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新闻工作者》杂志一九八○年第三期文章】题：《列宁读报》
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斯莫里扬尼诺夫亲眼目睹：列宁一早来到自己的办公室，总是随身带着他吃早饭时看过的一厚叠报纸。每张报纸上处处都用铅笔标出重点，打上问号，划上箭头，圈上圈，作出“注意”、“嗯”、“对”这一类列宁独创的记号。
列宁当场问工作人员：‘‘你们看过报吗？”
如果有人还没有来得及看报，列宁就深表遗憾，便把他在报上划出来的某个材料或某一段落指给他们看，向他们建议：“请你们读一读，把作者请来，问一问详细情况。明天我等着你们汇报这方面的详情……”
列宁在读报时，对一些充满求实精神的意见从不放过机会加以表扬和支持。
列宁在给斯捷克洛夫的信中说：“匆匆写信给你，很想向你致敬，因为你今天（一月十三日）写了一篇关于图拉代表大会的好文章。分析得很精采。你瞧，今后你应该怎样写和写些什么才好。”
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列宁在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电力处处长瓦什科夫的电报中说：‘‘非常感谢你在七月十日《经济生活报》上发表的《俄罗斯电气化》一文”。该文引用的材料引起列宁的极大兴趣。列宁向作者提出七个问题，要他搜集更准确和更全面的有关发电站的资料。列宁还把他给瓦什科夫的电报抄送克尔什扎诺夫斯基。
列宁认为地方经验这一题目有头等意义，因此他在给奥新斯基的信中特别强调研究这一题目的重要性。他写道：“非常欢迎你在今天《真理报》上发表的《来自地方经验的新材料》一文。”“我们最缺的正是这类文章，所以我想，各人民委员部都应‘配备’评论家来作这样的评论”。列宁的信指出了报界在这一方面的具体缺点：“我们的最坏现象是报上泛泛空谈和政治废话太多，而研究地方经验则极少。”
改正这些缺点究竟采用什么办法呢？
列宁指出，这些办法有“对地方经验、细小事迹、实际工作的研究要具体更具体，对现实生活（不论是县城的还是乡村的生活）要深入更深入；要分析研究，指出是在何处、由何人以及为何（用何种办法）能在极端贫困条件下取得进展，虽说不大但却是实际的进展；要不怕暴露缺点和无能；要使大家熟悉并大力宣传任何一个多少有点出类拔萃的地方工作人员，使他们成为大家的榜样。”
列宁以特别敏锐的目光注视着报纸的动态，以便报纸严格遵循党性原则。
一九二二年五月六日，《农业生活报》违背了这一原则。该报载文批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发布的《关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农产品统一实物税》的指令，从而阻挠了这场极其重要的全国性运动的开展。
列宁写道：“我认为，应该撤换《农业生活报》的编辑……这是我在读了第三十期《农业生活报》以后得出的结论。”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托中央组织部审查报纸编委问题，并“采取措施，以使《农业生活报》今后不再发生这种不可容忍的行为”。
众所周知，列宁是决不容忍对他个人的任何颂扬并把他奉为偶像的。他曾委派人民委员会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邦契—布鲁耶维奇向各报刊编辑部传达他的愿望：停止发表颂扬他个人的材料。
人所共知的还有这样一件事。一九二○年，《共产国际》杂志把高尔基写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一文作为该刊社论登了出来。同一期杂志上还发表了高尔基给威尔斯的信。不论高尔基的文章还是他的信，都充满了爱戴列宁和歌颂列宁生平的真挚之情。但列宁对此作出的“反应”却是起草一份党中央政治局决议草案，草案要求承认这种做法是极不妥当的。列宁写道：“今后决不要在《共产国际》上刊登这类文章”。
