洋似的器量之表现，也是一个不讲名位、不求名位的革命家“凡事尽其在我”的行动表现。永远是后来者之借镜，是典范。如果后来者人人都能如是，中国从此不会有“内争”。
人之本性为善为恶，前人论述不一。但其为善也好，其为恶也好，都不是问题之所在。最可怕的
是视“天下为己有”，视“权力为第一生命”。念旧与人情正因为实践仁爱，孙夫人对朋友、故旧、人民乃至所谓意见不同的人，据说都本着人情与念旧之优良品德对待的。人之可贵，在于有人性，人而有人性，而且最高发挥，甚至圣人也做不到。只有耶稣基督做得到，孙夫人在这方面，表现了可贵的人性与崇高的革命先行者的品德。
孙夫人爱护儿童，也是举世熟知的。今年春初，作者与几位朋友，应邀参加一个非正式的会议，准备为孙夫人任名誉会长的保护儿童机构，在北京兴建一座新型大厦。我的朋友很热心，他说：“既然是孙夫人任名誉会长，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计划”。本来一切都准备好了，所有条件都具备了。可惜后来有关方面改变计划，此事暂时搁置。看来短期内不会成为事实，即使将来成为事实，孙夫人也看不到了，搦管至此，至为伤感。
仅以本文悼念我们的国母孙夫人，并表示崇高之敬意。
原编者按：本文作者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外交哲学博士学位，他写过数本印度对外政策的书，其中包括一本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书。他说，由于“被歪曲了的纪录”影响了印度对它同中国边界的看法。他重复了麦克马洪线不是基于一项在法律上有效的条约的说法，要求研究新的证据以加速折衷解决。
【印《印度时报》五月十一日刊载卡鲁纳卡尔·古普塔文章】题：中印关系副题：了解真相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和人民党下议员苏布拉马尼亚姆·斯瓦米以及印度驻北京大使，最近举行的会谈成了印度和外国报纸的重大新闻。邓不仅透露了外交部长黄华将在今年夏天访问印度的新闻，而且还对处理两国之间的长期存在的问题明确表示了态度。
邓解决边界争端的方案是，中国接受麦克马洪线，条件是，印度同意中国对阿克赛钦提出的领土要求。在去年六月份，邓在同一位印度记者谈话时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周恩来在一九六○年四月向尼赫鲁提出了一项大抵与此相似的方案。印度建议把实际控制线作为两国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边界线。
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这一方案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受到梅农的称赞。但是，尼赫鲁受到外交部一批官员的欺骗，一方面中国在一九五○年对麦克马洪线给予了事实上的承认，另一方面伦敦印度事务部档案局表明，它不是建立在任何合法有效的条约基础上的。尼赫鲁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三日对议会说：麦克马洪线是确定了的边界线，无论根据条约、习惯和地理条件来看，都是确定了的边界。作为一条地理边界，麦克马洪线大致是沿喜马拉雅山的山峰的走向，可以被认为是东部地段的印中天然分界线。但是，直到一九四七年，无论是“条约”或是“习惯”，都没有把它看作是确定了的边界线。
仔细查阅印度事务部档案局所能查到的官方文件，也无法证明这一要求是正确的；当时的英国政府也不承认这一要求，从总督哈丁勋爵和负责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克鲁勋爵一九一四年七月来往的官方信件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然而，在三十年代末期，某些印度官员在奥拉夫
·凯里爵士鼓动下，试图通过修改艾奇逊条约集一九二九年版本的第十四卷的内容，为麦克马洪线提供事后的法律基础。这部条约集包括西姆拉会议程序的原来的官方版本，内容如下：“一九一三年，西藏、中国和英国的全权使臣在印度会晤，试图解决有关中国和西藏边界的有关问题，并在一九一四年拟订和草签了一项三方协定。然而，中国政府不允许它的全权使臣正式签署。”
这卷真正的版本于一九三八年被停止公开发行，以一九二九年重印的伪造版本取而代之。伪造的这个艾奇逊条约集仍然是自由印度对英国当局对北部边界问题的立场产生混乱看法的根据。不幸的是，当边界纠纷由于西藏叛乱而开始出现时，印度外交部没有一个高级官员认识到麦克马洪线的法律地位是含混不清的。
根据印度的官方看法，中印边界纠纷目前仅仅局限于中国人占领了克什米尔一拉达克的一万四千平方英里的地盘。然而，根据权威性的艾奇逊条约集的第十二卷（一九三一年版），克什米尔北部和东部边界在英国统治时期始终“没有划定”。同时，许多官方地图，包括印度条法委员会（即西蒙委员会）报告的第一卷（一九三○年版）中所附的印度地图和英国驻印度军队的总参谋长向一九四六年英国内阁派出的那个使团提出的印度地图（地图上印有“绝密”字样）都表明，喀喇昆仑山脉的山脊大体上就是克什米尔北部和东部的边界。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某些印度官员是怎样想象出在西段提出一万四千平方英里的领土要求呢？而且这项要求是今天解决边界纠纷的顽固障碍。
然而，在英国统治时代，对于克什米尔北部和东部边界有两种说法，一个是阿德爵士一八九七年提出的、另一个是麦卡特尼—麦克唐纳一八九九年提出的，主张把克什米尔的边界划在喀喇昆仑山以外的地方。但是，这些边界线从未被正式接受过。然而，一九五四年七月，印度政府根据北部和东北部边界委员会的建议出版了一份新的印度官方地图，这份地图标明了克什米尔—拉达克的一条边界线，它到达了昆仑山的山顶，并且第一次把整个阿克赛钦地区都划入印度的版图内，尽管这个地区当时是在中国实际控制下。这条新的边界线就是约翰·阿德线的设想，这种设想曾被总参谋部驳回，原因是，和喀喇昆仑线相比，难以防守，而且战略上也毫无价值。
