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苏格兰人报》７月１０日刊登戴维·赫斯特的文章】自从“四人帮”时代的激烈动乱结束以来，中国为西方观察家们打开了边界大门，允许他们去进行仔细考察。
保罗·黑尔博士是斯特林大学经济系的高级讲师，他在北京、上海和济南考察了一个月后刚回国，他在那里考察了中国计划工作人员面临的问题。
华国锋主席去年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效地废弃了他在前年宣布的迅速实现工业现代化的计划。他不仅认识到，目前的十年计划的目标是无法达到的，而且还认识到，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可能会给社会和政治上的稳定带来灾难。
中国去年工业产值的增长率为１２％，对受到衰退困扰的英国来说，这个比例是令人羡慕的，但在中国，以这种速度持续增长就意味着要出麻烦。
黑尔博士说：“主要的问题似乎是人们觉得，虽然工业增长速度很快，但是经济是不平衡的，因为投资太多而生活水平却没有提高。”
一个产业工人每年收入２１５英镑，假若不是房租和燃烧费用只占他的收入的５％，吃的占５０％的话，他就得靠救济金生活了。人们的住房条件在７０年代没有多少改善，一个五口之家仅有一间或两间房子，这和西方的水平相比，拥挤到简直难以忍受的程度。
和东欧的计划经济不同，在上海的商店中，消费品并不怎么缺乏，用不着排长队，但是，中国人越来越注意到，他们买的商品质量低，花色品种不齐全。生产的自行车只有一个固定的型号，正像卡车那样，还是在燃料消耗不成问题的那个时代设计的型号。
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于实行专业化，这需要程度比较高的全国统一计划。毛关于每一省都应该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的思想眼下是不时兴了。
但是，黑尔博士所会见的中央一级的计划人员异常坦率地表示，他们无法对经济的每个细节做出计划，或者说事实上对这样做是否可取表示怀疑。
作为中国正摸索着搞的经济改革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一个新的想法，即所谓的试验性企业正在试行中。这些企业得到的自主权要大得多。它们的经济指标订得不那么细，它们可以拿出百分比较高的利润作为奖金发给工人，而不必上交分拨给不发达的地区。
这样的企业已有４０万家，采取更多地鼓励个人的办法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但是，试验性企业具有比较独立的地位，就要求有比较自由的市场这种条件，而黑尔博士认为，这方面的变化将比西方报纸现在所预计的要慢得多，也不会那么剧烈。
首先，投资受到中央或地方即省政府的严格控制。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把自己的利润投资到别的企业去。其次，现在没有，将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有一个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工人的就业是分配的。人们十分担心，如果对劳动力的控制放松了，最好的工人就会离开原来的工作到最好的地方去，但是目前至少正在探讨这样做的可能性。
中国人发现，他们迫切需要中国经济的发展所需要的那种合格的管理人员。政府或党的“干部”即文官的无能，现在是公开批评的对象。
黑尔博士说：“在中国有一种轻松得多的和认真得多的感觉。他们对同外国人见面感到比较轻松了。在上海的街头，他们为了练习英语，主动和你接近。”
【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７月１１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秦家聪的一篇文章】题：朝着结束中国封建主义的方向前进
中国是一种没有经过真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农民社会。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在１９４９年取得政权时却认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并认为他们已经达到了较高发展阶段。
共产党人虽然坚持认为自己是社会中最进步的人，在把社会上最先进、受教育最多的人当作“资本主义渣滓”加以清除的同时，却不知不觉地利用他们的权力巩固封建主义的惯常做法。
他们认为他们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科学方法。例如：大学里的社会学课程已被作为不必要的课程而取消了，因为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社会问题。
混淆先进的东西和落后的东西的这种糊涂认识，导致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残余分子是他们的主要敌人，而忽视了日益增大的封建主义怪物，这种混淆在很大程度上是产生今天中国社会遇到的问题的原因。
他们高深的哲学辞藻同他们行动中的封建主义表现之间的矛盾现象是很明显的。尽管这些共产党人宣布他们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相信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但是，他们还是把个人崇拜弄到了宗教信仰的程度。
仅在最近几周，中国人才终于表示他们已认识到了这种十分不正常的做法，这种做法是引起文化革命的愚蠢破坏的直接原因。表明中国人日益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人民日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５９周年的社论。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讲话的《人民日报》在这篇社论中说：“我们整顿党的作风，不但要抵制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要抵制封建意识的影响。我们国家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新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脱胎而来的。封建思想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既深又广，对我们党也不例外。”社论承认：“诸如终身制、一言堂、家长作风、个人迷信、官僚主义、帮派活动、特权思想、裙带风等等，都是封建的东西。有些东西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但表现在我们这里，往往带封建色彩。”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上个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也提出了这些比较新颖的看法。
