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和职工结成“宗教共同体”，社会划一化迅速发展，精神生活越来越贫乏
【日本《东洋经济》周刊一九八○年十二月六日一期刊登纪念创刊八十五周年征文中一篇得奖优秀文章】（作者：阿部毅一郎）题：日本式经营的总检讨一，日本企业宗教式统治的特点（１）就职如同入教
企业采用终身雇用制，“一旦就业，就要干一辈子，而且要有宗教信徒般的忠诚”，有为企业“殉职”的精神。“只要一切都托付和依赖企业，一生就有保障”，“这种安心情绪就成了热爱企业精神的源泉，成了培养牺牲自己为企业服务的精神的土壤”。职工和企业结成了“宗教共同体”。（２）行动规范就是教义“企业有各种各样的堪与宗教戒律相比的行动规范”，“企业的教义控制着职工的精神世界”。（３）宗教式的团结
企业的各种决定采取同职工协商的形式作出。对企业的决定“要象宗教信徒绝对服从教条、教义一样，这是企业的宗教式团结的核心”。“企业的坚强团结有如远征的十字军”。（４）宗教式的等级
日本企业采取论资排辈制，“它和宗教的等级制度一样，根据对企业的归顺程度、对教义的理解和皈依程度等，来确定工资体系中的等级差别”。（５）平等主义和审判异端在企业中，企业领导和职工的工资待遇是平等的，而且“管理人员不仅要管理工作，还要和职工同吃一锅饭，进行日常接触，关心他们的生活”。“企业中设有各种审判异端的制度”，“对不服从的人的强制力量也和宗教同样强大”。二，日本式企业经营对日本社会
的深刻影响（１）社会的划一化迅速发展“入好：的学校、进好的企业，谋得好的职位就等于幸福”，这种全国性的单纯化的人生观和幸福观体系，“使社会生活令人吃惊地走向划一化”。“日本式经营以这种价值体系为支柱而成立，反过来又推动着这种价值体系固定下来”。一个人就职后，终生专属于单一的组织，形成了日本式的“专属单一组织型社会”。（２）精神生活贫乏化“私生活也纳入企业，越是有能力的职工，私生活越贫乏”，一心想的只是工作，“牺牲企业以外的社会活动”，“牺牲个人的学习生活。”“企业培养出来的都是对其它社会和组织漠不关心的井底蛙式的人物”，精神生活“濒临危机”。（３）填鸭式的教育
“学校进行着死记硬背的填鸭式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十六年，为进入好企业而长期身受应考煎熬，“过着修道僧般的生活”。学校为社会培养的是“脑海里充满各种知识，但却缺乏判断力和创造性的”“大批工蜂预备军”。三，今后的方向
“要逐渐从目前的过于单纯化的一元的价值体系中解放出来”，“要以多样的价值存在为目标”，从精神生活贫乏和异常的“考试地狱”中摆脱出来。（１）适应国际化的形势，当务之急是培养能同外国人进行交往的全面的人材；（２）“以技术立国为目标，需要培养大批有创造性的、多才多艺的人材，又必须有能够享受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商品之才能的国民”；（８）“要关心和保障职工的自由时间”，“要把职工从以前的只为了公司这个枷锁中解放出来。”；（４）“要努力培养不同质的人”，培养“身兼两种对立职务”型的、采取“交错型”生活方式的人。要倾听敢于讲话的人的意见。职工“有了这种丰富多彩、不同质的才能，企业才能朝气蓬勃”；（５）适应职工高龄化的形势，要努力为职工渡过有意义的晚年创造条件。
【法新社伦敦一月二日电】有影响的食糖掮客Ｅ·Ｄ·曼和Ｆ·曼在其最新
的评论中估计，由于最近两年生产不足，一九八一年前半年世界食糖市场的形势会越来越紧张。
他们估计，一九八○———八一年将歉产三百三十万吨到四百四十万吨。他们强调说，世界的贮备会因此而下降到危险的水平。一九八一年头半年价格的涨落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对早期收成的估计和一九八一——八二年的消费量。但是他们说，目前还难以看出生产方面有充分改善，因此，看来大概会出现第三个年头的歉产。
最近世界市场的价格达到了将近六年来从未有过的水平。
这些掮客刚刚修正了他们对一九八○——八一年世界收成的估计，他们现在估计的数字是八千六百一十四万七千吨，比四个月以前所作的估计少了一百二十万吨。他们说，之所以必须作此调整，主要是因为东欧国家的收成是令人失望的，在这些国家，由于天气不好，他们的甜菜收成受到了损失。
Ｅ·Ｄ·曼和Ｆ·曼还指出，古巴的收成仍然是令人怀疑的，他们希望为五百九十万吨。
至于消费，他们注意到了一种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美国、加拿大、日本、南朝鲜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一九八○年头九个月平均减少百分之五。
