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泰晤士报》三月十七日文章】题：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澄清了目标（作者：《中国季刊》主编迪克·威尔逊）
中国作好了在今后五十年在经济方面出现最激动人心的潜在奇迹的准备。在进行了平均主义和迷信个人造反的代价巨大的试验以后，这个古老的国家现在正在计划——这一次比过去认真和现实了
——不仅要把那些“丧失的岁月”弥补上，而且还要达到其新目标，要求实现四个现代化。
中国人在这样做时是有戒心的，他们知道，他们将需要用来使其一些工业现代化所需要的许多技术将必须以相当大的代价从西方购进。
进口西方的技术和设备的规模不象人们原先想的那样大。由于领导人对存在的可能性和有待克服的问题持较现实的态度，因此目标已缩小了。
看来，截至目前为止，已谈判了大约二百五十亿到三百亿美元的外国贷款，以便用于从现在到一九八五年的进口计划。虽然对贷款有一定的依赖，但是只要可能，中国人就设法用自己的商品和原料而不是用外汇来进行支付。
中国有丰富的石油、煤和矿物资源，从长远来看，中国将依靠出口越来越多的这些东西来增加其收入。但是，中国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不愿给中国大宗纺织品进口定额感到失望。
下述情况是新现实主义的一种迹象：中国不买德国或日本的最新的、很有威望但是花钱多的技术，而是在某些情况下从香港和亚洲其他国家（这些地方标准不那么高）买较旧的、但是仍然能用的技术。在劳力有限的香港迅速变得多余的设备，对中国来说仍然是合适的。
中国正式承认有失业。但是国内为经济增长而进行的斗争将是艰难的。
自从毛泽东一九七六年去世和随后说他难免有错误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现代化所受到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放松了。几乎一切都是可能的，只要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只要有相当多的人愿意支持就行。
正在辩论的改革之一，是使公社成为专门的经济企业，卸掉公社的种种管理、司法和行政责任。这种改革将会使农民免受某些更大的干预。
一个根本问题是，要给农民以足够大的刺激，以便促使他们生产更多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由于人口每年增长大约百分之一点七五，还由于要筹措实现现代化的投资资金，因此看来这是中国经济的最薄弱的环节。在工交方面，新政府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进行权力下放和决策权力的下放。
进展必然是缓慢的。
在一段重新调整时期内，中国正在每年经济计划的根基这一点上下功夫。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五年的计划预料要投资六千五百亿美元，虽然在去年的收缩期间这个数字大概减少了。
要在本世纪末实现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现在还没有具体确定下来。当公布这些目标时，它们大概要比在七十年代里宣扬的一些目标实事求是一些。
一九七九年年底，当局公布了全国每人的平均收入是一百五十二美元这个数字，这反映了这种新的现实主义的情绪。这不包括经济中劳务的那一部分，这个数字比西方多数估计要少得多，西方的估计是三百美元以上。
中国后来要求减少它向联合国交的会费，这最有力不过地表明了中国新的自我形象：一个发展中国家，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产值以及经济的实际增长率比——比方说
——新加坡、南朝鲜或马来西亚低得多。政府的目标是把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到每人一千美元，这比台湾目前的水平还低得多。
只要农业政策比较对头，从而弥补上以相当高的价钱从西方进口的一千万吨左右小麦的话，中国在几乎每一种重要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方面就都能够做到自足。
人口的增长的确是一件令人发愁的事，每年的人口增长是美国今后十年的人口增长数。
