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新颖感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报道了真心话；第二，出现了有个性的主张
【日本《世界》杂志８月号刊登横滨市立大学副教授加藤祐三的文章】题：中国新闻的新颖感
从去年开始，中国的地方报纸和《中国青年报》等团体机关报都可以向日本出口了，虽说是地方报纸，也都是直辖市或省的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与我们所想的商业报纸有着不同的性质。这些报纸也刊登了广告，但是与日本和香港的报纸相比，仍旧是以政治和经济的报道为中心，不能摆脱掉尽是些严肃内容的印象。
中国的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和上述的地方报纸在内，平均约十家有一份或者更少些，因此，报纸都在工作场所拿取，很少送到个人家里去。
虽然起到了新闻所具有的速报性的作用，但是时间的间隔太长。另外，关于社论以及政策述评所起的作用，与把新闻的消息原封不动的告知读者相比，更多的是归纳起来（或深入浅出地改写过）提供给读者。
我感到，中国报纸最近在内容上好象有了一些变化。简单地说就是新颖了。对于真正的读者——中国人来说是否变得新颖了还难以轻率判断，但是，对于关心中国的外国人来说，的确是变得新颖了。第一，不只是报道表面原则，而是报道了真心话；第二，出现了有个性的主张。真实想法的报道，例如可从读者来信或读者对谈的答复中看到。记者写的通讯类和综合报道中也有很多，但是，在中国的报纸上更多地说出真心话的，可能是“读者来信”这类稿件。
说中国新闻新颖起来的理由，除去报道了真心话之外，另一个是出现了有个性的大胆的主张。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的概要，这篇文章题为《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动乱和贫困的病根》。作者陈平是三十多岁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的研究生，他不受农业、历史和生态学的既有理论的束缚，作了极其大胆的论述。
很明显，陈的文章是受下述政策的刺激而写的，这就是用以批判“四人帮”的新政策，尤其是从偏重粮食向农林牧结合转变的政策。新政策产生了如此“划时期的”、有个性的主张，这也是值得高度评价的。读了之后在新颖这一点上实在是百分之百的第一级的。这样的文章如能相继问世，中国的论坛将会更加新颖起来。
说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前进的道路决非一帆风顺，尽管中国人将取得进步而且会适应具有典型意义的独具一格的作法
【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５月２３日刊登詹姆斯·尼库姆的一篇评理查德·鲍姆编的《中国的四化》一书的文章】题：别具一格能使中国赶上吗？（原编者按：詹姆斯·尼库姆是与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有联系的一位经济学家，他目前是堪萨斯大学的客座教授。）
在１９７６年毛主席去世前，“阶级斗争”是中国的基调。现在，“四化”则是基调。
科学技术，即众所周知的技能，是关键因素。没有科学技术，其他三项都实现不了。《中国的四化》这本书介绍了中国“新的技术革命。”该书介绍了十篇论述中国前景的学术论文，其中大多数发表后，其他专家，包括政府分析家和实业家相继发表看法。这些文章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探索。它使人读起来要比一般泛泛而谈的学术论文生动得多。
一致的也是唯一的看法是，中国前进的道路决非一帆风顺。尽管中国人将取得进步而且会适应具有典型意义的独具一格的做法，但是他们面临若干严重的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是态度问题。中国要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它就必须承认它落后，特别是同西方和日本相比。要赶上去，就得学习西方的某些方法。中国人现在能否做到既学习西方的“技术”而又保持本国的文化“精髓”呢？
文革派认为，中国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原来想避免同外部世界、外部世界的企业家和明智的主张亲近，而中国好走它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现领导人华国锋和邓小平对西方要开放得多。一度受到强烈谴责的外国投资，现在受到欢迎，而且实行互相交流知识分子的做法。但是，中国坚持、或者说希望技术和文化相隔绝。
问题不只是文化上或政治上的防御问题。技术不能够象稻子那样可以移植。适合美国和日本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方法在中国不一定适合，因为美国和日本都有大量的资本和熟练工人，而中国却正好缺少这两者。