但是，他们相信，一九八○——八一年总产量仍然在八千九百五十万吨至九千零五十万吨之间。
【日本《日刊工业新闻》十二月二十四日报道】题：产业界十大新闻
一、两伊战争使产业界受到冲击，也给通常贸易带来很多障碍；二、汽车业界积极开展国际活动，丰田、日产和本田技术研究所相继在海外建立据点；三、产业界为冷夏而号泣，以中小企业为中心，纺织、空调和饮食业遭大打击；四、众参两院同时选举，自民党获绝对胜利，公明、共产两党在追悼大平首相的选举中大退坡；五、延长退休年限的行业扩大；六、建设关西新国际机场的计划决定下来；七、新外汇法付诸实施；八、“稻山经团联”成立；九、新能源开发机构成立；十、日中大型工程项目将重新研究。
品名伦敦市场（英镑／公吨）铜７９１．２５锡６２３５．００铅３１４．５０锌３３０．５０铝６０５．００镍２７３０．００
就这样，我在这次会上明确阐述了我的看法，也明确表示了我主张采取什么手段来实现我的意见。
可是，会议结束时并没有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因为虽然并没有人明确地反对我，但是许多与会者也没有表示他们同意我的主张。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一直没有吭气。
亲王向皇帝禀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于是皇帝召开了御前会议，不过与会的人有了变动，只有我、万诺夫斯基将军、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参加。
在御前会议上我又重申了自己的意见；别的人或者根本没有反对，或者不强烈反对，最后皇帝同意采纳我的意见，责成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予以执行。应该给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以公正的评价，他执行得很巧妙：立即同德国和法国商妥，使它们表示同意支持俄国的要求：然后，俄国毫不拖延地向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日本被迫接受，但提出要求：以大量赔款交换辽东半岛。
我们，即俄国，对赔偿数额问题和其他问题没有过问，只提出一项原则：我们不能允许对中华帝国领土的完整性有任何破坏。
就这样签订了马关条约，以赔款代替领土割让。
与此同时，我同中国打上了交道，提议俄国愿在贷款问题上效劳。当然，中国无法仅靠信用得到这样的巨款，因此，俄国主张用关税，即以中国的收入来作为借款的保证：如果中国出不起这笔钱，俄国就为此借款提供保证。
此外，我其实已在巴黎各银行的交易所为中国搞到了这笔贷款；参加这笔贷款的有：巴黎与荷兰银行、里昂信贷银行以及戈登热银行。这些银行的代表奈斯特和戈登热都到这里来了。他们请求我帮助他们由法国方面来扩大在中国的银行活动，以此作为他们向我贷款的酬劳。
于是，根据我的提议和这些法国银行家的请求，我筹办了俄华银行，主要的入股者是法国人。起初，我国国库也是这个银行的大股东，最后，它几乎把全部股金抽出来了。在不幸的俄日战争以后，我们大大丧失了在中国的威望。自从我辞去了财政大臣之职和爆发了不幸的俄日战争以后，我所创办的、由法国银行家、俄国、以及中华帝国（它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参加的这家俄华银行，在颇大的程度上失去了基础，现在已同北方银行合并，组成一家新银行，称为俄亚银行（即俄华道胜银行——本刊注）。
在我们给了中国如此大力的援助以后，皇帝当时的亲信乌赫托姆斯基前往中国，一方面是为了更加直接地了解中国，另一方面是为了结识那里的官员。
皇帝要举行加冕典礼了。按照惯例，各国都派了代表前来俄国。这些代表大部分是王室人员或最高级的官员。中国派来的是李鸿章。他是一个最卓越的人物，当时在中国身居首屈一指的高位，因此，派李鸿章来参加加冕礼，就是表示中国感谢我们的年轻皇帝给予中国的协助：正是由于我们皇帝的帮忙，才保住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性；此外，还表示感谢我们在贷款问题上对中国的帮助。
