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19日参考消息 第2版

    【西德《世界报》一九八○年十月十六日赫伯特·克伦普文章】题:日本不可阻挡地上升为一个温和的世界大国
    没有一个工业国家在最近几年不把一个部门输给日本人。人们不太愿意地承认,手表、照相机、娱乐用电子设备和电视机,因为“睡大觉”而输给了日本人——欧洲的生产者没有注意。
    日本有严格选择地进行突然袭击:滚珠轴承、自行车、开关仪器和机器制造,当竞争者吃惊地把目光死死地盯在“畅销货”船和摩托车上时,日本人大力生产小汽车。一九五八年,这个岛国生产的小汽车不到十万辆。现在光出口就有三百一十万辆(一九七九年)。
    这个没有军事力量的、资源缺乏的日本经济突然发展成了一个信息、资料学和电子学的世界强国,而其80%的石油是从受到危及的海湾地区进口的,并且它还必须进口30%的粮食。
    美日的贸易结构看起来简直是可笑的:日本已经把半导体产品出口给美国,而美国多半是向日本出口农产品和原料——也就是说恰好起到了战前日本的殖民地所起过的作用。福特公司总经理菲利普·考德威尔认为:“日本人给予我们的最大教训是政府、工业和劳工的合作。”有关日本成功秘密的这种看法流传很广。但这种看法仍是表面的。教训还要更加深刻。社会中坚不把自己当作中坚数据可以照亮通往认识的道路。日本人每年的工作时间要比德国人多400小时,他们的休假期只有3个星期,而不是6个星期。在日本的企业中,病假为2至3次,在德国是10至12次。事情早已开始这样了。1976年,丰田汽车公司平均每人一年生产49辆小汽车,而大众汽车厂每人只生产20辆。
    日本人作为“温和的世界强国”虽然准备(并且有能力)减少其出口。他们已削减了钢铁、纺织品、电视机的出口,现在他们在减少汽车的出口:他们将把1981年出售给欧洲的汽车限制在23万辆。但这仍改变不了其占优势的经济力量。对防止其侵略性的市场战略是没有一种保证的。
    同时,欧洲共同体经常旅行的政治家和官员们在10年前就应看到远东台风的迹象了。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飞行的每一架飞机里当时就至少有两名日本人。如果每架飞机上的两名日本人至那时互相不认识和在上飞机时才相互认识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想方设法马上坐到一块去。在这里面隐藏着一种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哲学道理:一个日本人无足轻重。两个日本人是一股力量——一个集团。
    发展是从日本人坐飞机开始的。因为他们并不是议员、普通的董事或出于好奇心“出来转转”和“观光”的有钱的人,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公司。联合会和部的代表。