但是中国是能够对付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的，只要中国的政治家们能够使中国沿着比较稳定的道路走，并对市场力量的作用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西方公司之所以很希望和中国做生意并在中国的发展中与中国进行合作，正是因为中国的潜力相对来说在过去还未被发掘。华南尤其如此，特别是广东和福建省，已给了这两个省相当大的自治权，以便让它们与海外企业直接打交道。
中国现在如饥似渴地要实现现代化，毛在他三十年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的时候未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
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人可能对共产党是否有能力使自己摆脱官僚主义的弊病以便使他们幅员辽阔的国家跃进到具有一种自由的混合经济的前程这一点，还没有把握。
但是中国正在开始更加脚踏实地地、全面和持续地认识到它的巨大的潜力，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
【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三月五日报道】题：企业首脑和顾问向中国传授日本式经营法
把“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类拔萃的生产率很高的日本式经营法”传授给中国的技术合作事业，即将正式开始。
据有关人士四日透露，作为这项事业的第一步已决定的计划有：（一）本月二十八日到下月八日，“高级经营者代表团”访华；（二）在这之前，代表团顾问一行从八日到二十日对中国企业、工厂进行实地调查，向工厂管理人员讲课，进行指导；（三）九月份派出“生产率之船”。
中国正在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建设新中国。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对经营管理和提高生产率迅速关心起来，并一直要求日本生产率总部（乡司浩平会长）给予协助。
以生产率总部为中心，得到政府和国际合作事业团的支援，去年秋季，和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之间就实行有关经营管理、生产率的交流计划达成协议。最近，生产率总部常务理事武藤访华，和中国方面磋商具体的实行方法，结果决定派遣高级经营者代表团等。
向中国派遣顾问是作为政府间的技术合作事业而展开的，因此，顾问将在北京的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对工厂干部、主要管理人员以及工人发表讲演，讲演的题目是《日本的经营管理和有关的行政工作》和《日本的生产率运动和经营现代化问题》等。此外，也将对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劳动管理和生产管理学进行指导。预定还要在工厂现场作调查研究。
【《马来西亚使者报》三月十六日报道】马来西亚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关系中已开始出现顺差，这一顺差是由于向中国出口了橡胶和棕榈油而取得的。
初级产品工业部长梁棋祥十五日说，去年取得的贸易顺差是马来西亚向中国的出口第一次超过从中国的进口。
据他说，去年的贸易顺差达二千万元。
他还说，马中两国的双边贸易的前景是好的。
【香港《中报》三月十九日通讯】题：台湾高雄事件与美国的反应（作者：驻美特派员高奇）林义雄事件与政府政策之摇摆去年底，台湾高雄发生“美丽岛”群众暴力事件；政府逮捕了所有的“党外”人士，一时形成中外瞩目的大新闻。自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反对派领袖人物的一网成擒迄今年元月七日施明德被捕，台湾岛内不论官方、民间无不以此事件为谈论的主题，报章杂志也以特大的篇幅报道事件的发展。然不论是个人的公开言论或新闻报道及评论，莫不以一面倒的态度对“党外人士”予以口诛笔伐，形成了一阵不可抗拒的旋风。
从旋风的风向与力度作分析，不论海内外，都一致判断国民党为消灭岛内逐渐形成的反对势力，势将乘此良机作斩草除根的措施。因此岛内一片恐怖气氛，海外一片责难声音。
