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中央情报局和北约长期以来一直在从事把犯人隔离起来和剥夺感觉的勾当。菲尔·科恩揭露了这种把人变成试验老鼠的研究工作
【英国《晨星报》四月九日文章】人们会认为，说可以把人同老鼠一样放在控制的实验室中进行研究的这种学术探讨很早以前就名誉扫地了。
但是，从欧洲和美国在监狱中对犯人进行的侵犯人权、隔离和剥夺感觉的观察研究中得出的可怕结论是，人们永远不能完全明白他们研究的究竟是老鼠还是人。
从西德、加拿大、法国和英国获得的证据表明，在研究和采用监狱隔离技术方面有一种长期的国际合作。
对犯人的不断监视，单独关在隔离牢房、牢房的白色墙壁和昼夜不停地用光照射，这种监狱条件在欧洲各地的监狱中，都是实行这种隔离技术。内政部最近的迈克尔·威廉斯案件突出地说明了这种趋势，他原由于持枪抢劫被判十四年徒刑，现在获得假释。他控告内政部一九七四年把他在特别控制间中关押了一百八十天。
威廉斯正在谋求在高级法院中宣布把他押在特别控制间中是非法的，要求对他的这种错误关押赔偿损失。
这些特别单间是保守党内政大臣罗伯特·卡尔一九七三年五月在威克菲尔德监狱和苦艾灌木丛监狱开始设立的，用以“关押惯犯，不管他是否是危险分子”。现在清楚的是，在英国监狱控制间中和在美国、西德关押政治犯的“隔离牢”中对犯人实行的试验技术都是一样的。英国控制间虽然在一九七五年官方就已废除，但批评家们说仍然作为隔离间继续存在。
囚犯人权组织两年前说，法国使用的几乎是同样的牢房。
纽约在纽约阿蒂卡监狱一九七一年发生叛乱之后，成立了一个名曰阿迪龙达克改造中心。
该机构实行一种分类管理制度，旨在对那些被认为是破坏性的、危险的或简直是不可救药的纽约囚犯的“态度和行为”进行“矫正”。
官方称之为“禁止一切活动的惰性”阶段的最低一级是把囚犯几乎完全隔离起来和彻底剥夺感觉。
如果行为良好，囚犯可以逐渐被允许得到一些权利，直到升到最高一级，开始过正常囚犯的生活。
在监狱中上吊自杀的迈恩霍夫的妹妹齐茨拉夫说，“内政部长说，凡是参加反帝斗争和参加革命组织的人，不管参加的是监狱内的还是监狱外的组织，只要他或她放弃自己的政治目标，将得到比别的犯人好的特殊待遇。”
据这位部长说：“那些拒绝放弃这些目标的人就要关到特别隔离室中，直到他这样做了为止。他们必须履行脱离恐怖主义分子这一条件。”
有大量证据表明，英国以前使用过而且现在还可能继续使用控制隔离室来对付爱尔兰的政治犯和其他犯人，象乔治·英斯这个被当局认为是反社会的人。在威廉斯案件中，英国内政大臣怀特洛不得不在高级法院的强迫下勉强交出记录着内政部大臣们就如何管理控制隔离室进行秘密讨论的机密文件。可怕的规定威廉斯的辩护律师塞得利对法院说，象美国的隔离室一样，这个办法分三等。第一等是“把犯人相互之间和他们同监狱看守之间完全隔离九十天”。
第二等是“再有九十天，允许有限联系，但有可怕的规定，即任何越轨行为，甚至做出任何还没有达到违反纪律的事都会导致使犯人重新过第一等级的日子”。
每一阶段保持九十天的“良好行为”，才能重新过正常的监狱生活。
威廉斯对法院说，这种隔离间是可怕的、令人悲怆和昏昏噩噩。不允许有任何私下行动，洗澡和上厕所都有三个监狱人员监视。
他说：“我同别人在一起时，我常常发现我所能做的仅仅是起床和出入。我感到他们都在取笑我，谈论我，我从前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现在获悉，英国科学家参加了六十年代末期在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由中央情报局提供基金的、苏格兰精神病医生卡梅伦博士主持的计划。它使用精神病患者甚至护士作为实验品研究了剥夺感觉和隔离的效果。据报道，一位护士参加了这种实验后患了精神病。
根据情报自由协定得到的文件表明，中央情报局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间的“心理研究”是“同英国和加拿大合作进行的”。
说大陆海员到台北游览和大陆与台湾运动员在美同场比赛，将是今年发生在中国的两大新闻
【香港《中报》四月二十二日评论】四个星期之前，一艘聘有中国大陆籍水手的外国船经过台湾，停泊基隆，在当地海员工会的邀请下，这批中国大陆水手先是婉拒，第二天却“改变主意”，欣然应邀前往基隆和台北参观。
其后两周，在美国加州圣安东尼奥大学的安排下，来自北京和台北双方的运动员，首次相聚，互约在不佩戴国徽的情况下，非正式地举行了比赛。