    他们在作了紧张的预备性研究之后被派出来研究工业国家中的重要机关或地球上的原料基础,以及归纳所得的结果并使之系统化。人们从他们的身上看不出这一点,每当他们深深地弯着腰递交名片时,甚至还向他们微笑。他们是友好的人,他们也根本没有什么秘密:他们是日本知识托拉斯的成员。知识托拉斯就是通过有组织的工作把知识集中地搜集起来,这对欧洲人来说完全可以形成一种概念。但对日本人来说,情报知识和团体思想的结合是生存的基本条件。这种结合是日本人行为的特点。个人的利益在高水平上连结在一起,这并不降低识别能力。在日本知识水准很高,上大学的人数占百分之九十(超过美国)。入学考试是挑选出类拔萃的人材,考试的严格程度与旧中国孔夫子式的考举差不多。
    终生学习和再学习教学电视在每周五十多个小时中播送一百个节目。东京的丸善书店是世界上最大的书店之一。光是杂志就放满整整一个长廊。
    日本人一生都在学习,再学习。一位三十五岁的职员认为,如果公司需要的话,去学习一种完全崭新的知识领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日本人并不受始终把这个世界分成两个部分的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他并不是用阶级的观点,而是以社会中坚的观点去考虑问题。但社会中坚对他来说并不是“地位”,而毋宁说是一个“所在地”,即作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决定的社会场所:各部、协会、企业。它们通过紧密的合作形成了一个作决定的托拉斯。进入一个机构的大学毕业生从那时起形成一个一起度过其职业生活的集团。合作是长期的,这里没有在欧洲和美国的那种通过“调动职位”向上升的现象,也没有“雇用和解雇”。因此,在公务机关或公司本身的选择和培训是重要的。日本的企业处于一个情报网中,这个情报网通过会议、接触和聚餐不断地得到巩固。各部、公司和联合会觉得自己是为取得成功的一个整体。
    日本的经济是私人的(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是私人的),可是在大多情况下服从于官员发出的现代化的、联合的和结构方面的信号,这些官员非常了解国际市场和发展趋势。各企业“沉得住气”“日本的模式”与瑞典的模式一样容易被夸大。并不是所有的职员一生都有保障的,并且“一生”只能到57岁退休时,——然后必须寻找一个新的职业,在这方面原来的公司当然会提供帮助。就此而言,防止危机的保障和分配的公正程度是高的。一个企业可能成为由国家规定的结构变化的牺牲品,但不会成为一种“虚脱”的牺牲品。为了对付这种虚脱现象,现在已有一个“社会网”,这个网由经理层人士与各部的高级官员和各联合会的“贸易国各活动家”的关系编织而成。公司将被指导到新的市场上去,银行也会提供情报和贷款。或者成立一个新的管理机构。
    因此,日本的企业沉得住“气”,它是面向市场的,然后才面向利润。它提供的安全和气氛就是它拿出的社会福利费——从体育协会到休假这样一些“社会福利的附加物”。相互的竞争是激烈的,但由于有更重要的共同的利益,这种竞争并不是毁灭性的。
    日本的失业率为2%。没有年轻人失业的现象。但年纪较大的人在其任职时期也是受到保护的。刑事犯罪要比任何一个工业国家少。企业具有一个家庭的形象,企业工会通过耐心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起一种聚合的作用。


