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７月３０日刊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弗拉迪米尔·普奇克的一篇文章】题：日本公司：没有快速电梯送你到最高职位
日本经理人员是如何升到最高职位的呢？
人们往往说，在日本大公司任职的历程就像乘自动扶梯一样。
最近，我有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调查了一家日本大公司中的电梯运行情况。每年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有好几百新毕业的大学生来到这家公司。可以预料，他们中大约９０％的人将一直干到３０年后退休为止。
我的调查集中在二十来年前吸收进来的那批毕业生身上。调查所得到的是一幅令人感兴趣的景象，使人看到一种竞争性极强、但是总的来说却是公平的晋升制度，这种晋升制迫使每一个人尽其最大努力，取得成就的潜力是衡量成功的标准。
在我调查的这批人中，有一半来自七所一流大学，２１年之后，他们大约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被提升到副总经理这样高的职位。而其余那些从不那么著名的大学来的那些人中，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升到副总经理的职位。
这表明，日本大学的入学考试制在预测学生未来能力大小方面是极其可靠的，也表明公司的升级制度是奖励那些一流大学毕业生中极为常见的有技术和有个人特长的人的。同样，当决定提升时，强调的重点是放在预期会作出的贡献上，而不是放在以往的成绩上，这样做似乎是预先假定“优等毕业生”是可以作出贡献的，至少在他们任职的初期是如此。
鼓励经理人员激烈竞争的刺激因素主要是公司的评定制，即每年一次把所有的同级经理人员根据他们以往的成绩和估计的潜力排队定级。这项工作是由人事部门根据各具体单位经理提交的初步分数来定的。对每一个雇员，至少需要两个经理提交的分数以确保其客观性，但是，两个经理给的分数却难得有很大的不同。
每个人经过一次提升之后都得从头做起。但是，在把老的和新的评定记录加以比较之后，可以看出，优秀分子差不多总是那些人。在到公司五年后就得到高分数的那些人中，８０％以上在后来的１６年中都保持了他们的名次。名次被取代的那些人几乎都是从事技术工作的白领职工。行政管理人员必然地保持了他们的职务。正是这种稳定性，为一流大学的毕业生普遍提供了机会。
然而，注重未来、而不是注重过去的评定制度，对于引起彼此不和的
竞争可以起到有力的制约作用。这种制度奖励的是信任别人以及同其他人合作完成任务的能力。所以说，竞争的焦点是同今后提升时的竞争对手建立起合作网。排挤同事对于事业前程是最危险不过的。
这里优秀雇员中通常没有那种变戏法般的调动工作现象。一些地位很高的人在公司工作的头二十年只调动一次或二次，其他人几乎每隔一年就调动一次。
雇员在部门之间平均每４年换一次工作。大多数调动都是在雇员能够发挥专长的范围内，但是，在优秀雇员中则有三人在其任职初期便在一些关键部门之间调动。如果尽早获得在总公司工作的经验，也是说明以后能成功的一个有希望但却不能肯定的迹象，但是，如果长时间派在一种专业化的岗位上，则预示今后不顺利。
这种提升制度使通往公司最高职位的道路是漫长艰难的。尽管竞争的起点在起初时是一样的，雇员用不着担心被下属中“正在上升的星”超过去，但是却不能认为有哪一个职位是当然该给的。所以，即使当前的稳定不再持续下去了，现在这批优秀分子中也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可以指望被提升到另一级（总经理）。下一次如果再错过一二年，则意味着实际上结束了在这家公司最终登上人人垂涎的总经理前程，如果不是更高的职务的话。
简单地说，没有再试一次的机会，除了有为公司的繁荣发达作出长期突出贡献的记录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可以得到提升。谁都不是为了享受去乘电梯的。
【西德《新莱茵报》７月２４日文章】题：外交部期待着新的候补者（原编者按：波恩外交部正在寻找外交方面的接班人。外交部通过几家大日报和周报的广告招聘年轻随员，估计将有５００多份求职申请。但是，只有十分之一的申请人有可能成为外交官。然而这样的挑选不会把他们吓退。他们在全世界的工作岗位——从中国到海地、从冰岛到朝鲜——对许多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是决定选择外交职业的一个原因。绑架外交官和把外交官作人质，并没有损害这种职业的吸引力。）
大学毕业对外交生涯是重要的前提。另外一个重要条件是至少巩固地掌握两门外语。所学的专业和毕业考试的分数对是否录取只起次要作用。然而却要求学生在国家法、国际法、国民经济以及历史方面要有基本的知识。
法学毕业生在外交官候选人中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比例常常超过一半——不是因为外长根舍也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学家，而是因为外交部需要许多法学家。
是否出身于所谓名门望族或者贵族家庭，已不再起任何作用；贵族人数的比例甚至不断下降。申请人来自所有的社会阶层；但是大部
分人是出身于“社会上层”，他们是医生和建筑师、官员和军官的子女。
谁要是想当德国外交官，那么毕业后和经过严格的挑选、书面考试和口头询问后，还必须再次回到学校的训练地点进行为期两年的多方面的紧张的训练，从学习德国近代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知识以及苏联共产主义的结构和趋势，从和平政策到管理问题和草拟新闻报告等。
训练的领导人鲁道夫·拉普克说，今天外交官必须首先能写出好文章，因为他不是在宴会或招待会上度过他所从事的职业的主要时间，而是在办公桌旁撰写提案和报告。遗憾的是，妇女提出申请的还始终是太少了（大约占１２％）。高级公务员职务（只要高中毕业就可以获得这种职务）在妇女中是比较吃香的。申请中等公务员职务（申请这一职务的前提是初中毕业）的妇女同样比男人多。
