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比亚每日邮报》九月九日文章】中国报纸最近都刊载了一位高级军事将领黄克诚写的一篇文章，论毛的错误和成就。
由于权力结构自从毛死后已安定下来，中国想靠毛打下的基础实现繁荣。新领导人说，毛的最大错误是臭名昭著的“文化革命”。它几乎引起一场内战。当时，博物馆和艺术馆关闭了、交响乐团解散了、外国货被禁止，一队队红卫兵横冲直撞。
然而，今天文化生活已恢复正常，音乐、戏剧、杂技欣欣向荣，西方著名的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的表演者也频频来访。
更重要的是，中国逐渐向西方企业敞开了它的大门。西方企业家确信，他们不久将会接近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当局甚至容许在北京开办广告机构。
西方的金融界也被吸引到长城以内。
去年，中国参加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能够得到低息和长期的贷款来资助工业的发展。
有些新工厂将制造得到特许的西方商品，从软饮料到飞机引擎。
但许多计划都多半取决于外汇的供应，因而便发动了一次招揽游客到中国游览的大规模运动。
官方的中国旅行社现在拥有大量的会说英语的导游来经营北京紫禁城、长城、上海和长江一带的游览事业。
最近参加过由旅行社全部代办的旅游的度假者在回国时，对中国的纪律、秩序、礼貌和整洁留下很深的印象，但对于它缺少现代化设施感到沮丧。虽然即使批评毛的人也认为，他在为他的国家的八亿人民消除穷困、文盲和疾病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现在只有基本的保健设施。
今天，中国至少知道如何来看待毛。如一家官方报纸的文章所强调的：“毛的错误同他的功劳来比是第二位的。”毛泽东经过奋斗得到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权，从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和国际的力量对比。
在一百多年以前，法国的英雄兼政治家拿破仑
·波拿巴转动着地球仪说：“中国？那里躺着一个沉睡的巨人。让他睡吧，因为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将推动世界。”
毛就是从几百年沉睡中唤醒中国的那个人。在他的领导之下，中国以世界五个核大国之一的姿态出现。发射了空间卫星和开始实施一项大规模工业化计划。他实现了农业革命，同时又想改造他的人民的思想。
从流血和劳苦来说，代价是巨大的。但一个崛起的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一个重大的政治因素，对变幻莫测的战争或和平有着影响。
作为一个领导农民军队同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正规军交锋的游击队战士，毛证明是一个杰出的军事战略家。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他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的需要。他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莫斯科同北京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强烈地反对他所谓的苏联新领导人的“修正主义”。
这位中国领导人已作为本世纪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载入史册。
【日本《每日新闻》八月三十日报道】（驻北京记者今田）已经有了收录两用机的北京青年，着眼的下一个目标是排气量为５０ＣＣ的轻型摩托车。其中，日本摩托车似乎最神气。而另一方面，当局看到仅在配给汽油方面进行限制无法抑制青年人的欲望，接着又实施了持车者需取得行车执照，进行车辆维修，有加入强制性保险的义务等措施。
据报道说，北京市内的摩托车每月增加六、七百辆，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制造。北京市内现有自行车三百万辆，轻型摩托车不到两万辆。
成年人常常给摩托车热泼冷水。在他们看来，这些年轻人无视现正在开展的节能运动。他们呼吁“不要一个人在那里糟踏汽油，要多利用公共汽车”，还说“全市的摩托车一年用去一千二百吨汽油，如果折合成钱，那就是近一百万元被白白浪费了”。
轻型摩托车所用的汽油似乎大部分是从工厂、机关或公家的汽车中非法弄出来的。当局多次发出了禁止在黑市上倒卖汽油的通知，但是毫无效果，最后终于在七月份发出了对违者严厉处罚的通告。
这半年间，因摩托车造成的事故已达一百六十五起。负伤十二人。主要原因是骑着摩托车在自行车行列中横冲直撞，或者是因为开得太快。当局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八月一日公布了有关“摩托车及驾驶员的暂定管理法”。这些规定将从十月一日起实施。
日本对袁氏与英国的勾结极为愤慨，曾危词恫吓，但已无法挽回外交颓势。其后一面派参事官松井庆四郎赴华襄助伊集院，一面派外务省法律顾问丹尼逊（ＨｅｎｒｙＷｉｌｌａｒｄＤｅｎｉｓｏｎ）赴沪，与革命军交涉，试图强占华南铁路、矿山权利，俱未成功。
日本的对袁外交完全失败，染指华南的试探亦遭严重的挫折，乃转而策动美、俄两国，采取联合干涉行动。俄国原则上表示赞同，美国则予婉拒，强调其严守中立的立场。
列强之中，日本对政体问题所持态度最为固执，始终坚持君主立宪制，结果完全失败。英国因华南英商、传教士等同情革命党，以及奠里逊（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等的鼓吹，转为支持共和，试图以“共和制、袁大总统案”以解决纷争。日本甚不以英国提案为然，建议由日、英两国邀请俄、美、德、法等国，举行六国间协商，以寻求解决之法，却未成功。至此，固执维护清朝君主制的希望已完全幻灭，十二月二十六日，日本遂再转为观望的方针。