【纽约《华侨日报》三月十二日文章】题：难题与潜力——一个美国物理学家访华观感（田佳译自二月份《光谱》杂志）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科学家下定决心搞四化。在许多方面他们的科技水平与西方比起来，差距仍大，这包括光学和激光。
中国的科技潜力是惊人的，主要的原因是人力充足和理论上共产政权能视各地所需而做的人力和资源分配。
以上是亚利桑那大学光学科学中心主任——彼得·富兰克林，从中国访问归来对《光谱》杂志编辑所说的观感。他是联合国文化教育处所组织的五人访华团之一。他曾任美国光学学会会长。
一开始访华团就碰到一个难题。负责中国大学的行政人员和专家，一再要求访华团能够开出购买仪器的清单，以便成立第一流的研究中心。他一再地对中国人说：“你瞧！你们要先弄清楚要做怎样的研究，然后再决定买哪种仪器。”这句话在场的许多中国科学家都明白，但那些中国的行政人员却不懂。他们仍旧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买仪器清单，我坚定不移地拒绝。原因是他们若本末倒置，先买仪器，到头来买的仪器不见得对他们要做的研究有所帮助。买了仪器而用不上，不但浪费钱，而且会变成累赘。
我们建议，科研人员首先要全面地、细心地研读科技刊物和书籍，寻找问题，然后依照自己的心得和意见以及中国已经有的仪器，再决定研究方向和题目。研究题目选定之后再找仪器或买仪器。这时候，我们才会对个别的仪器提供资料，或是提供仪器厂商的仪器目录表。
我们也建议，中国的每一所大学，应该成立一种类似图书馆的地方，尽量收集各国公司所发行的仪器目录表，科研人员可到这地方细心地研究，然后决定购买，以便研究之用。大学的行政人员负责去收集这些仪器目录表，并且经常更新。由大学出面向西方的厂商和仪器代理商要仪器目录表，以及一些仪器和设备的资料，远比个别的科研人员去要省事和有效得多。
访华归来，富兰克林认为西方低估了中国在经济上很快地将成为大国的潜力。他举两点理由说明：中国的农业人口占八成，美国是点三至点四成。尤其重要的是九成以上的低于四十岁至四十五岁的中国人是识字的。现在他们开始现代化，比较小的现代化，把农业人口从八成降低至六成，就有一亿四千万的识字工人，相等于全美的劳动力。又加上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可以把这些人或集中或分散地去建工厂，工厂一建立，生产就会提高。这在轻工业方面的生产潜力是惊人的。许多人力贵的社会如美国或日本是没有办法与之竞争的。
中国的领导也许想到也许没想到这一点，但中国人对科技方面的重视令他印象深刻。他认为现在中国的科技研究工作落后美国约十年。
我没问中国人，他们是否要研究激光聚变，但我知道他们想发展高能物理。为了声望而发展高能物理实在是一群傻瓜。高能物理是一个社会装点门面的最后招数——因为我是物理学家，所以我这么说。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大的望远镜，这些花钱的玩意儿也许可以形成一些科技文化活动中心，这对中国也许是重要的。但花在这方面的钱应该和国家生产的总值成比例。中国人要建高能加速器，实在是违反常理。
富兰克林急切地建议中国大学方面，与其花两万元买一管激光，不如派一个较有经验的工程师到美国来学习一年，学会如何制造该激光管，回国后他可从事仿造。
富兰克林认为中国派科技人员来美进修对于四化会有促进作用，不过他怀疑按照目前的中美文化交流办法，中国科技人员到美进修，恐怕要花钱多收获少。目前的中美文化交流办法是混乱而不协调的。例如他们知道我在亚利桑那大学主持光学研究，他们向我申请“访问学者”的名额比我能接受的要多得多，然而他们应该依其专业申请其他的美国研究机构，将可得到较好的训练和经验。我向中国的教育部反映，应该把这些科技人员送到适合于他们专业的地方。中国学者拼命申请去少数美国大学，拒绝他们的申请是很伤感情的。中国科学院应该设立一个好的协调小组，让这些学者能够到适合于他们专长的地方。
【《爱尔兰时报》四月十一日报道】题：《新闻政策是裁剪新闻以适合国家需要》，记者康纳尔·奥克莱里发自莫斯科
在莫斯科的大多数西方记者都听到过有关苏军在阿富汗伤亡情况的传闻。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是说莫斯科一个妇女收到从喀布尔运回的她的儿子的尸体，当局严格规定她不得打开已封闭的棺材。