中国人一直说，弥补十年文化革命中造成的损失需要花一些时间，那么，他们现在可以说，肃清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需要更长的时间，他们这样说是有更充分的理由的。中国人到底准备花多大力气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待分晓。但是，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标志着他们有了很大的进展。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７月２２日电】题：中国的经济改革
中国有６，６００多个工业企业参加实行经济改革措施的试验，实验的主要特点是给工厂更多的决定生产和分配的权力。
这个材料作为“爆炸性新闻”发表在党的《人民日报》上。材料表明，中国正在加快经济改革的速度，并将这一改革逐步扩大。
尽管这６，６００多个企业只占中国企业总数的１６％，但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却极大。“试点”企业的产值和利润分别占全民企业总数的６０％和７０％。这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是从最大的和设备最好的集体开始的。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好几条“轨道”上进行的。主要的一条无疑是改变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已经在放弃迄今的中央集权制定计划和国家积累资金方面采取了最初的步骤。在支配部分收入方面，这些企业有较大的自主权。
越来越多的中国劳动组织的工人，自己选举经理和其他领导人。
说波兰按人口平均肉的消费量每年为七十三公斤，占世界第十五位。但因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国家对肉的补贴逐年增加
【波兰《人民论坛报》５月２８日文章】题：肉：消费、补贴、成本
人们可能感到，现在肉类市场的根本问题是商品质量问题，而不是价格问题；然而，对在商店里为每公斤肉支付的价格和对收购时为几百公斤肥猪支付的价格，也需要说一说。
这是我国经济中最困难的，大概也是最复杂的问题，也是家庭经济中最困难和最复杂的问题。
我们的肉消费量相对来说还是很大的。七十年代肉和肉制品平均消费量的增长速度，是我国历史上无先例的，在世界上也很少有类似情况。十年中平均消费量增加了２０公斤：平均每个公民的消费量从１９７６年的５３公斤增加到１９７９年的７３公斤。在世界２８个发达国家中占第１５位。
我们这里肉便宜吗？是的，便宜。再让我们换一种方式回答这一问题，那就是说，肉的市场销售价格低于它的生产成本（收购价格、运输成本、加工成本等）。这就意味，对肉的消费必须从国家预算中给予财政补贴。１９７１—８０年对肉（包括禽肉）和对饲料（不包括用于产奶和产蛋的饲料）的补贴增长了７倍多。从１９７１年的１２３亿兹罗提增加到今年将必须补贴的约１，０００亿兹罗提。去年的补贴是９１４亿兹罗提。
去年平均对每公斤肉补贴３４．４０兹罗提，补偿了收购价格和在商店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以及加工、运输和贸易的成本。
如果每个公民平均每年的消费量增加一公斤的话，补贴就要增加１０亿兹罗提，在这种情况下把对肉的补贴保持在迄今的水平上是可能的吗？如果象去年那样，对肉和肉制品的补贴总额（９１４亿兹罗提）占了职工工资基金的１１．２％，在这种情况下仍保持原补贴水平，是否可能呢？
国家对肉类商品的补贴是什么意思？简言之，就是把钱从一个口袋放到另一个口袋里。一位经济学者风趣地说：什么是国家补贴？国家补贴就是大家补贴。买肉少的公民为其他人买的更多的肉支付成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那９１４亿兹罗提中多数都是补贴给那些生活比收入最低者优越得多的人了，因为他们买肉多。实行补贴制度，既影响了工资的增长，同时必须把食品以外的商品价格保持在相对来说较高的水平上。因为在现有价格结构情况下，每次提高工资都会加剧市场的紧张。调整肉类市场的状况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会是受欢迎的行动。但毫无疑问，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我们必须更加节约。
【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６月２５日刊登该报企业和金融记者盖伊·霍尔沃森从华盛顿发回的报道】题：经济衰退使黑人企业特别艰难
在美国经济更深地陷入衰退的情况下，美国３０多万黑人企业正面临着他们的白人竞争者所没有的严重问题：
·黑人男子的失业率比整个失业率上升得更快，这就意味着黑人家庭自由支配的收入减少了。这也就是说在主要为黑人群众服务的数千个家庭经营的小零售店企业花的钱减少了。
·在诸如建房和汽车这样“高价”工业中出现的衰退将直接影响到黑人拥有或受黑人控制的中等规模的工业公司。这样的公司中许多公司往往是“单项供应”公司，即向主要的生产工业提供一种基本服务——或一两条生产线。
这里的财政问题分析家说，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黑人拥有的公司发现，由于卡特政府最近对贷款施加的限制，它们几乎不可能获得所需要的银行贷款了。
现在由于衰退他们被迫解雇工人。
然而，政府已经对现在越来越多的私人经济学家持有这种观点提出了异议，即在这次衰退中黑人企业可能遇到特别的麻烦。商务部长菲利普·克卢茨尼克在最近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黑人拥有的公司没有遇到任何紧急情况。
然而，商务部的少数民族企业发展管理局的官员们还没有这样的把握。实际上，黑人汽车商５月份在这里召开的一次全国会议表明，黑人拥有的商行可能由于这次衰退而陷入很大的困境。
在美国大约２３０家黑人拥有的商行中，有５０家已经由于经营成本太高和难于解决资金问题而倒闭了。在其他商行中，预料今年没有几家可获得利润，而一些黑人商人正在谋求得到利息低的联邦特别贷款以抵挡他们所说的一场“灾难”。
例如，在最近召开的黑人汽车商人大会上，参加会议的５０名商人中只有三名表示他们在今年将赢利。据少数民族企业发展管理局一位官员说，这个机构（它向黑人拥有的公司提供咨询服务，但是不提供财政援助）正计划对其他重要的少数民族企业，如承包公司和小零售批发商店进行分析研究。
此外，少数民族企业的负责人，及当选的黑人政界领袖将在本月底或７月初会见副总统蒙代尔，同他讨论黑人企业的需要。蒙代尔以前与黑人企业领导人进行过讨论。
至于黑人领导人，他们正在谋求小企业管理局和经济开发署（这两个都是商务部的机构）借给黑人公司的贷款偿还期延期一年。黑人官员们还建议，为黑人企业设立１０亿美元的应急贷款特别基金，在１５年内利息固定在２％。
象劳联—产联的主要经济学家鲁迪·奥斯瓦德这样的观察家指出，黑人，社会的一个特殊问题就是，这次衰退开始时失业率“基点”比１９７３—７５年出现的严重下降趋势高。在１９７３年衰退开始时，黑人的失业率大约是９％。但是在去年底，即在目前的衰退开始时，黑人失业率是１１％。
实际上，这意味着黑人从来没有从上次衰退中完全恢复过来。这也就意味着黑人拥有的企业碰到财政困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