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16日参考消息 第2版

    【法新社北京五月九日电】中国和日本在这里就如何使两国商业关系能令人满意地发展,举行了第二轮谈判之后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一位日本人士指出,关于日本向中国提供贷款问题,双方“实际上”已确定了一项方案。
    这位人士又说,但双方谈判代表仍未就其它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观察家们说,这位日本人士所说的“其它问题”,包括东京提出的关于中国把面临威胁的经济项目进行下去所需要的资金来源的两项建议。
    据这位日本人士说,东京希望中国提取日本以前答应给中国的五亿美元的商业信贷。中国现在还没有支取这笔资金。
    东京还希望北京通过日本的私人银行获得贷款。但由于私人银行利率高,中国不愿这样做。
    日本派了七名高级官员在外务省一副局长长谷川的率领下来北京同中国谈判。
    上述日本人士指出,由于东京和北京仍然存在着分歧,因而双方不会很快达成最后协议。
    他还说,据料,中国副总理谷牧将推迟原计划对东京的访问。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三日)市场价格(美元/盎司)伦敦483.75巴黎533.20法兰克福487.23苏黎世484.50香港488.37


    【日本《产经新闻》四月十五日报道】题:中国的长江将变成第二条黄河
    有人担心,湖北省发生水灾会不会是由于“长江日趋变成黄河”这种令人害怕的事态造成的。由于滥伐森林等缘故,长江和历史上以骄横、放纵而闻名的黄河一样,正在变成易于泛滥的河流。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国,为粮食长期不充裕而发愁。倘若粮仓地区——长江流域发洪水的危险性进一步增大,那么这将成为世界性的严重问题。
    蜿蜒流经中国北部的黄河,带走了黄土地带的泥沙。经常泛滥成灾,所以它甚至被人称为“害河”。中国历代王朝都把治理黄河作为统治国家的最重要的措施。但是,最近已可以看到过去一直比较安稳的大河——长江将变成黄河的征兆。
    去年年底乘船漫游长江的中国血统生物学家张华在香港杂志上发表文章,他以忧伤的笔调写道:“对长江沿岸的森林理应加以保护,可是中国没有充分注意这一点,两岸的森林已遭到严重的破坏。无计划地乱砍乱伐,并且连一个恰当的造林计划也没有,因此,长江昔日的风光已为光秃秃的山丘所代替。”
    在日本等国家,只要一提起中国,人们都说那里的植树造林事业开展得相当好。拿北京来说,把到达机场的访华者引向市内的美丽的林荫道,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事态好象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就是说,中国搞过植树造林,但是砍伐的更多。
    本来中国的森林面积就只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十二点七,森林覆盖率很低,在世界上居一百二十位左右(世界森林的平均覆盖率为百分之二十二)。中国的森林还在继续减少。
    特别是长江的上游,砍伐尤为严重,甚至在中国也被认为是屈指可数的森林地区——四川省西部山区,森林覆盖率和全国平均覆盖率己没有显著差别了。
    如果继续无计划地砍伐,使大地的表面裸露,泥沙将经支流流入长江。山区森林把水储藏于地下的作用也就无法发挥。
    这样一来,长江“变成黄河”也就逐渐变成了现实。
    据说近二十年来,流入长江的泥沙大约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现在每年将达到五、六亿吨。这与每年流入十六亿吨泥沙、河床每年增高达十厘米的黄河相比还不算多,但情况是严重的。


