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提要：生活舒适的美国中产阶级坐满了共和党代表大会会议厅，而失业者却在外面排队要求救济。两个阶层之间的差距可能成为一个雷区
【美国《新闻日报》７月１８日刊登莫耶斯的文章】题：从底特律看到的两个美国
如果你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想要了解美国人的情绪，你首先必须问“是哪一个美国？”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是一个美国。
以白人、男性、新教徒和西欧血统为主的这些人代表企业界和职业阶层利益。每五人当中，有四人的收入为每年二万五千多美元，每五个人当中，有两个人的收入为每年五万多美元，有３％是犹太人，３％是黑人，２２％是天主教徒，０．２％（１９９４名代表中的４人）是工会负责人。
他们在美国已获得成功。他们过着舒适的生活。底特律广场饭店走廊的早餐室里，一个鸡蛋卖１．７５美元他们吃得起。他们也可以在房顶餐馆里就餐。广告说：在房顶餐馆，“全世界真的围着你转（就这一点而言，记者们也可以挤在那里，实际上代表大会也在围着这些人转）”。离饭店几个街区远的地方还有另一个美国他们是工人阶级。他们取消了种族隔离，他们靠抵押度日，忧心忡忡。他们这些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已失业。全国有数百万人失业。但是，底特律的失业率两倍于全国平均失业率。有那么多的人被解雇，以致不得不加设许多安置失业人员办公室。
前几天，我走向失业者排成的长队，找人谈话。他们愁眉苦脸、内心痛楚、不知所措。但是他们并不自怜一个３０岁上下的黑人妇女对我说：“我的要求只是恢复我的工作。我要离开这个队而回到装配线上。”她原在福特汽车厂上班，差不多是九个月以前失业的。她曾２５次申请别的工作，都失败了。
一位５０岁左右的白人妇女排队已一个小时，手里领着１０岁的孩子。她说：“我已经干了一辈子活。这是我第一次被解雇，虽然我已经付了钱——交了税、交了失业保险金和工会会费——我不愿意要政府的救济。我要工作。”
站在她背后的是一对夫妇、都是汽车工人、都已失业、都是五十多岁的人。这个妇女说：“我们的情况还不算坏。我的丈夫是个钢铁工人。他能够在附近干一点零活，挣到几个美元救救急，可是，我们的两个儿子可就苦了。有一个已经被解雇，还有一个即将被解雇，他们要偿还押金已经债台高筑。他们是在几年前当一切都是繁荣兴旺的时候出去工作的，并且买下了房子。现在我怀疑他们是否能保得住房子。”
米利在鲁日河汽车厂附近迪尔本开设的冷饮店里谈及经济衰退如何损害了她的生意。
“一年前，我雇了五个姑娘站柜台，还雇了一个勤杂工。现在我雇用的姑娘只剩下两个。我自己成了勤杂工。过去买两三瓶啤酒的人，现在只买得起一瓶了。他们甚至不再来了，因为他们对于自己处在这样的困境感到难堪。……如果经济衰退再持续两个月，我就会被埋葬了。因为，我现在靠我的牙撑着，而我的上牙已经松动了。”：
还有更糟糕的故事：一些失业的汽车工人的妻子在这种压力下流产了或离开了家。一个约２５岁的工人的老婆、孩子都离开了他。他不愿意让记者用他的名字，因为他在当地的一个食品店兼职，他每周拿到３０美元的额外收入，这可能影响他每周从州政府领到的１１９美元的失业救济金。但是他对《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说：“我已经节衣缩食到最低限度。我遇到这么多头疼的事情和困难。我对我的妻子说，这些困难不是我们造成的，是制度造成的。可是，她带着我的儿子回娘家去住了。我不得不领食品券。我恨食品券！当你进入食品杂货店的时候，那里的职员用看待一个骗子的眼光盯着你。”
在另一个失业人员安置办公室里，我遇到一个黑人青年。他去年被军队开除了、至今仍未找到工作。“老兄，我曾为我的国家效劳，可是我找不到工作。我来到这里，排这个队领票券，再排那个队兑换现金。我一直在想：难道情况就是这样吗？难道这是应有的结局吗？”