即使适合的话，进口技术也必须要适应各个工厂和农场里的无数不同的生产情况。单单进口和照搬最新的成果和机器——“倒转的工程程序”——是被动的，通常也是行不通的。换句话说，中国人必须能够进行革新。这些为鲍姆的书提供材料的美国专家们说，这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革新工作需要有一个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强大核心，这些人必须懂得和能够发展基本的科学原理，并把它们运用于生产。十年多来，中国几乎没有培养出几个科学家或工程师。中国将要花许多的时间来重建它的专家队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是它推行一种西方式的经验——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五十年代初期从苏联借来的经济体制，对诸如钢铁这样一些比较单一的产品来说是很奏效的。但是他们还会抑制“计划外的”个体生产者的积极性，这就搞乱和拖延了比较精密的工业和生产多种产品的工业的进步。中国领导人倾向于把研制工作看成是一种集中化的、专业化的、有计划的活动。这种做法几乎无助于鼓励基层搞革新。事实上，当局几乎并没有在鼓励工厂冒搞重大革新的风险。
中国的现领导希望摆脱清规戒律。在北京，有人在谈论让市场较自由地发挥作用，让各工厂之间进行竞争、按照企业利润奖励经理人员和工人。所有这一切肯定会鼓励生产者进行革新，如果他们能够进行革新的话。
这本书里的作者们一致看法是，中国正在背弃。十年中仇外和反知识界的做法，这是件好事。但这些作者中有些人关心的是，如果中国无法使革新制度化，那么中国就成不了一个现代化国家。
【香港《明报》８月２日刊登岩石的文章】题：应该反对封建主义
三十年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妨碍中共进步的，妨碍中国发展的，并不是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是什么资本主义，更不是什么修正主义。那么，是什么妨碍了中共的进步呢？正是被中共忽视了的，反得甚不得力的封建主义。试看：个人迷信、神化领袖、一言堂、家长制、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等等，那一样不是封建主义的派生物，然而，反得怎么样？本来，封建主义的幽灵在大陆上空已游荡了三十年，而且经常兴风作浪，危害百姓。直至今天，其阴魂仍然不散，成了实现四化的绊脚石，可以断言，封建主义不彻底反掉，四个现代化将化不起来。
虽然，目前中共党内已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封建主义的危害，并发出了警告，然而封建主义统治中国已三千年了，其影响的确是太根深蒂固了，要想一下子连根拔掉，谈何容易？目前中共的不少带有根本性的政策、措施，本质上都含有极大的反封建主义色彩，如取消干部终身制，建立集体领导体制，健全法制等等。
【尼克松新著《真正的战争》第五章《军事实力》摘要】（《明报》编者注：尼克松在第五章中，提到美国搁置发展Ｂ—１式超级轰炸机的计划、押后ＭＸ导弹计划、放慢三叉戟式潜水艇的制造。他说，取消Ｂ—１超级轰炸机的生产，也许是美国历来在战略上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
苏联的核子实力，正在迅速走向对美国占有明显优势的地步。
苏联下定决心要取得对美国的战略优势。每一年，它在这方面的努力继续增加，而我们的努力却没有能够保持步伐。
美国在核子军备方面占有的优势，保障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和平。现在这种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就会取得战略核子优势。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过去十年苏联的军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１—１２％。其他权威方面估计，苏联军费支出是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４—１５％左右。一些一向可靠的估计，认为计划中的苏联军费支出，１９８０年会达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８％。
美国却正好相反。１９６８年美国军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９％，１９７８年已降为５％。过去十年来美国防务支出，扣除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后，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而苏联却年复一年的继续稳步增加。据估计，苏联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８年期间，在添置武器及军事设备方面所花的钱，比美国多出近一千亿美元。此外，在武器研究和发展方面，还花了四百亿美元。