从法律角度来看，一九五四年七月单方面更改印度测绘局的地图的做法并不能给印度以扩展它在包括阿克赛钦在内的西北地区的边界的任何权利。作为英国统治的继承者，自由印度必须接受英国在这方面遗留下来的任何遗产。然而，英国政府近年来对这件事一直非常谨慎地保持沉默。
但是，在一九七七年，印度事务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朗博尔德在《亚洲事务》（一九七七年六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里透露了有关英属印度北部边界西段的真相。他说，在西北，“在阿克赛钦的天寒地冻、没有人烟的荒野里没有划定的边界。”他进一步说：“在对这一点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在印度事务部的档案中没有找到任何根据来证明一些地图上标明的在昆仑山脉的那条线是正确的。据此，西蒙委员会的地图粗略地在喀喇昆仑山脉的山顶上画了一条界线。”
印度政府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实地调查委员会、由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来主持，负责仔细检查印度事务部档案局独立的调研人员近年来透露的有关中印边界的新证据，而不要依靠一九六一年二月份的官方报告。这样做将有助于他们了解为什么中印边界问题的折衷解决对双方都是迫切需要的。
【时事社东京五月三十日电】题：“统一战线”的象征宋女士，中台丧失最大的人的联系
时事社香港二十九日电：宋庆龄女士的一生，担当着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各民主党派、和台湾联结的“统一战线”的象征的作用。
她病情恶化，中国国务院发布公告逐一宣布，这种做法是过去领导人去世时所未曾有过的，破例的。成了对台湾统一工作的重要据点的香港的观察家，就这一点认为：“这是利用宋女士的死而发出的统战工作的号召。”
宋庆龄女士的死，失去了把中国和台湾联结起来的、最大的人的联系。了解从前国民党和共产党提携的“国共合作”（一九二四年到二七年、一九三七年到四五年）的时代的人，在中国和台湾都少起来了。
【香港《大公报》五月三十日文章】参加宋庆龄治丧委员会的部分外国友人简介路易·艾黎——新西兰作家。一九二七年来华，至今已五十四年。初在上海消防处当工厂督察，学会了中文。他在当时的旧中国，亲眼看见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开始参加革命工作。他与已故美国记者斯诺是密友，并一起在中国工作多年。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成立一个名为“工合”组织。马海德——一九一○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水牛城。祖籍是黎巴嫩人，职业医生，但他的大半生岁月却是在中国度过的。从三十年代开始，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大江南北、偏远边疆。他现任中国卫生部顾问。妻子是中国著名演员沙菲。伊文思——荷兰著名导演，今年八十三岁。他最早访问中国是一九三七年，当时他在周恩来总理协助安排下，冲破了蒋介石的重重封锁，终于把一部摄影机赠送到延安去。伊文思从一九二八年就从事电影工作，是纪录电影的创始人之一，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被誉为“飞翔的荷兰人”。玛斯琳·罗丽丹——法国电影工作者。洛伊斯·惠勒·斯诺——已故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的第二位夫人。原是演员。海伦·福斯特·斯诺——斯诺的第一位夫人，曾与斯诺一起到延安，四十年代初在菲律宾与斯诺离婚。耿丽淑——中国福利会美籍专家。一九二六年到中国。现年八十五岁。爱泼斯坦——外籍专家，曾参加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在中国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现任《中国建设》主编。今年三月份《中国画报》上刊登了他所撰写的《宋庆龄——中国杰出的妇女》。柯如恩——美国进步人士、著名经济学家柯弗兰的夫人。柯弗兰已于去年六月在北京逝世。黄文欢——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生于义安省。一九二四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七九年七月由于遭到黎笋集团的打击和迫害，离开越南辗转到达北京。宫崎世民——日中友协理事长。他是孙中山先生好友宫崎滔天的后代。西园寺公一——日中友协顾问。韩素音──本名周光瑚。英国女作家、医生。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比利时人。一九一七年九月生于北京。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二年曾在香港玛丽医院当医生。她以这段经历为背景，写了小说《生死恋》而知名。其后写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