当时，我们的西伯利亚大铁道已经修到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所以有必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进一步往前修。我们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想法：将铁路径直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但要穿过蒙古和满洲北部。这样的走向可使筑路工程的进展快得多。而西伯利亚大铁道的确是一条世界性的通路，它可把日本和整个远东同俄国和欧洲联通。
全部问题在于要通过和平的、商业上互惠的途径来达到这个目的。我热衷于这个想法，并将它告诉了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后来又向陛下启奏。
正值此时，巴德马耶夫医生到故乡布里雅特去了一趟；他一直希望这条铁路经过恰克图直通北京，所以他认为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是次要的。我当然决不能同意这个想法，因为第一，我认为我们必须有－－条路把我们同符拉迪沃斯托克联接起来；第二，我认为不能这样做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这样一条路如果通往北京，无疑会招致整个欧洲反对我们。
而且，修建西伯利亚大铁道这件事本身，依照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想法，根本不是具有军事政治意义的事情，而只是经济上的、涉及国内政策的工程。也就是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想以这条铁路作为捷径把我们的一个地区——滨海州同俄罗斯联接起来。换句话说，整条西伯利亚大铁道在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和尼古拉二世皇帝看来，都只有经济意义，只有防御意义，而决无进攻意义；特别是，它不应成为占领任何新的领土的武器。巴德马耶夫医生到蒙古和北京去的时候，在那里表现很不正派，言谈模棱两可，所以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后来是我，都不同他发生任何联系了，因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既聪明又滑头的投机者。
当李鸿章已经离开中国（这是他第一次离开中华帝国）很快就将抵达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我禀奏皇帝说，如果能使李鸿章在苏伊士运河同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会晤，那就太好了，因为乌赫托姆斯基公爵过去就认识李鸿章，同他关系不错。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良机，而且也必须这样做，因为据我所知，其他国家，即英国、德国和奥地利，也都千方百计地在拉拢李鸿章，他们想要李鸿章途经欧洲来到彼得堡。我则相反，希望李鸿章在到达我们这里以前不要到任何地方去，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他如果先到欧洲，就会受到欧洲各国人物各种阴谋诡计的影响。
陛下同意了我的想法，责成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会见李鸿章。乌赫托姆斯基公爵找我详细商量了会晤事宜。而皇帝希望这次会晤别露痕迹，于是，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往欧洲，坐上一条轮船（使人看来似乎是前去马赛的）迎着李鸿章而去，在苏伊士运河出口处同他相遇。后来，李鸿章尽管受到各方面的邀请要他到欧洲各处港口，他还是坐上了我们俄国航运贸易公司的轮船，我为他安排了这次会晤，他就带着自己的全部侍卫同乌赫托姆斯基公爵抵达敖德萨。
因为敖德萨是李鸿章抵达的第一个俄国城市，所以我想在那里为他安排一次隆重的欢迎。我便向皇上禀奏说：按照李鸿章的官衔，不妨派我军仪仗队去迎接这位显贵。使他通过这样的方式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军队。皇帝同意了我这个主张，便下诏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照办。（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