    【西德《明镜》周刊第十六期文章】题:蓝色的釉砖
    埃伯斯瓦尔德的面包师傅约·齐默尔曼的店铺大多在早上六点钟就已经开门了,使上夜班的人能买新鲜的小面包来当早点。根据顾客的特殊要求,他星期天也在面包房,为生日的蛋糕浇出花样样。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专业报纸《新手工业》兴高采烈地说,对顾客进行了那么多的服务,配得上“模范”这样一个称号。该杂志为小企业主特别开了一个专栏,标题是:“顾客喜欢这样”。
    齐默尔曼师傅属于最受东柏林计划经济人员宠爱的职业。自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私人手工业重新兴旺以来,面包师列在国家鼓励名单的前列。
    因此,在此期间在海利根施塔特县又有二十八家私营面包店用自己烘烤的面包供应百分之五十八的居民。
    当然供应的程度根据县和专区的情况而不同。常常到中午的时候面包架上就已空空如也了。于是顾客只能去国营的百货公司,那儿摆着工厂里生产的灰色面包和硬梆梆的小面包——大多象易北河里的鳗鱼一样新鲜。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个人的积极性在多年受到排斥以后又受欢迎了。人们明确地建议报纸的读者去仿效有事业心的小手工业者的榜样。
    按德国统一社会党国家的老一代缔造者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允许登载这样一些取得成就的报道。乌布利希在一九五八年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不能指望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小工业会有大的增长。这个领域的问题已经到解决的时候了。”
    当然乌布利希的解决办法指出了错误的道路。手工业要在短时期内集体化。可是在一九六○年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供应困难。手工业企业的数目在仅仅三年内就减少三万家。德国统一社会党停止了集体化运动,并命令“过于起劲的地方当局”停手。
    一种比较自由的手工业政策带来了更多的成就:当局对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给于优先照顾,相同职业的专家可以联合在这些合作社内。他们直至一九六七年实际上不必纳税。从一九六○年至一九七○年,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产值增加了两倍,从二十七亿马克增加到八十八亿马克。职工人数甚至比工业职工人数增加得还快。
    然而,手工业者——他们老是在静悄悄的角落里幻想幸福,并且愿意自己来经营——越来越被挤到了边缘。几乎没有学徒,凡是向县政府申请准许开设一所工场,都会遭到拒绝。唯一的例外是面包师这个宠儿。
    可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的日子过得越好,他们越不单单满足于面包,就越可以听到对供应不足的不满。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也高了。东德主管经济的官僚显示出对这些要求感到负担过重。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在公民越来越愤怒的压力下,曾静悄悄地准备对其左右摇摆的手工业政策作第四次最重大的修改。部长会议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作出的一项至今尚未公布的决定第一次谈到“为了进一步改善人民的供应情况,要有目的地促进私营零售商店、酒馆和服务性的手工业企业”。
    两年后,私营手工业者的人数自从国家成立以来第一次又增加了:达到八万五千二百十八人。
    一年后,即一九七九年,私人占手工业全部销售额的一半以上。
    在手工业的有些方面所占的比例还要高得多:在面包业占销售额的百分之九十,肉店和细木工业占百分之七十,从事建筑的手工业中还占百分之三十六。
    统一社会党人首先认真地对待学徒的培养问题。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可以学习手工业方面的一百五十种职业,一九七五年只有六十三种:从做皮手套的直到浇铸锡器的匠人,从画线工人到做船帆的人和镶嵌细工。
    由于参加特别受到扶持的修理和服务工作的人少,困难始终还是可以觉察到的。私营手工业企业中人员年龄过老起了妨碍作用,五、六十年代的错误使得现在缺少几代满师的手工业工人。
    一九七九年,马格德堡专区十七家制鞋店由于缺人而关闭。只有两个鞋匠就开了一家新店。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人民之声》报批评说,国家机关显然对这种局面等闲视之。东柏林的《晨报》即自由民主党的中央机关刊物也抱怨说,缺乏符合需要的计划工作。它说,在一个乡镇里比方说唯一的一名白铁皮工匠要退休了,如果地方当局给两名理发师成裁缝发放手工业证书,那是没有什么用的。
    来比锡当局试图通过社会主义的自助计划来弥补缺陷。迄今在四十八门不同的夜校课程中培养了五千名兼职的手工业者,这些人在下班后的工作中在自己的住宅区做紧迫的修理活。仅在来比锡城,合法的干私活工人每年可以完成二万六千多件活。来比锡一千七百多名业余的白铁皮工匠的元老是一名七十一岁的眼科医生。
    对多数手工业者来说,困难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应该从哪里为他们的工作弄到材料。当局对许可开设汽车工场是踌躇的——由于缺少材料。
    手工业企业的成功首先取决头头组织供应材料的能力。常常要通过关系或者坚硬的西德马克才能弄到材料。


    【芬《新芬兰报》五月十一日报道】芬兰外贸部长埃斯科·雷科拉十日在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星期的访问后返回赫尔辛基时说,芬兰准备帮助中国更新造纸机械。
    雷科拉说,芬兰代表团在中国访问期间曾就这一项目以及发展芬中两国贸易问题同中国方面进行了会谈。据报道,中国到目前为止已从芬兰购买了五台造纸机,从奥地利和苏联各购买了一台。这些机器现已都有些过时需要加以更新。芬中两国根据所签订的科学技术经济协定本月将召开工作小组会议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商谈。雷科拉指出,在会谈中,双方还谈到了发展芬中传统贸易的可能性以及扩大两国贸易的前景。他说,中国方面已向他保证,中国取消原先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投资和改革计划并不影响中国从芬兰的进口。芬兰的传统出口产品纸浆和纸张在中国的需求量一直很大。到目前为止,芬兰主要是向中国出口纸浆、新闻纸和纸板。芬兰希望能扩大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种类。原先从中国进口的大豆,现在供货有困难。中国方面指出,由于国内消费量增加,近几年内大豆出口将不会增加。然而芬兰对中国的化工原料、纺织品和日用品还是有兴趣的。


    【日本《每日新闻》四月三十日文章】题:中国的儿童读物出版兴旺
    中国的儿童读物出版界在“四人帮”被驱逐以后,一下子出现了兴旺景象,犹如花开满园。杂志的发行数超过了一百万册。将来,似乎会发展成为出版大国。中国有这样的打算,即通过日本儿童图书评议会同日本的出版界也正式开展交流。中国的上述动向,是儿童书籍专家访华团最近在东京举行的回国报告会上说的。
    访华团在北京和上海逗留的一周期间,会见了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严文井、金近、陈伯吹以及其他作家、诗人和编辑约三十人;另外,作了关于现在日本的儿童文学和出版现状的报告。
    渡道说:“我深深地感到,他们实际上是阅读了许多日本和西欧的作品,而且有一股热情,即想利用这个机会从我们这里了解到尽可能多的东西。他们那股想吸收国外情报、改变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落后状态的干劲,真是叫人佩服。据说中国想通过日本儿童图书评议会这个渠道同日本的儿童书界正式开展交流,我感到本人负有重大的责任。”
    访华团作的报告中说,充分领略到了中国儿童书籍出版工作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一年出版两千种(日本大约是两千四百种)。因为缺少纸张,所以出版儿童书的发行册数被削减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然而,据说最少也印了几万册,最多印了几十万册(日本平均是五千册)。
    我认为:“中国具有将来成为出版大国的潜力。”
    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有五家专门出版儿童书的出版社。其中以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为主力,包括其它出版社在内,发行二十种杂志。杂志的数量从五十万册增加到一百二十万册,似乎是一售而空的状态。据说,中国还翻译些现代作家的作品和日本作家的作品,因为人们对外国文学非常关心。
    中国除了努力出版古典作品和历史性小说之外,还出版创作性作品。一个明显的倾向是,热心灌输科学知识,出版了大量的科学文艺作品,例如:科学幻想小说、科学谜语、科学对口相声书籍和科学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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