但是这种消息是无法证实的。关于苏军在阿富汗的具体活动情况，当局实际上实行了新闻封锁，克里姆林宫官方根本不承认有任何伤亡。
凡是对苏联现政策不利的新闻，不是不予报道就是只报道其中的一部分。苏联公民迄今还没有在苏联报纸上见到古巴政治避难者上周末占领外国使馆的消息。
苏联报纸迄今也没有把美国抵制奥林匹克运动会一事同阿富汗联系起来。它们指责美国煽动反苏情绪。但是美国抵制奥运会是由于阿富汗问题，而苏联发表的有关阿富汗事态的消息却几乎始终不变地是单独分开予以报道。
在莫斯科的报亭里除了以发行一千二百万份的党报《真理报》为首的官办报纸以外，人们丝毫无可选择。今年夏天来这里参观奥运会的人将会发现，外国报刊是禁止发行的。
在莫斯科只能见到为数极少的、过期的欧洲报刊，而且是仅仅在接待外国旅客的旅馆里才能见到。
上星期关于授予勃列日涅夫主席列宁奖金的消息，表明了中央对莫斯科报纸控制到何种程度。莫斯科三家大报《真理报》、《消息报》和《莫斯科晚报》都使用了同样的标题：《始终不渝为和平而奋斗》。三家报纸刊登的照片也一样，只是尺寸大小有所不同。副标题和内容一字一句都是完全相同。
苏联的大部分消息由苏联新闻社和塔斯社控制，它们的社长由党中央任命，总社设在莫斯科市中心一座现代化办公大楼里。
塔斯社编委、国际部主任贡切罗夫坦率地承认说，在他看来，苏联报刊的作用并不首先在于发布新闻。他说，塔斯社的第一条新闻原则是：新闻必须为苏维埃国家的利益服务。他补充说：“凡是违反我国社会道义原则的新闻都是禁止发表的。”
贡切罗夫说，“我们有阶级立场。我们并不隐瞒我们同情阿富汗被压迫人民，就象我们同情北爱尔兰被压迫的天主教居民一样。”
他给塔斯社派到阿富汗的记者下达的指示是什么？“他们应当报道那里经过革命所实行的改革的成果，以及破坏革命的活动。”至于报道阿富汗有人伤亡的战斗，贡切罗夫说：“并没有出现伤亡问题。派到那里的军队人数非常有限，他们的任务并不是参加战斗。”
塔斯社这位国际部主任承认他们给各种专业读者提供专门的刊物，但是他不肯评论有关保密的“‘白塔斯稿”和“蓝塔斯稿”的说法（所谓“白”和“蓝”是指文件夹的颜色）。这两种材料是内部发行的世界各地新闻报道，只供身分高的党员、政府领导工作人员和编辑人员阅读。它们的内容有许多是西方报刊上的通常的报道，还有驻莫斯科西方记者们的报道的综述。
一位驻莫斯科的记者告诉我，有一次，一位能读《塔斯社内部参考》的苏联同行向他透露，有一个俄国军人在苏中边界被打死了。他就发表了这个消息，却遭到苏联官方的否认。一年以后，《真理报》在一篇谈苏中关系的长篇社论的末尾一段里向这个死去的军人表示了敬意。
对新闻感兴趣的莫斯科人和住在这个苏联首都的西方观察家，每个星期都要花费许多时间去细读用小号字体印刷的俄国报纸，去寻找重要新闻的线索。俄国一些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往往不显眼地放在报纸里页的一行字里面。一九七一年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真理报》在事情过了三十六小时以后用这种方式报道了“退休者尼基塔·赫鲁晓夫”去世。
国内的灾难通常都是不报道的，除非遇难者包括外国人。这种不予报道的做法有一个极其令人难忘的例子：一九七二年，森林火灾发出的令人窒息的浓烟连续几天飘荡在莫斯科的街道上，可是报纸上却只字不提。我向一个苏联记者问起这件事，他说，“何必让居民惊慌？”
苏联报纸的确批评俄国国内的浪费、贪污和低效率现象，是针对个人，而不是针对制度。据苏联新闻社副社长费杜阿什京说，这样做是根据“建设性批评”的原则。《真理报》每月收到的信件多达五万封，往往是针对那些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的个别经理和官员。报社派出大量记者去核对信件中提出的问题，并作出相应的答复。例如，《真理报》在九日发表了三封重要来信，批评几个砖厂浪费和产品质量低劣。
地方报纸对苏联社会各种缺点的批评比较彻底，但是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和记者无法通过邮局订阅地方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