尽管各报并不曾把这两则新闻以首页头条地位刊出，尽管一九八○年到现在还不曾过完四月，但是，如果年底有谁要选择发生在中国的十大新闻，这两条在五年前、一年前、甚至一个月前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预测得出的意义深远的新闻，一定会被列在考虑之中。
事实上，这两条新闻也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
先说大陆海员的应邀访台，谁都知道台北当局一向禁止人民与大陆作任何形式的交往，而且根据过去的事例，一有这种接触便是犯下了叛逆之罪。因此，小小的基隆海员工会负责人如果不是接到了当局的明白指示，即使他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贸然发出这种可能引致大祸临头的邀请。反之，大陆的船员欣然前往，定大计的是北京当局，而不是这批航行在海峡的船员。
再言北京、台北两队运动员的比赛，即令纪政一再强调“我们并非有意这样做，只是适逢其会”，可是，任何一位懂得政治行情的人都察觉得出双方在参加国际比赛的政策上，都已有了基本性的改变。
我们只要稍微留意就会发现一切都在改变。而且改变的决定绝对不是来自工会、海员、领队或选手，而是默默的出诸北京与台北的决策阶层。这种形势的发展，多少有点像中美正式接触以前的乒乓外交。但是，从实质上看，中美乒乓队的接触，确乎是偶然的。
至于这两次的中国海员与选手的接触，则似乎预有计议。君不见，台北的报纸在那艘货船到达基隆的前夕便有过预报，而在北京与台北的选手在两番出场之前，也都在第三者的调停下，先有了大家不戴国徽的约定。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双方在断绝交往三十多年之后，却先后有着这一连串的非正式的接触？对此，答案十分简单，只缘海峡两边的中国人在久分之后，不禁都滋生了联系的愿望。不过，这样的愿望纵然是自然的；却也是缓慢的。还不能马上就下“必合”的断语。事实上两边的隔阂、误解也真是既深且巨，而双方在联系的条件与时机上也还是大有距离。如果有谁以为像乒乓外交一样，一有接触，便有结果，就未免过份天真了。
可是，像跳高一样，双方既已跃过了最低的横杆，今后，便只会把杆儿越升越高的往上高跃啦！
据一位美国销售学教授对欧洲人调查的结果：大多数人认为，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居住的好地方；许多人认为他们很少能够或者根本不能支配他们的命运，因此对未来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漠不关心和忧虑的情绪
【美《华尔街日报》三月十一日文章】（作者：威廉·布伦德尔）
对美国人来说，阴暗的七十年代显然是一个使人非常焦虑不安的时期，美国人渐渐怀疑他们的领导人、他们的制度甚至他们自己。但是，如果说最近编辑的关于欧洲人的态度的调查报告接近于正确的话，那么美国人同他们欧洲大陆的朋友比起来仍然是些荒诞的乐天派。
调查的结果可以这样概括：大多数人都很不好，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居住的好地方。这一调查报告涉及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意大利和西德的二千二百个提问回答问题的人。
由于百分比常常是不平衡的，六个国家中有五个国家回答问题的人表明了一种怀疑和冷漠的态度，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欧洲对美国的立场和政策作出消极反应，而且预示了从教会到社会主义等制度的前途不妙。唯一的例外是英国，那里的很多人仍然相信法国哲学家卢梭的话：人生来就是高贵的。法国人自己以及大陆其它国家的人则比较相信英国托马斯·霍布斯的悲观看法：人是卑贱的，生活是“无聊的、野蛮的和短促的”。坎特教授的良机这个调查报告的作者和编者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销售学教授坎特，他是在伦敦大学进行十八个月的讲学期间从事这项工作的。坎特教授还是心理学家，他很注意观察各国人们的性格和态度之间的差别，而且他对这方面的学识也感兴趣，所以当国际企业财团的坎贝尔—埃瓦尔德国际公司一九七八年要求他作一次全面的广告反应调查的时候，他有机会进行一次独特的调查。
他的部分要求是：调查表的空格是要了解回答问题的人自己以及他们在世界上的同事的基本信念。人们相互之间信任程度如何？他们觉得能支配自己的命运，还是认为自己完全由命运随意摆布呢？对未来是寄于希望，还是怀着恐惧？
