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国地理杂志》七月号刊登该报高级撰稿人迈克·爱德华兹的文章】题：中国的再生巨人——上海（原编者按：二次大战前，在外国炮舰的控制下，上海，一直是西方从一个软弱的帝制政府手中攫取贸易优惠的据点。那是娼妓活动猖獗、吸食鸦片成风的时代——是当地农民被拐骗到国外去充当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今天，上海的苏州河畔仍保留
着欧洲的风貌。但是，它已经摆脱了千疮百孔的过去，行进在中国赶超发达世界的运动的前列。）
上海现有１，１００万人口，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
上海共有８，０００家工厂，从妇女手工糊纸口袋的不象样的小厂，到规模很大的钢铁厂，应有尽有。去年上海的产值为３９０亿美元，占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工业产值的八分之一。
十九世纪那场迫使中国对外国商人开放的鸦片战争，使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也有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自己的租界内把上海变成了亚洲的巴黎。亚洲的巴黎曾经是罪恶的渊薮。那里鸦片馆、赌场和妓院泛滥成灾。所有这一切在１９４９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之后被一扫而光了。新政权对外国企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变得同婴儿一样纯洁。
今天的上海，或许并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纯洁。政府官员们同我谈到了犯罪活动。我猜想，上海的犯罪率要低于美国主要城市。他们判刑很严，其中包括死刑。不过，承认他们那里有任何犯罪活动这件事本身，却使我感到意外。上海人民在外国人面前经常表现得彬彬有礼，以致使人会忘记他们毕竟也是人。不过，我承认，有一次我看到了在菜市场发生的一场格斗，真使我毛骨悚然：一个男人被打倒在一堆莱里，他爬起来就冲向他的对手。
尽管在共产党执政之前，上海早已成为中国的最大港口，但是它的造船厂只造过很少几艘大船。因此，在上海造船厂里处在不同建造阶段的所有那些船只——有１４，０００吨的货轮，９００马力的拖船以及一些四层客轮——都是最近取得的进步的标志。
陪我参观造船厂的程才炯（音）是从学徒提升为副厂长的。我们走过一些车间。工人们正在组装一部有四层楼高的九千马力的柴油发动机。
这里的工人人数看起来超出了需要。许多人站在一旁聊天。我发现，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当然，工业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工人多了或许还有一种好处——可以训练额外的人力。上海经常向中国其他地区支援熟练工人。
我来到南京路。同南京路相比，北京商业区的街道就显得象乡间小路一样了。从中国其他地方来上海的官员们，要是不到商品比较丰富的南京路去选购点什么，是不甘心回去的——在这方面，仍然表现出上海旧有的那种商业意识。
在中国，人们每个星期工作六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星期天是采购的日子。这一天，南京路上拥挤不堪，使公共汽车都很难通过。
然而，南京路和上海其他大马路，比美国许多城市的街道要干净一些，而且显然没有臭味——尽管在清晨的车水马龙中行驶着的马车可能是为公社的农田运送粪便的。
我很喜欢上海第一百货公司的作法。如果你丢了一只袜子，你能在那里买到一只配上。每逢星期日，可能有２０万人拥挤在第一百货公司的五层楼里。去年，这家公司共销售了１．４亿元的货物。
第一百货公司出售的货物品种俱全，从毛笔到水龙软管，应有尽有。它备有１６种规格的暖水瓶，还有各种尺寸的瓶胆。这里可不是一个什么都扔掉的社会。过去，猪肉、鸡蛋和乳制品都要凭证供应。现在，只是米、面和棉织品仍然凭证供应。然而，看起来上海没有营养不良的情况。无论如何，中国的大米价格可能在全世界是最便宜的了。一件耐穿的布上衣，在第一百货公司只要花５美元就能买到。一个每月挣４０美元的普通工人穿衣吃饭是够用的。但是在住房和机电消费品方面，中国是落后的。
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宿舍里，我遇到一个学生。他说：“我们懂得，我们需要等待，我们还不能作到要什么有什么。”你们愿意等多久呢？他爽朗地笑了起来。“要奋斗一个很长的时间。”