２０年前，记者白修德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危机”，街头上到处都有和平示威、大学校园沸腾起来、黑人区也沸腾起来，美国似乎已经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白修德对纽约宣传工具在形成当时那种看法方面所起的作用感到关注。
今天我认为，“文化危机”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危机——我们的实际生活方式中的鸿沟。这个鸿沟是如此之深，以致我们大家似乎成了讲外国话的不同国家的居民。这个鸿沟不是纽约和其他任何地方之间的鸿沟，它几乎是无所不在的。你们在整整一周内，在从底特律播出的电视节目上已看到了造成这种现实的那个美国的现实。演员唐尼和奥斯蒙德以及其他表演者都歌颂了这个现实。
但是，在底特律，人们几乎不承认或看不到另一个现实。失业者排成长队、靠食品券为生以及酒吧间似的殡仪馆的世界，在底特律不为人们所看见，不是出于麻木不仁或偏狭。这只不过是由于没有经历过的现实就是没有感觉到的现实。
我手头有哈里斯和扬凯洛维奇的调研资料。他们一直在深入调查美国舆论。哈里斯说人们越来越有这样的情绪：经济衰退将日益严重、通货膨胀将持续下去、个人储蓄将消失。扬凯洛维奇说，在过去五年中，人们对经济前途的不满情绪倍增。如果钱存不起来，家养不了，我们就转而求助于贷款，以此作为镇静剂。
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８０年，未偿清的贷款与净收入两者之间的比率已经增加了一倍半。华尔街的领袖考夫曼把个人和企业界所负的巨额债务称为“国内财政的导火线。”
３０年前，我们７０％的家庭有一个有工作的父亲，一个当家庭主妇的母亲和一、两个孩子。今天，我们的家庭中只有１５％是属于这种情况。所有的母亲中现在有三分之二的人参加了工作。社会学家们会告诉你，现在每一户需要２．０６人工作才能维持中等的每人平均收入。换句话说，就是爸爸和妈妈都必须工作才能收支相抵。
现在有两个美国，这不错。它们是邻居，却又相距如此遥远。
【美联社日内瓦８月１１日电】联合国一个人权小组今天听到有人指责说，在阿拉伯国家中，根据旨在保护“家庭荣誉”的古老法规，每天有许多年轻妇女被杀害。
向“奴役工作小组”提出的一项报告说，受害者“被她们的父亲、兄长、或花钱雇的人割断喉咙、活埋、毒死。”
据说，这些妇女是由于发生了不正当的性关系，“或者只是因为有人看见她们和一个年轻男子讲过几句话，因而被怀疑同男人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而被处死”。
这项报告是设在伦敦的少数民族人权组织的代表蒂博尔特提出的，这个组织是在联合国具有谘询地位的私人组织。
蒂博尔特在中东国家作过九年社会工作，她说，在埃及、伊拉克、约旦、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沙特阿拉伯，这种作法仍是“可怕的现实”。
她的报告没有提到所说沙特阿拉伯的公主和她的情人被处死的问题。她说：“阿拉伯城市的姑娘和农村姑娘”一样，有着同样的命运，“她们也是公主”。
蒂博尔特说，在被以色列占领的伯基，一个年轻男子今年年初为了保护“家庭荣誉”而割下他妹妹的脑袋，他把人头交给警察后，仅被判处行政拘留两周。这个消息是当地的阿拉伯报纸报道的。
蒂博尔特说，这些事件发生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家庭，但它不是来源于宗教，而是自古就有的。
她呼吁有关国家当局制定法律，对这样的罪行规定严厉的惩罚，并支持维护妇女的生活权利。
【英《泰晤士报》刊登记者希利的报道】题：２５０万个家庭需要父母都工作
据今天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有二百多万名儿童将生活在官方确定的贫困线以下，如果他们的母亲放弃工作的话。他们是２５０万个家庭的孩子，这些家庭的收入由于父母都工作而保持在贫困线以上。