    【塔斯社莫斯科四月九日电】题:中国实施扩张主义
    塔斯社政治评论员雅科夫列夫写道:中国报刊最近极力鼓吹北京在东亚地区,其中包括中国、日本、东南亚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外政策的“新理论”。《人民日报》不顾现实,硬说什么美国和东亚国家“对抗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而这个地区国家对苏联“扩张”和“侵略”的抵抗则成为“主要矛盾”。由此得出必须建立一个“共同回击苏联霸权主义的结构”的结论。
    不难看出,在这些虚伪的断言后面隐藏着什么。中国领导人企图混淆视听,掩盖其意图,在国与国关系中煽起敌意和加剧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从而创造条件来实现自己扩张主义的计划。
    中国领导人为了给扩张行动准备土壤,企图削弱和肢解亚洲国家,极力使东盟国家和印支国家对立起来,企图使波尔布特罪犯集团在柬埔寨复活。
    至于苏联、它不止一次提出旨在通过亚洲各国共同努力来保障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建议。北京对亚洲持久和平根本不感兴趣,因此它希望保持自己扩张和侵略的自由。


品名伦敦市场(英镑/吨)铜830.50锡6,082.50铅344.50锌379.50铝636.00镍2,890.00


说美如要卖武器给中国,就应根据这种贸易本身的优缺点来考虑,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反苏手段
    【美国《纽约时报》四月十六日社论】题:中国不是牌
    每当华盛顿有人想要惹克里姆林宫生气的时候,就扬言要卖武器给中国。对这一点,没有什么赞成话可说,但是反对话倒可以说上不少。诚然,除此之外能够使已经觉得非在苏中边界驻上四十六个师不可的苏联政府勃然大怒的手段不多。但是,使苏联增加疑虑不论有些什么价值,这种价值也是要被中国的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反应所抵销的。
    国防部长温伯格上星期说,把向中国出售武器作为在苏联对波兰进行军事干涉的反应这一可能性“尚未”排除。当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卡特政府在寻找对策时也曾有过同样的想法。这个想法最终应该抛弃。
    过去十年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步伐是莫斯科同北京之间的非常紧张的关系促成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因此,这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范围的苏美竞争中的一个因素。这三个国家中,无论哪一个如果不得不站在与另外两个对立的立场的话,它显然处于不利地位。但是这个三角形并不等边。只有苏联和美国是有全球利益和摧毁对方的能力的超级大国。这两国应该设法彼此建立稳定的关系,不论它们在对中国的关系上是成功还是失败。
    总之,要中国帮忙嘲弄或伤害苏联很难说是美国有实力的表现。中国会瞧不起这么一个盟友,世界上其他人会冷笑。
    另外还有一些实际的理由。在说得过去的范围内,无论给中国多少援助,事实上都改变不了中苏力量的对比。关于打中国牌的问题,所有那些议论其实都只是指提供象征性的援助,援助的数量也许只够在心理上触怒俄国人,在战略上达不到任何结果。
    中国不是牌也不是卒子。用随便的语气谈到一个具有自豪感的国家,似乎它是一个听话的诸侯一般,这种态度是降低了中国的身份,低估了美国的外交。如果要卖武器给中国,那就应该根据这种交易本身的优缺点来考虑,而不是把这作为一种反苏手段。


    【合众国际社北京四月十六日电】(记者:霍尔斯坦)一位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美国不会为了消除北京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反对而搞一项“公平交易”,也向中国出售武器。
    这位人士说,关于华盛顿正在考虑用这种交易抚慰北京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前总统福特三月底访问了北京。他透露,他讨论了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可能性。
    这使人们纷纷猜测说,一项“公平交易”正在酝酿中。但是,中国人士四月二日强调说,如果台湾也得到美国武器,那么中国宁愿不要美国的武器和军事技术。
    在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一九八○年一月访问之后,尽管双方都期望能向中国出售一大批武器,然而这位人士说,至今还未批准出售任何军事设备或军民两用设备。


    【西德《科隆城新闻报》四月十三日评论】题:十年以后副题:华盛顿同北京的关系,毛向西方的开放有了保障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同毛的握手改正了美国的亚洲战略的基本错误:对位于最大的洲的最重要国家实行孤立和军事包围的目光短浅的政策。越南问题被非常迅速地抛在一边。今天这个问题甚至把美国人和中国人联系在一起了。对北京来说,尽管仍然存在着台湾这个不愉快的问题,然而尼克松至少抛弃了过时的两个中国的政策。
    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报,成为美中新的关系的重要基础。双方在公报里发誓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第三国谋求霸权。反霸权条款是可以扩大的,它是明确针对着苏联的。所以,当尼克松仅仅三个月以后便在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签署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时,中国人很失望。
    尔后出现的对话停顿的原因,就在于东西方缓和阶段的开始。甚至当苏联人及其代理人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在第三世界巩固地盘时,卡特总统在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和牺牲台湾岛之前还犹豫了很长时间。但是,现在在老的反共分子和前台湾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里根的领导下,关系将会如何发展?里根前不久曾通过前总统福特对北京的当权者说,台湾不会成为地理政治合作的障碍。双方——华盛顿和北京——都非常清楚,只有莫斯科是再一次围绕着台湾问题产生争论的受益者。
    中国人本来毫不反对美国的武器援助,但是,他们却不想在极其危机的形势下充当仅仅是“吓人魔鬼”的角色。美国的军事援助必须有长期的设想,如果它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话,那就要使中国能对确保世界政治均势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自从十年前毛的方针改变以来一直没有中断。它的地理战略利益仍然同美国的广泛地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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