另一个学生表情严肃地说：“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我们是否都有电视机，而是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他概述了他们每个人似乎都铭记在心的全国奋斗目标：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说：“如果我们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我们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他紧接着说：“我相信这一点。”
学生只有一个目的：学习（再加上每个学期几天的义务劳动）。一名德国妇女说：“我在这里被宠坏了。我永远不会再有这么勤奋好学的学生了。”她是在上海讲授外语和科学的大约５０名侨民中的一个。
我们曾去香港小住过几天。那里有许多人对当年在上海的外国飞地仍然怀念不已。香港吸收了大约二十万上海人，其中有许多曾是纱厂经理。这些经理到香港不久就把香港变成了世界最大的纺织中心之一。
今天，在上海定居下来的少数外国人中有一个白发苍苍的美国人，名叫塔莉萨·格洛克。一天晚上，她到锦江饭店来同我共进晚餐。１９２６年，她被基督教女青年会派到中国，同中国人一起搞扫盲等工作。共产党接管之前，她回到了美国。她说，她当时期望在国内为女青年会工作几年，然后退休。但是，一九五一年，人家让她走了。那时候，美国人对共产党渗透的惧怕心理达到顶点。她猜想，人家可能认为她的观点的自由倾向太严重了。
中国则欢迎她回去，把她安排在中国福利会当顾问。她不想告诉我她的工资究竟有多少，只是说，比官员的最高工资（每月２４０美元）还要高些。中国是不会忘记它的朋友的。
她说：“中国有扎实的基础。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已得到解决，然而，那里有着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在这个社会里，人人有饭吃、有房住、有衣穿、有工作，并能得到医疗保障。”
中国最大的城市所走过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它曾荣居进步的峰顶，也曾跌进混乱的深渊。旧习惯造成的负担已经减轻，但还没有完全解除。正如宝山钢铁厂的一位工程师说的：“我们是落后的，然而，我们不会永远落后。”
【日本《读卖新闻》８月６日文章】题：八十年代是日本的时代
八十年代是“日本的时代”，这是财团法人、国民经济研究协会于本月５日发表的长期经济预测。其中认为：“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将在高度技术革新支持下产生一个大的飞跃、经济增长率将达到５—６％”，明确了八十年代将是日本经济光辉灿烂的时代这样一种见解。
并且还推测，日本企业之间在世界市场竞争，在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日本的时代”的现象将会更加明显，估计日本在国际上如何调整过于强大的日本经济可能成为八十年代最大的政策课题。
据该协会的长期经济预测，估计原油价格到１９８５年将由现在的每桶３３美元上升为６０美元，而到１９９０年将上升为８５美元。据分析，原油价格的高涨必然会引起节约能源型的技术革新。我国的技术革新正以欧美约两倍的速度前进，今后，这种技术革新的差距将不断地持续下去。
因此，该协会认为，石油危机不但不会给日本经济带来萧条，相反，却成为导致高度技术革新时代的一种动力。
据估计，在这种技术革新高涨的背景下，民间的设备投资仍将保持扩大的趋势，年平均增加率维持在７％，原油价格的高涨将影响交易条件的恶化，日本的出口也将在这种国际竞争力的支撑之下，继续增加。结果，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将变成出口和民间设备投资为主导的形式，据估算前半期的增长率为５．３％，后半期的增长率为５．８％，八十年代总的增长率为５．５％。另一方面，据推算，这一期间国内物价由于节约能源技术的进展，受原油价格上涨的影响比各国小，八十年代的通货膨胀率，美国为８％，欧洲共同体为７％，我国可能达到５％（批发物价为３％，消费物价为６％）。就业情况是，如果经济增长率继续保持在５—６％的话，到１９８５年完全失业率将降低到１．６％。不过，可以预料，由于技术革新，特别是半导体技术革新使劳动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结果，也将对中高层年龄的就业问题产生不良影响。
另外，据预测，随着与欧美各国间的技术革新差距的增大，日本经济也将日益增强国际竞争能力，结果，将会出现采取限制贸易措施的动向。因此，日本企业从过去的产品出口转向直接投资的情况将会增加，逐渐走向多边化。
