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战斗报》８月３０日报道】题：中国的新道路（记者布兰科·拉布雷诺维奇发自北京）
近几天有两件事吸引着中国的广大公众，这两件事都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一个是明天即将开幕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另一个是由于去年渤海钻井船发生严重事故，不久前撤了石油部长宋振明的职。
撤一个部长的职和对这次事故中责任最大的四个人提起公诉，在中国是一个新的作法，从而使工作马马虎虎的人承担责任，但是也意味着从根本上消除多年来存在的仕途关系和某些人独断专行的作法。
驻北京的观察家认为，广大人民群众也有这种印象，即在召开人大会议前夕撤宋振明的职，是一个表示意向的行动。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中国领导在召开人大会议前夕希望表示出决心和严肃性的程度，表示将无所不包地讨论今后的政治经济形势。
人大会议将讨论经济问题，制订某些法律和发生人事变动，因而人们以极大的兴趣期待着这次会议。这里正在不加大肆渲染地迎接它的召开，这表明，这里的人们有理山说：“我们将参加国内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它将对民主化和对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人道主义给予新的推动”。
在民主化方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将要进行的人事变动。华国锋总理、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三位副总理将辞去在政府的职务，但仍保留在党内的职务。许多人把这说成是贯彻党政分开思想的开端，这一思想也是民主化的一个根本因素。
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发展的进程，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取名为“四个现代化”。但是，越来越多地使用“非官僚化”等字眼，这些字眼实际上反映了中国领导的意图。估计，将在人大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可能将通过有助于安定团结和迅速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决议。除“四个现代化”以外，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认为，还应该：民主化、知识化、年轻化和专业化。
中国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越来越重视政协（统一战线）的作用，政协内集中了民主党派，他们的共同基础是拥护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文化革命”期间，对他们的民主传统中断了。现在越来越重视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关系的民主化。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党派的代表参加人大会议的工作，这一事实就是证明。
【合众国际社北京８月３１日电】中国的议会今天也参加了对里根的攻击，指责他的亲台湾政策是不可容忍的，是一种侮辱。
在３，０００多名人大会议代表中的台湾代表举行了一系列的小组讨论会，对里根宣称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恢复与台湾的“官方”联系的话发表了意见，一致谴责了这位共和党人。
这次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谴责，其目的是要强调中国对里根的“两个中国”政策的激烈愤怒。
【美联社北京８月３１日电】（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参加中国全国议会会议的代表们今天对政府敢于公开承认去年出现１１０亿美元赤字这一点给予好评。
在第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星期六隆重举行了开幕会议之后，代表们分组进行讨论。他们在讨论中说，财政部长王丙乾和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姚依林的报告“坦率”、“现实”、“令人放心”。
这是中共政府自从１９４９年掌权以来第一次宣布自己有赤字，而且今年和１９８１年仍将出现赤字。
设计中国第一台１２，０００吨水压机的上海著名工程师林宗棠说：“财政出现赤字当然不是好事。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政府已经订出了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措施。”
他说，出现赤字主要是因为采取了一些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的措施。
教育部副部长周林（北京代表）说，政府公布赤字这个做法是好的。
他说：“我们决不能象四人帮那样说谎话。为出现赤字所说明的理由是合理的、可信的。”
中国在１９７８年兴高采烈地开始了它广为宣传的要在２０００年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是虚夸的。
中国花了几十亿人民币购买价钱很贵但是不实用的工业成套设备，主要是从日本购买。在发现自己偿还不了费用时，中国改变了态度，回过头来认真研究了原来的计划。
研究结果是制定了第二个三年调整计划。不论是不是有赤字，中国现在已开始在实行一项灵活的、向前看的计划。王丙乾和他的同僚们说这个计划一定能使国家脱离困难。
有些代表今天详细地谈了新的经济制度将如何发挥作用。
一位代表说，好几千家企业得以自己积累基金和实行利润留成。
上海纺织工业局副局长李祥麟说，已有四百多家纺织厂留了９．５％的利润。
这笔钱用来作为职工福利基金和奖金。他说，这笔钱的年平均额超过两个月的工资。还用这笔钱进一步建造住房、幼儿园、托儿所、食堂、公共澡堂和其他设施。