坎特教授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第一个指出，这项调查报告远非最后的正式结果。比如，报告广告部分的性质要求，所有回答问题的人都是家里有孩子而且家庭收入略高于平均水平的二十一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妇女；这批人占了欧洲购买百分之四十消费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所以没有反映男子、蓝领工人和高级文职人员的看法。
在某些方面，这种情况只能使回答者的非常悲观的情绪更加令人不安。坎特教授说：“我曾想，妇女也许会比较温和的，比较宽厚的。我曾想，比多数人生活得好一点的那些人也许会比较乐观，但是，我得到的回答表明，对人性表示了令人惊愕的玩世不恭态度和非常可怕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一些妇女们持这样的看法，男人们以及那些经济水平更低的男女的怀疑和悲观态度很可能更深。
这将是很困难的。被调查的人中，十个人中就有八个人认为，大多数人为了得到好处而说谎，那些主张应该诚实和讲道德的人，当涉及钱的时候，很少有人再坚持这种伦理标准。英国人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最少，法国人、意大利人和比利时人的最多。人，性本善吗？卢梭的女同胞们说，没有这回事。百分之七十六的法国人认为，多数人本性不诚实，百分之八十三的人认为，人们从内心里都不愿意损害自己去帮助他人。大多数英国人持一种远为乐观的态度，荷兰人也是如此。然而，总的来说，人们普遍对人的动机持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人性持一种悲观的看法。坎特教授说：“多数回答问题者说，人们都是说谎者，实在的东西是钱。少数无私的人是一些可怜的人。”他认为，这提供了一些线索，可以了解公司和其它贿赂事件的渊源以及欧洲有时为什么对卡特总统关于人权和政府内道德风尚的讲话作出轻蔑的反应。
有些人基本上认为人是说谎者，是骗子，他们认为，贿赂是家常便饭。坎特教授说：“他们问，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你为什么这样不安？人们就是这样嘛。”他还说，由于同样的原因，欧洲人自然往往认为卡特强调政府内的道德风尚是“天真的废话”。
这种基本的玩世不恭的态度还表明，象教会这样的空想家的机构在多数欧洲人的生活中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没有意义的。坎特教授担心对儿童的影响。他说：“这些话是母亲们说的。如果她们把对人性的这种悲观态度和论调传给孩子们然后把他们送到教堂或者童子军去，在那里人们对他们说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那将会出现这样一些孩子：他们的思想甚至比他们双亲的更混乱更复杂。”
调查报告使得可以对各国的特性有某种了解，这可能对进行贸易和谈判是有益的。比如，荷兰人显然是正统派；他们中间百分之七十的人认为：“人们在基本兴趣和个性方面是非常相似的。”在英国，在抽查的人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的人持这种看法。英国人的乖僻不仅得到宽容，而且几乎是受到称赞的。法国人的怀疑坎特教授认为，法国人在参加谈判中表现出来的怀疑心理可能是由于他们的玩世不恭和悲观态度造成的。他说，他们平易近人，但是在谈判接近结束的时候总是持怀疑态度。他还说：“美国人希望了解他们在某项交易中可以得到什么；法国人则希望知道对方在其中会得到什么。如果看来双方差不多的话，不管这项交易对他们自己是如何的好，他们都可能不干。”
许多欧洲人认为，他们很少能够或者根本不能支配他们的命运，因此对未来表现了一种强烈的漠不关心和忧虑的情绪。一半以上的意大利人认为，把孩子们引入社会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前景暗淡。他们之中有百分之八十二的人说，交结朋友越来越难。四分之三的法国人认为，普通人的命运越来越糟，而西德只有百分之十七的人持这种看法，坎特教授承认，这样的情况可能主要是依据调查期间两国暂时的经济情况，而不是依据人们根深蒂固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