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五月三日特稿】题：缺乏外语技能给美国商业带来损失
几年以前，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负责对外销售的经理们绞尽脑汁竭力查找他们的雪弗莱诺瓦牌汽车在拉丁美洲难以销售的原因。
后来，终于有人揭示了这个谜，诺瓦（ＮＯＶＡ），当用西班牙语把它读作两个字时，就成了“不走”的意思。
阿德尔菲大学国际教育系主任约瑟夫·卢里曾讲到过这个故事，而且从通用汽车公司发言人那里得到证实。这件事带来了令人可喜的结果：通用汽车公司把汽车的牌子改成了“加勒比”，他们的汽车在拉丁美洲随即打开了销路。
然而卢里说，美国人在使用外语方面的错误层出不穷，而且使得美国在对外关系和同别国进行商业交往方面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卢里最近向记者透露了他的题为《美国一一世界上的瞎子、聋子、哑子》的共有十八页的一份研究报告。作者在报告中谈到，近二十年来，美国学习外语的人数在“危险”地下降。
他说：“自一九六八年学习外语人数达到高峰之后，迄今大学在校学生学习法语的已下降百分之三十七，德语下降百分之三十七，俄语下降百分之三十二。”一九八○年，选修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掌握的一门外语课的高中毕业生仅有百分之二，这是一个很可怜的数字。
卢里说，以上这些数字表明一种“对国家安全有着危险影响”的倾向。
卢里在接见记者时说：“早期，美国没必要同别的国家争夺新的市场，也不太注意和别的国家交朋友。然而，随着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加，当别的国家获得新的重要的市场和朋友时，我们却一天天在失去朋友和市场。”
卢里说，美国的出口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而西德和日本却分别占百分之十五和百分之二十五。其部分原因就是西德和日本不辞劳苦地学习外语和了解异国的情趣。
他列举了苏联的情况，他说在苏联约有一千万学生把英语作为第二种语言来学习。相比之下，在美国的学校里仅有二万八千入学习俄语。
对于外语水平低的状况最近已引起了美国国会的关注。
四月十日，由众议员保罗·西蒙领导的有十名国会议员组成的小组提出了一项法案，旨在“促进作为有助于改进我们市场地位的一种工具——外语的学习。”
卢里在他的研究报告中列举了美国在同别的国家交往中由于无知而出现的一些与美国不相称的事例。
——在一期德文版《读者文摘》上，一幅广告的说明词把“百事可乐提精养神”译成“百事可乐死而复活”。
——当派克笔在拉丁美洲发起倾销运动时，用了美国制作的一幅广告，广告向顾客说明，使用新的派克笔可“避免漏水和着色的麻烦”，可是在译成西班牙文时就成了用新的派克笔可防止不必要的怀孕。
——说明通用汽车公司一种产品的广告上写着“渔民必备”，在译成西班牙文时成了“渔民身边的死尸”。
——当美国总统卡特访问波兰时，他希望“了解你们的观点和理解你们对未来的愿望”，可翻译却译成了“我好色地期望波兰人”。
——在美国国防部欧洲司的七十至八十个雇员中，没有一个人会讲德语和法语。
美国外语和国际问题研究全国委员会执行主席罗斯·海登指责美国教育制度在学习外语方面表现得很差劲。
她说：我们的教育制度只适于把外国人“美国化”。
移民来到这个国家开始新的生活并成为美国人，我们的学校给了他们所需的教育。然而今天，坚持地方主义的方法正在使得我们缺少能够很好地同别国进行交往的人。
海登是个获得国际教育博士学位的人。她说她对学习外语必要性的研究还不如最近听到的一位日本商人的话更能说明问题。
她说有人问那位日本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中世界上那一种是最好的语言，这位日本人沉思了片刻，回答说，“顾客的语言”。