这项报告说，如果没有父母的工资，他们就将加入另外１２５万个家庭的行列了，这１２５万个家庭包括２００万人，他们的收入低于根据补充福利级别确定的贫困线。现在由于工资低而生活贫困的人同靠退休金生活的人几乎一样多。
这份报告的两位作者之一克庞德说：“贫困情况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低工资成了贫困的主要原因，这与下述名言是相违背的：“如果你有工作，那就行了。”
家庭研究委员会发表的这项报告说，经济压力使得许多家庭在只有父亲或只有母亲工作的情况下难于达到一般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
庞德昨天说，如果母亲停止工作，贫穷家庭的数目就将增加二倍。然而，政府的政策将迫使已婚妇女离开劳动力市场，特别是通过改变产假期以及在就业法案中对小企业让步等办法迫使妇女离开。
他说：“贫困的家庭在今后几年大概会大大增加，除非政府做些事情来扭转这种趋势。”
该报告要求制定一些政策允许已婚妇女想工作就工作，办法是增加劳动妇女的法定权利，提高妇女工作集中的行业的工资并改善那里的工作条件。它还要求开办足够的幼儿日托设施，改变税收和福利制度，以承认父母对于家庭经济地位的贡献。
五、频繁的检查受不了
到莫斯科旅行，“排队”和“接受检查”最让外国游客受不了。
提起检查，我总感觉莫斯科的每一扇门都有人把守，行动受限制不说，频繁的检查使人感到厌烦，旅游情趣就这样被剥夺了。
我在莫斯科停留了十三天，打从进入莫斯科机场开始，就不断接受检查。
我住的饭店拥有四千多个房间，是全欧洲最大的旅馆，门禁森严，到后来我实在很不情愿踏出旅馆大门，因为出去之后必要回来，回来就得接受在我看来并无绝对必要的例行检查。
莫斯科当局到处布检查哨，把外国游客当小偷或谍报人员一般看待，很令人反感，我总认为这是对人格的一种侮辱。
我去过一趟莫斯科奥运村，心想奥运村招待各国代表团的选手和职员住宿，对象单纯，检查应不致于太严密。事实上并非如此。
我去奥运村是拜访牙买加田径协会主席麦肯尼，这次拜访是事先安排的，因为奥运筹备当局规定要到奥运村拜访某人时，必须在十二小时以前提出申请，调查许可后再排定约会时间。我到达奥运村时，还按规定填了一份三联单，其中的一联在我离开奥运村时必须交还给警卫，以确定我已离开。
麦肯尼亲自到会客室接我，奥运筹备当局规定要由他接，因为我是他的访客。各国代表团一天最多只能接待两名访客。
我在奥运村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交谊厅和餐厅，不得进入选手或职员住宿的房间，我在那里用午餐，食物比饭店所能提供的丰盛多了，我察觉到奥运期间全苏俄最好的食物都集中到奥运村，因为莫斯科当局清楚得很：不能让选手吃不好而影响成绩，这个罪名他们担当不起。
奥运村的食物以冷食物居多，令我诧异的是使用纸盘、纸杯及塑胶刀叉，用完即扔。这些餐具原是资本主义国家才使用的，共产国家一向把它视为奢侈品。
我在奥运村逗留了一个上午，发现住在这里的选手很难有交谊机会。
奥运村有块凹陷的大空地，名为“国际区”，但名不符实。此处原本可种植一些花草，摆设椅凳让选手聊天，以促进情感交流，但“国际区”空荡荡的。
选手要在奥运村交朋友，委实不容易，每一层楼都有安全人员看守，选手不得自由进出。两国选手在奥运村内互访，必预对方代表团团长许可才行。
我暗暗为奥运筹备当局庆幸：还好美国抵制这次奥运会，否则天生喜爱交朋友的美国人住进奥运村，行动受限制，不闹翻天才怪！
自一九六○年以来，我曾先后在罗马、东京、墨西哥、慕尼黑及蒙特利尔的奥运村住过，那些地方的安全措施也做得很严密，尤其是一九七二年慕尼黑奥运会发生巴勒斯坦游击队在奥运村枪杀以色列选手及职员以后，奥运村的安全措施显得更为重要。
不过，从没有任何地方像莫斯科奥运村如此限制选手的行动。牙买加选手一再诉苦，说他们在奥运村感到沉闷、无聊。
我也有这种感觉。我喜好自由，除非莫斯科对外国游客的行动限制有所改善，否则我真不想再去莫斯科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