何以日本始终固执君主立宪制以维护清朝，其原因有三：（一）是为造成对于所谓“满洲问题”（旅大的租借年限、铁路各项问题）的解决有利的条件。盖以日本之力以维持君主制，则日本必能获得较为有利的地位，为了永久支配东北，实有维系清朝这一君主形式之必要。反之，如革命成功，将出现统一共和政府，而收回主权运动必然高昂，则日本在南满的不合理的军事统制必更困难。这是伊集院的“清国三分案”，以及“满蒙独立运动”所以产生之背景。（二）是由于立宪君主制之强制，即使革命势力与清廷的妥协不成，内乱再起，日本的立场亦不至如英国之困难。随着内乱之恶化，可造成列国干涉之机会，毋宁对日本有利。（三）是重视共和制对日本的影响。不仅是当时的报章杂志已受到影响，甚至连殖民地台湾也掀起支持共和制的运动。
十二月二十八日，清廷颁发上谕，委由临时国会决定政体问题。另一方面，当南北议和进行期间，革命军组织临时政府，并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任副总统。四、日本“民间人”的活动
日本人支持中国革命的份子不一，有政治家、军人、学者、商人、浪人等，其动机亦极为复杂。实际上与革命党人有交往的，多是一些大陆浪人及在野志士。他们大体可分成以下三个群体：第一是极端国权主义（国粹扩张主义）份子，如玄洋社的头山满、黑龙会的内田良平等，他们的背后是日本军阀，这一群体在理念上与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革命思想相去甚远，其援助中国革命的目的是企图借机向中国大陆扩张，以建立非常的“伟业”。第二是民权主义右派份子，如平冈浩太郎、大石正已等，他们的背后是日本新兴的产业资本家，他们是以国家主义独立运动先进者的地位，对中国革命寄以同情，希望革命成功之后，能取得在华的经济特权。第三是民权主义左翼份子，如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等，他们的背后既无军阀，亦无资本家，他们可说是理想的社会主义者。由此可见，除了第三个群体，尤其宫崎等极少数几个人，始终为中国革命尽瘁之外，第一、二两个群体之支援中国革命，无不怀抱某种企图。同时由于各派都缺乏雄厚的财源，其活动全赖财阀与军阀的支持，他们原有的意图乃逐渐变化终为军阀主义者所利用，后来大都沦为军阀的爪牙。当武昌起义时，董野长知首先接到黄兴在船中（由香港赴沪）拍发的急电，纠合多数同志来华参加革命军。其后黑龙会与玄洋社的浪人等，不断的赶往助阵，而在中国境内已有军部与大陆浪人暗中支援革命军。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早在十月十七日，已有“浪人会”的召开，“太平洋会”（大陆政策推进团体）亦在二十日举行演说会，呼吁日本政府采取中立。到了十一月，小川平吉、内田良平等组织“有邻会”，通过援助革命党的决议，但其目的则在满蒙问题之解决。十一月底，犬养毅率松平康国、柏原文太郎、寺尾亨、副岛义一等到上海，并曾会晤孙中山先生。犬养此行可能是在日本政府的指使下而行动，其目的一方面是转达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一方面劝孙先生联合两广总督岑春煊、保皇党领袖康有为，与袁世凯对抗，但为孙先生所拒。十二月初，头山满亦受“有邻会”敦促，筹募资金，并携带一批“浪人志士”赴华。及至南京政府成立，国际问题专家寺尾与副岛等受聘为顾问。惟两人的主张不同，寺尾唯恐南北对立引起列强干涉，力劝革命军妥协；而副岛则倡言中国必须维持君主立宪制。此外，有舆论界所组织的“支那问题同志会”。此会与“有邻会”相较，直接的支援活动甚少，但亦曾与革命军有过接触，且屡派代表向首相、外相表达其对中国时局的见解，甚至抨击日本政府干涉革命军。当上海南北和议进行中，因流传日本政府有以武力干涉之说，以根津一为首的“东亚同文会”人士，以及白岩龙平、小川平吉等人，另组织“有邻同志会”，志在支援革命军。此外又有“太平洋会”等组织，其目的为“保全中国，援助革命军”。（三）
【日本《产经新闻》九月二十五日报道】据有关人士二十四日透露，中国和台湾双方都已决定各派五名学者出席下个月在东京举行的辛亥革命讨论会，人们现在注视着这个讨论会，认为它将成为一次中台同席的历史性会议。
海外的参加者，除中国、台湾外，还有苏联、以色列、韩国等，共达二十一人。讨论会主办人方面说这是一次“纯粹的学术性会议”。中国方面出于“和平统一台湾”的统一战线考虑，早就决定由北京大学教授胡绳、《文物》杂志总编辑金冲及等五人参加这个讨论会。
台湾决定派五人参加，计有师范大学教授李国祁、台湾大学教授李守孔、政治大学教授蒋永敬、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陈三井和一名在日本的研究者。
【香港《财经日报》九月二十六日社评】月来，举凡中国人的社会都举行过一连串的纪念性活动，先是海峡两岸都同样重视的“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而在昨天，中国大陆更举行了规模庞大的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这次大会，北京的领导人大都参加了，此外，全国各地都同时举行形形式式的纪念活动。为一位已故的文学家的诞辰作出这样庞大的纪念性活动，在中共建国以来，鲁迅可算是第一人。
诚然，鲁迅的一生，以及他笔下为人所传诵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由他所塑造而发人深省的人物“阿Ｑ”；以至他毕生为理想而实践的行动，都足以使人们敬佩他的人格，崇仰他的伟大。
这一连串的纪念活动，由“辛亥革命”至“鲁迅诞辰”，我们认为，其意义与其说是怀念，无宁说是促使人们学习前者以孙中山为首所建立的共和民主理想和后者不断向社会腐败势力展开无情批判的战斗精神，在这个由推翻帝制至建立人民共和的剧变时代，体现着中国由封建旧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由老旧的思想体系走向现代民主的路向。那里面所孕育蕴含的历史意义，无疑更值得人们去深思、去体认。
所有对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路途作出过贡献的人物都值得我们怀念和敬仰，我们纪念孙中山，怀念他在中国革命的里程上创下了伟大的功绩，体认他提出的共和民主的政治理想的胸怀；我们纪念鲁迅，主要在学习他敢于对阻碍社会进步的一切腐朽势力展开无情的揭示和批判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