【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四月号文章】题：只管救人，不问其他国际红十字会赴汤蹈火
一九八○年四月十四日，美国外交人质在德黑兰被劫持五个月零十天后，终于有了佳音：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下称国际红十字会）人员到了。当天午后一时，三十四岁的瑞士单身男子格伦乃克进入使馆，随行的是李伯斯金医生，他也是瑞士人。二人立即展开工作，李伯斯金检查人质的健康，格伦乃克记录姓名、住址、收集简短家书。这两个瑞士人离开时已是夜晚，不过他们带出了令人欣慰的消息：人质都活着，情形良好。这两位访客实际上给每一人质作了人寿保险，因为从此以后，霍梅尼法师的革命卫兵便不能使任何一位人质消失而硬说根本无此人了。
这种“人寿保险”正是国际红十字会的职责。国际红十字会以救命而保障人命———有时是在战场上，更常在激战之后，但总是在战争或压迫之下当受害者无处求助的情况中出动。如今国际红十字会在三十五个国家积极执行任务：为柬埔寨战争中受害的老百姓设置难民营医院，记录伊朗与伊拉克双方战俘的人数，等等。
因为国际红十字会总是在有生命危险的地方活动，派往各地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很少是安全的。这些人道主义士兵已有二十多人殉职，较早尽职受伤的一位人员是一九六六年派赴越南的代表莫都。他中了杀伤性地雷，遍体都是弹片，但翌年又在阿以“六日战争”中出动了。怪不得国际红十字会得了三次诺贝尔和平奖，第一次是于一九○一年颁给瑞士理想主义者丹南特的。国际红十字会就是他于一八六三年创立的。
如今红十字会活动遍及全世界。该会的工作人员在日内瓦总部者有四百人，在各地工作者约二百五十人。国际红十字会的责任较重，活动范围较广。理由很简单：国际红十字会是超然独特的组织，也是唯一的没有国籍的红十字会。它主要是应付各处人为的灾害。
这项任务基于明文规定人道对待伤病战斗员、战俘以及陷于战事和战事后果中平民细则的一项国际协定，就是所谓的“日内瓦公约”。是丹南特于一八五九年在意大利北部沙孚林诺之役亲眼看到四万人死伤而无人料理后发起的。如今世界上几乎每一国家都接受了这项公约为基本“战争法则”。签字国必须准许国际红十字会不偏不倚地检查他们战时的人道行为。因此它成了人类最大竞赛斗争的裁判员。
公约的原签字国很明智，知道一个国际组织在战事进行之中容易陷于瘫痪，而瑞士是传统的中立国，所以就请瑞士人来组织国际红十字会。他们采用瑞士国旗作为会徽，但把红白二色颠倒过来。“比瑞士更为中立”成了日内瓦湖边山上国际红十字会总部流行的口号。
国际红十字会每个职员很快就知道他的职务不是去审判人为什么要打仗，更不是偏袒任何一方，而只是援助受战祸之害的人。国际红十字会原则及法律部门主任毛瑞雍解释说：“一个代表要是放弃中立那可不得了，非但对我们不好，对我们的宗旨也不好。”毛瑞雍明白这一点。一九七四年他在非洲担任外勤工作时，虽然对一个政治犯个人很有好感，也同情他的政治目标，了解他为什么坐监，但拒绝把那人的书稿带出监狱。那人如今是非洲最新国家之一的总理。“当时我若答应把你的书稿带出去”，毛瑞雍在若干年后提醒这位大人物说，“你现在还信任我并让我到你们监狱中去访问么？”信任是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要诀，因为它除了道德说服力之外别无武力可施。
政治犯尚未包括在日内瓦公约内，不过自第二次大战后，已成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主要工作之一。他们显然是受压迫的被害者，正属于国际红十字会在道义上受命处理的范围。这个恪守人道宗旨的组织坚忍不拔，已在七十二国内对被囚的政治犯作了三十多万次访问。甚至在被诋为右翼警察国的国家内，国际红十字会都能顺利执行任务。