钱多了也就意味着能扩大生产，能建更多的现代工厂。
这样做的结果是：上海纺织工业去年的总产量、所获得的利润和外汇创了历史最高纪录。
来自南部人口稠密的广东省的代表们说，灵活的经济措施立即产生了效果。
他们说，猪肉、蛋类一直供应不足，有几年供应不足现象十分严重。而现在供应很充分，牛肉、猪肉敞开供应。
农村集市（农村市场现在是受鼓励的）上的价格已经下降，在有些地方低于国营市场的价格。
预料这次议会将是１９５４年第一次召开会议以来最自由最开放的一次会议。
议会的官员们坐在第一排，以华国锋和高级副总理邓小平为首的政府领导人坐在他们后面。当这些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没有人鼓掌，听众席上也没有人站起来。而在不久以前，他们一出现，人们就站起来鼓掌。
【日本《每日新闻》９月１日刊登该报记者辻８月３１日发自北京的评论】３０日在北京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就象第一天作了两个经济报告所表明的那样，是政治色彩极淡的务实性的会议。但对今后的中国来说，这次人代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为中国以本届人代会为转机已经着手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全新的国家建设。
一时曾出现过急迹象的现代化路线，也通过去年以来的调整得以稳定。
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是根据美好的远景和严峻的现实为正式地认真走向现代化而迈出的第一步。
叶剑英委员长在第一天会议上的讲话，姚依林副总理和财政部长王丙乾的报告，这三个发言无论哪一个都找不到毛泽东思想这类说法。这显示出在中国“政治”的退潮。迄今发表的人代会文献，连革命、斗争、敌人这类说法也见不到了，只有“安定、团结”的口号。不仅内政，对外交与国际关系也一样，在国防预算项目中只留有“为了反对霸权主义……”这种说法，其他政治措词一概不见了。
当然，就象政协主席邓小平２８日在政协会议开幕式的演说中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并不是变得完全“摆脱政治”了。不过，“政治”的大幅度后退和“经济”绝对地突出，这正是本届人代会和今日中国的特征。
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革命以来的十多年，中国经历了各种曲折。代替政治主义而登上舞台的是经济主义，作了１８０度的大转弯，想要靠经济来解决政治、社会问题。四人帮失宠以后，中国苦于修改已成为习惯的“政治挂帅”姿态。
最近，已把经济领先作为自然的事情，克服成为现代化障碍的政治问题是今天的政治课题，“政治”和“经济”已完全颠倒了主客关系。
建国以来，中国在政治与经济、思想与物质，或者“红”与“专”这两极之间，一直在摇摆，甚至已逐步接近了“政治、思想、红”这种危险的地步。
这个钟摆正在改变方向，如今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摆向“经济、物质、
专”
。
现代化政策对中国领导机构来说与其说是一种选择，莫如说是不可避免的政策。文化革命所代表的政治挂帅的时弊姑且不谈，对于经济基础软弱的中国来说，今后还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班子。因此，在今后的“经济领先”的政策中，能否正确地取得政治和经济的平衡，可以说中国的前途就取决于此。
【日本《东京新闻》８月３１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山本发回的特写】题：壮观的７０００人的政治仪式，台上坐满了领导人，外国外交官和记者３００人旁听
最高领导层换代、指出排除个人迷信的方向、实行推进现代化的经济政策等，走向建设新的国家的巨大政治仪式在外国人的眼前庄严地进行着。
大会以超过２００人的军乐队吹奏庄严的国歌而揭开序幕。挤满了“万人大厅”的７０００名代表和旁听者一齐起立，情景实在壮观。在会场正面，左右两边各插着五杆大红旗，正中央是由天安门和五星组成的国徽。
台上最前列，以叶剑英委员长为中心，坐着聂荣臻、宋庆龄和彭真等几位副委员长，第二排、第三排坐着华国锋总理等党政最高领导人。
会场二楼，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席位被驻北京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所占据。这象征着中国的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
但是，经济计划和预算草案分发给了中国的人民代表，而没有发给外国人。外国记者不可能准确地听懂长篇和不断出现数字的报告的内容。
外交部新闻司的解释是，“不能散发尚未正式通过的文件”。
仅正式代表就有３０００多名，包括观察员在内，出席者达到７０００人左右。场内鸦雀无声，专心听领导人讲话和作报告的情景和西方的议会不同。
【共同社８月３０日电】（驻北京记者冢越特写）从１９６０年二届人大三次大会以后二十年来第一次向外国人公开的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的第一天，成为向全世界宣传中国正在转变为“开放的国家”的场所。
今天，北京迎来了许久没有过的晴朗天气，阳光普照，使人感到象盛夏一样。下午３时３０分开幕之前，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等单位的３，４００余名代表陆续乘大轿车来到面对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前，并进入会场。
华总理等政府首脑坐在主席团席后面的第二排。华总理以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桌上的文件和前方。表情严肃。右侧的邓副总理没有翻讲稿，口吸香烟，轻松自在。赵副总理穿着白衬衣，就像检查讲稿内容那样不时地用红铅笔划旁线。令人感到他是一个多么能干的实务型政治家。
勇退副总理职务的陈云闭着眼睛听报告，李先念把眼镜戴上又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