说苏联地下经济日益兴旺，已经成了今天苏联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克里姆林宫勉强认可了地下经济，因为它填补了效率不高的苏联制度所留下的缺口，减轻了物品短缺的程度，使消费者的生活能维持下去
【美国《时代》周刊６月２３日文章】题：靠邪门歪道过舒服日子副题：地下企业家们的兴隆生意网
伊·京塔列娃是一名律师，生活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几年前，她卖掉了自己的日古利牌小汽车，获得了２，０００卢布（大约３，０００美元）。尔后，她用这一小笔资本进行投机，购买了苏联商店里差不多老是供不应求而又十分热门的象墨镜、假发这些短缺商品和消费品。由于京塔列娃既买进又卖出，她逐渐地储存了各种商品，从金戒指、手表、假发、紧士服到丝绒服、雨伞和照相机。生意兴隆起来了；波罗的海休假的人成了她的经常顾客，她雇用了４名助手，甚至经办起了函购业务。然而，遗憾的是，根据苏联关于“投机买卖”的严格法律规定，京塔列娃成了一名经济罪犯。今年年初，她被逮捕，被判１２年徒刑。这一处罚本来可以是死刑。
京塔列娃和她的主顾们是苏联兴旺发达的地下经济的组成部分。这种地下经济不仅仅包括所熟悉的黑市上的买卖人，他们经营美国紧士服、圆珠笔、圣像和鱼子酱，在主要的旅游饭店周围招揽西方游客。事实上，这是同国营经济并驾齐驱的第二经济。在兴旺发达的常设网中，非法的和半合法的企业家、投机商和小偷们向工人、农民、甚至国家官员们提供难以搞到的商品和劳务。
苏联人称这是靠“歪门邪道”生活。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人们争着要搞到的足球票和音乐会票送给当地肉店伙计，换取一块好肉；把某商店预定要进一批鞋的消息泄露给水暖工，好让他修补一下漏水的管子；或者牢牢抓住第二种职业不放，如家具搬运工和公寓粉刷工。然而，旁门左道能够、而且确实也发展到从西方偷偷地带进消费品，开办地下工厂，盗窃国有材料，无故旷工而干私活。
苏联社会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歪门邪道的经济。对城市居民来说，通过在广告牌上张贴自制广告，私人经济可以为你装修水管、缝衣服、甚至提供合法劳务。农民们通过后门获得通过正常经济渠道所不能获得的农具或肥料。
尽管黑市是不合法的，但在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还是显而易见的。莫斯科寻找公寓的人的会集点是列宁格勒大街的地铁站。购买诸如口红、女内衣和女外衣这种妇女用品的地方是在离大剧院两条街的一个公共厕所里。在靠近莫斯科天文馆的一条小街上，黑市场上的买卖人办起了一个地下超级市场，经营从杜松子酒到口香糖、紧士服和流行唱片等各种商品。各个市场上最热门的买卖是情报。某些非法赚钱的善于钻营的人花一至两个卢布买“一句话”，一句神秘的话：透露第二天将供给某商店一批短缺货物的有价值的消息。
整个工业已开始为黑市服务。印刷工非法地印刷难弄到的书籍，而所有的地下工厂则做紧士服和化妆品。卡车司机尼·布特科和亚·科诺瓦洛夫从靠近黑海的高加索山城克拉斯诺达尔从事精心计划的三角贸易。他们把从一家国营工厂偷窃出来的钢材转售给政府办的农场，换取市场上见不到的西红柿、葡萄和豌豆，然后，把这些农产品运到缺少新鲜蔬菜的西伯利亚出售。
伯克利经济学家格雷戈里·格罗斯曼是研究苏联非法经济的专家，他指出，“政府官员受贿的事情多得数不清。这是一个极其腐败的社会，官员贪污和受贿极为普遍，盗窃成风，手段之高明远远胜过溜门撬锁或盗窃国库的贼。七十年代最大的欺诈行为之一是鱼子酱事件，在这一事件中，苏联渔业部的官员们把昂贵的黑鱼子酱装在贴有“熏制鲱鱼”商标的大罐头盒里运往国外。合伙进行这种欺诈行为的西方公司将鱼子酱重新包装出售。他们把苏联共谋者分享的利润存入瑞士银行。克里姆林宫官方仍然否认这一欺诈行为，但是，在一些“鲱鱼”误送到国内的商店以后，渔业部长突然辞职了。
尽管苏联官员知道存在着日益兴旺的第二经济，然而，一般来说，他们对伊凡雷帝那样可怕的资本家的交易不闻不问。严重违法者有时也遭到逮捕，内务部负责打击贪污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行为的官员已经渗入黑市。但是，克里姆林宫勉强认可了地下经济，因为地下经济填补了效率不高的苏联制度所留下的缺口，减轻了物品短缺的程度，使消费者的生活能维持下去。
集体农庄的管理人员承认，他们达到生产指标的途径往往只有一条，就是购买黑市上的供应品。在莫斯科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说：“如果他们设法阻止一切非法活动，经济将会濒于崩溃，党将面临公众骚动的严重问题。”在马克思或列宁的理论中，是找不到地下经济这种说法的，但是，它已经成了今天苏联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