为了明了国际红十字会实地执行任务的情况，我陪同总代表古伯兰走遍了黎巴嫩。在这个基督徒不敢进入回教区而回教徒亦不敢进入基督教区的国家里，旅行可真不容易。国际红十字会却毫不费事地安然通过，汽车上髹的大红十字就是通行证。从一个乡村仆仆风尘地到另一乡村，所到之处都有人摇手示意，通常还带着笑脸。危险是随时随地可以发生的。
国际红十字会在一九七六年黎巴嫩内战最烈时有过一段极辉煌的表现。“那时我们代替了政府，”古伯兰说，“我们成了邮政局、卫生部和交通部。我们的无线电直通日内瓦。只有我们的飞机能降落机场，只有我们的船能进入港口。我们是各医院医药供应的唯一来源。”
最近令国际红十字会忙碌的三个多事地带是泰国与柬埔寨边境、伊朗—伊拉克的交战区。国际红十字会在去年初活动的巅峰时期，有七十位瑞士代表以及约四百位雇用的非瑞士籍红十字会医生、护士与技工，照料泰国边境内大片帐篷里的柬埔寨战区难民。
国际红十字会要做的事如此之多，而本身却没有钱，所以一直有经费短绌之苦。一九八○年经常开销达三千六百二十万瑞士法郎，主要靠各国政府固定的接济。至于派驻泰国、黎巴嫩、伊拉克、伊朗等地的特别代表团的费用，会长海善达不得不请求各国红十字会、私人以及较为富有国家政府支援。一九七九年所得的捐款达七千六百万瑞士法郎。其中以美国出钱最多，计一千八百万瑞士法郎，其次为瑞士，也捐了一千一百万瑞士法郎。
【世界卫生组织杂志《世界卫生》二、三月份合刊文章】预料，如果目前的科研工作继续下去，在今后二十年内节育技术将会取得很大进步。
在今后十年，妇女的日服避孕片将得到改进，一些常见的副作用，如恶心、呕吐或月经失调等将会减少。一些严重的副作用，如血栓栓塞可能会更少发生。
目前使用的日服避孕片也将改变成一周一次或一个月一次的药片。
子宫下部装置目前正在许多妇女身上作试验。这种装置不会引起月经流血增多，也不会引起什么痛苦。目前的研究集中于估价它们的安全以及把它们留在子宫内的期限至少延长到十年。
到一九九○年，可以买到可注射的避孕药，使妇女可以在每个月、每三个月或每六个月注射一次的药剂中作选择。对月经期的干扰会比目前减少。
此外，也许还会出现较长时间起作用的植片——一年至五年。这种植片可以植在皮下。如果妇女希望生一个孩子，或植片释放的药物引起不良的副作用的话，也可以去掉。
妇女绝育将只用化学物质从子宫注射进去，而不是象现在一样做手术把输卵管封闭起来。
有一种小装置已经处于临床试验的后期，妇女可以把这种装置放在阴道的深部，并可放在那里达一个月之久或更长的时间。
这种装置放出很少量的类固醇，起到避孕的作用。
科学家们很有希望在今后二十年内发明某种真正新的节育技术，例如也许会发现有效期一至五年的疫苗，帮助妇女自动防止卵子受精，还可以买到一种新型的药片，这种药片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使用。
【意大利《团结报》一月三十一日报道】题：一只红绿灯造成多大浪费？
在红灯面前停下车来，这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每天发生上千次极普通的事情。对此，人们毫不在意。但是，遇到红灯踩下脚闸，停车二三十秒钟，然后再起动、开走，这就是一种浪费。这种说法看来好象是奇怪的，但却是要浪费钱的，浪费的结果十分惊人：一次红灯要浪费我们七十里拉。这七十里拉是几种浪费项目的总和。首先一项是停车和起动时燃料的消耗和轮胎的磨损，共为三十二里拉；其次人停下二十秒钟的价值为三十三里拉（因为一小时的价值为六千里拉）；另外五里拉是污染和公路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这项公路事故的损失是按照红绿灯前所发生的车祸计算的平均值。
如果每辆汽车停一下浪费七十里拉，那么我们就可以计算出，一条通过上千辆汽车的大马路上的红绿灯会造成多大浪费。例如在哥伦布大街（新罗马最大的一条马路——本刊注）每天通过八万辆汽车，即使在顺利的时候，至少也有四万辆要遇到一次红灯。这样，一天的浪费等于二百八十万里拉，也就是说一年要浪费十亿里拉。难道不能用这些钱来修建立体公路而撤掉红绿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