过去一度流行一种说法，认为苏联只不过是想追上我们而已。可是到了１９７１年，他们的总支出已经追上了美国。在过去５年中，苏联在战略核子部队方面的支出已超过我们三倍；在一般部队支出方面，超过我们至少７５％。
仅就常规武器，我们现在发现苏联的主要海面战斗船只多过美国，攻击性潜水艇多过美国一倍，另外还有一队共７０艘游弋性导弹潜水艇的这类潜艇，美国却一艘也没有。苏联武装部队人数比我们多一倍以上，大炮则是我们的四倍。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１９７８年苏联在战略核子部队方面的支出是我们在这方面支出的三倍。若以过去１０年计，苏联在战略核子部队方面的支出，是美国同一方面支出的２４倍。
从１９６０年代中期起，苏联已有七种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在发展中。从六十年代中期起，苏联已部署了四种新型从潜水艇发射的弹道导弹，三种新型战略性潜水艇，以及新型长距离超音速“逆火式”轰炸机。
至于美国，自从１９６０年代中期以来，投入生产的战略武器，只有一种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和两种新型的潜艇飞射弹道导弹。除此之外，我们仍在使用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的Ｂ—５２型轰炸机，以及反映了六十年代早期设计及部署安排的洲际导弹。至于Ｂ—１型轰炸机的发展，我们已经取消了；ＭＸ型洲际导弹的部署也押后了至少三年；“三叉戟”潜水艇的生产也放慢了。
保罗·尼资曾指出：“到了１９８０年代初期……苏联可以把我们９０％的洲际导弹毁灭，所花的代价，只是它所拥有洲际导弹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苏联如发动突袭美国国防部长布朗指出，十多年来苏联就在进行一项政策，要建立导弹部队，以先下手为强的方式攻击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到了１９８０年代初期，它会拥有足够数量的新型ＳＳ—１８和ＳＳ—１９重型导弹，保证使它能够通过一次像外科手术那么准确的突袭，将美国设在陆地上的“民兵”型洲际导弹毁掉极大的一部分。
苏联作了首次核子袭击后，它在战略核子储备方面的实力，至少超过美国十倍。这种压倒性的优势，可以减少美国剩余核子力量对苏联从事报复的威胁。
多少年来，美国方面一直有一种观念存在，认为核子战争真的打了起来，无论从军事上或政治上来说，都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胜利。苏联的观念却是：核子战争即使意味规模巨大的灾难，但是它不能够、而且也一定不会被剥夺它的战略性意义。
他们打击我们核子报复力量的能力越大，就会使他们更倾向于采取的较小规模的行动来对付我们。
我任职总统的时候，我的政府曾采取行动，纠正战略核子力量不平衡的局面，在三方面推动各种计划：陆上的ＭＸ洲际弹道导弹；海上的三叉戟潜水艇；空中的Ｂ—１型轰炸机。
上面提到的种种，基本上改变了战略均势，成为对苏联有利。
欧洲与日本在地理上接近苏联，不论是否使用战区性核武器，易被对方常规部队攻破。因此，他们不得不倚靠美国“核子伞”保障他们的安全。可是现在，欧洲人和日本人看到这把伞的伞骨破裂了。他们在问：一旦下雨，这把伞是否撑得开？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利益所在并无重大变更，可是我们保障这些权益的能力却有了变化。日本和西欧是一个整体中的两个部分，都是西方同盟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只是笼统地“表示”一下美国的支持，只是施放一些美国实力的“讯号”，或者由国务院空空洞洞地“保证”一下大西洋两岸的坚强联系，是不能令欧洲人感到满意的。
历史已经证明，欧洲国家倾向于投靠一种稳定的现状，即使那种稳定状态对他们较为不利也在所不计，因为他们认为这比甘冒不安定的风险要来得好。因此他们要求，苏联每作出一次威胁，美国也必作出相等行动来对付，否则的话，他们势必设法迁就苏联。
正如西德总理施密特１９７９年所说：“均势是支持安全的主要因素。许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均势是和平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现在我的观点已获证明。”
如果美国不能做到保证这种均势，如果我们的决心不够坚强，使均势变得对苏联有利，那么，不但欧洲国家，就连日本、中国以及像沙特阿拉伯那些国家，都会觉得有理由惧怕苏联、迁就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