【合众国际社台北８月１３日电】台湾政府正在考虑有无可能放宽对台湾和中国之间通信的限制。
由于自由中国救济协会（它是半官方机构）和政府其它机构的努力，每个月都有大约一万封信送往中国，同时又收到来自中国的大约八千封信。
台湾政府也知道，还有成千上万封信是通过第三方（主要是香港）的个人传递的。
官方人士说，台北政府现在急于要鼓励这种信件来往。
【香港《新晚报》８月８日报道】一项利用香港邮政信箱作为台湾海峡两岸间接通邮的服务可于本月内出现，据世界服务组织远东区负责人朱文通对本报记者表示：这项服务是提供给没有亲友在海外及香港的海峡两边人士的。
利用这项服务的办法，是将给对岸亲友的信件，放于另一个较大的信封内，寄到香港邮政信箱１１３５５号世界服务组织。
利用这项服务的人士，须切记在给亲友的信封上以繁体字写上详细的姓名地址，毋须贴上当地邮票，因为世界服务组织的职员拆过外边较大的信封后，会为里边较小的信件贴上香港邮票寄出。
朱文通强调，利用这项服务时，紧记别在信内提及政治问题。
该组织已就这项服务于本年２月间透过若干私人关系知会中国邮电部门，迄今未有答复。朱文通同时亦表示，仍未知道用何种途径可以有效知会台湾的邮政当局。
【香港《快报》８月１８日报道】题：台湾干旱影响收成大米将无定期输出
据此间进口米商接到台北消息，台当局在确保明年大米充足供应之前，将无定期输出大米。不过，已签约出售的大米，将会交售。
消息说，台湾近来的干旱，据预料会使今年的晚造稻米收成减少１７万公吨，使今年全年的总收成降至２２３万公吨。而台湾的大米消费量，估计一年为２２５万公吨左右。
进口米商说，台湾停止出口大米，对本港粮情不会有怎样影响。
【法国《世界报》７月２９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让·德拉盖里维耶尔发自台北的报道】数月前，政府取消了不准同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进行贸易的禁令。尽管这些国家同台北没有外交关系，但它们为台湾实业家签发签证，而且众所周知，某些台湾实业家同苏联也有接触。但外交部人士所作的唯一评论还是官方的老调：“我们敌人的敌人并不因此而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同苏联做任何买卖。”“苏联记者维克多·路易斯曾来台湾向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拒绝了他。”
同样，官方还否认通过香港同共产党中国通商的事实。然而，在这块英国殖民地的一位台湾非官方代表告诉我们：“我们的产品到达此地之后，今后运往何处不再取决于我们。如果这些产品印有‘中华民国制造’的字样，北京就收进口税，如果相反，产品印有‘台湾制造’，就不收税，因为这是中国的一个省。只要知道这一点就足以……”
在外交部，关于“光复”大陆的方式，说法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谈诉诸武力了，只是说要等待大陆上的中国人“自行抛弃共产主义”的时候的到来。
离大陆二公里的金门岛上，一直有８万驻军和６万平民，很长时间以来，他们不再遭到炮轰了。甚至“攻心”的喇叭战也停止了。
美国和台湾之间断绝邦交，标志着台湾岛一个时代的结束。虽然人们希望里根当选，将来可以重新发展关系，但是“美国人言而无信已经是尽人皆知了”。同时，自从国民党中国于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被赶出联合国以来，同北京的外交斗争也没有什么意义了。甚至对人民共和国“接替台湾”进入世界银行，反应也是冷淡的。
今天，台湾只同二十来个国家有外交关系，其中，三个重要的国家是沙特阿拉伯（它提供石油）、南非和南朝鲜，有十一个国家是在拉丁美洲，六个在非洲。甚至梵蒂冈也愿意谨慎地对待北京：只有一位代办在台北，因为教廷大使住在孟加拉国，他兼管台湾。
美国大使的离开并不意味着实际关系的断绝。从１９７９年１月以来，美国通过它在台湾协会保持这种关系，而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非正式地代表台湾在华盛顿和在美国八个城市的利益，在这些城市，以前都有领事馆。在台北没有大使的日本和大部分西欧国家，也是采取这种作法。
【美联社台北８月２１日电】据一位航空专家星期四说：台湾第一架国产的喷射训练机ＸＡＴＩ三型，已进行试飞。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这架双引擎的训练机“标志着台湾军用航空历史上走向一大步，能够生产喷射战斗飞机。”
这架飞机装备有ＴＦＥ七三一涡轮引擎，在美国的诺特罗布飞机公司的协助下设计出来。最近，当地报纸曾报道第一架ＸＡＴ三型训练机已制造成功，并在台湾的军用工厂驶出来。（转载香港《快报》）
【台湾《联合报》８月４日报道】本届国建会政治外交组的数位学人曾在分组讨论中，十分关心我国在开放与东欧五国的贸易关系后，未来是否有任何可能将此种“经贸关系”提升为“政治关系”？外交部次长钱复在答复时强调了我国“政经分离”的政策，并直截了当地回答：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对东欧的关系，是不可能再作任何层次的提高。
曾经三度访问过苏俄的我国旅美历史学者张绪心非常同意钱复次长的话。
不过，张绪心教授发现，苏俄的学者们对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现况有高度的兴趣，对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也开有专门课程来研究。相形之下，我们对苏俄的研究与了解就显得不够。
张绪心教授说：在了解到苏俄与美国一样对我们也有相当的影响后，我们不能不加强对这个共党强权的研究了。
张绪心教授说：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华民国留美的学者应苏俄国家科学院的邀请，前往莫斯科等地作学术访问，双方对国际情势研究的共同焦点之一，就是中共。据他了解，目前苏俄研究中共的许多资料都是从美国和日本获得，如果中华民国的学者能和他们交换资料与经验，可能对彼此的研究工作都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