然而从元月中旬后，官方的姿态却愈降愈低，先是警总发言人徐梅邻宣布只有二十四人交付军法审判，其余一百余人或交保释放，或交普通司法以妨害秩序罪起诉；至二月中旬先宣布有五十余人将由军法审判，接着又于下旬宣布仅有八人，由军法正式起诉，其余均交由普通司法审理。此时，尘埃大致落定。未料突然发生林义雄家中惊人灭门血案，八人之一的林义雄获准交保并准延期审理，以致定于十八日正式开庭受审者仅剩下七人而已。
此一轰动台湾之暴力事件，政府政策之摇摆不定，官方发布新闻之前言不对后语，其原因何在，颇耐人寻味。然根据海外——尤其是美国——之种种反应，实不难探索其政策转变之蛛丝马迹。陈若曦两见蒋经国及美国华人之反应事件发生之初，旅居美国之部份台湾同胞，义愤填膺，纷纷游行示威，并将台湾驻美之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等领事馆（现改称北美事务协调会）砸毁。另由许信良、郭雨新等与台独在美之各派合流，组织台湾建国同盟，表面上似乎对国民党予以打击，实际上却授国民党以“美丽岛”分子与“台独”同流之口实。因此，在美华人真正对此事件发生制衡力量者，实为平日亲台之学术界名流的挺身说话。他们联名签署写信给蒋经国，并派陈若曦亲自将函件面交蒋氏。陈若曦访台，受到盛大欢迎。她两次见到蒋经国，转达了海外人士对“美丽岛”事件的意见与看法，甚至还作了若干程度词锋上的辩论。
陈若曦二度晋见蒋氏并递交由十六人签署之文件，是否对整个事件有决定性的影响，无人可以逆料。但至少是岛内首次听到非敌方——包括共党或“台独”及其同路人——的反对意见，足以使当政者对岛内一面倒的舆论作一番更清醒的检讨。美国大员纷纷访台之幕后目的记者认为关键性的影响力仍是来自美国的官方。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太平洋区小组召集人沃尔夫，在台协会负责人丁大卫，以及前任美驻台大使昂格尔相继访台，表面上虽强调与高雄事件无关，实际上明眼人都可从他们在台的各种行动上寻绎出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例如丁大卫接见了被捕嫌犯的家属并互相交换意见，等于正式说明了他的任务。美国五十六位法学教授致信蒋经国
二月四日，旧金山湾区两所世界知名的大学——斯坦福大学与柏克莱加州大学——的五十四名法学教授（包括两校的法学院长）连同哈佛大学的东亚法律研究所长科恩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爱德华兹共五十六名发表了一封致蒋经国的信，信中强调根据国会的台湾法案，他们有权关心台湾的人权问题，并要求台湾政府尽速将高雄事件的逮捕嫌犯交司法部审判，他们认为台湾以安全为借口，实施了二十年的戒严法，导致反对者接受军事审判是不合理的。
第二天（二月五日）《旧金山纪事报》登出了新闻及访问若干教授的访问稿。第三天（二月六日）该报又刊出了一篇社论，题为《深深的同情》，强调高雄事件为一省籍对抗问题，要求美国政府出面干预，并对国民党的统治手段颇有微词。《旧金山纪事报》是旧金山湾区的第一大报，平日言论反共而同情台湾，此次二反其平日的立场而以社论方式对五十六位教授喝采叫好，亦使读者大吃一惊。美国国务院的授意与支持五十六位教授写信的事，台湾的报纸只字未提，此表示该函的威力不小。记者认为这封信所产生的作用，远在陈若曦面交的那封之上。
据记者侧面的了解，该信的发起者是斯坦福的李浩与哈佛的科恩。李氏是美西的国际法权威，对中国问题深有研究；科氏则是费正清的继承人，是哈佛的重镇，也是爱德华·肯尼迪的最高顾问，是肯尼迪的“基辛格”。高雄事件发生时，他正在中国大陆讲学，返美后即透过小肯尼迪的关系要求国务院对“美丽岛”人士施救。国务院告以官方身份的为难，暗示可由科氏出面，经由民间力量更便于国务院的作业。五十六名教授的联名信，就是在此种情况下产生的。五十六位教授的抗议信，当然会影响国会的态度。加州的日裔早川参议员上月访台，因他在国会中是亲台的，所以受到隆重的欢迎。但是他返美后，却发表谈话，主张台湾独立，反对戒严令的继续实施，斥责台湾中央民意代表三十年不改选的怪现象。这种态度的转变，显然是受到加州这批学者的影响。爱德华·肯尼迪出面抨击其次是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国会中对台湾极不友好的谈话，他除了强调关切台湾的人权问题外，还呼吁美政府施加压力促进岛上的民主与政权开放。目前肯氏正在作民主党内的总统提名竞选。姑不论他是否会被提名或提名后是否会当选，至少他的政治主张必然具有代表性及影响力。他在国会中俨然是民主党进步派的领袖，他的言论与提案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政府不能漠视他的看法与意见，台湾政府也不得不重视他的关切与呼吁。一连串的暗潮起伏，在在与台湾处理高雄事件的脉搏若合符节，显然在说明台湾目前在处理内部问题上仍不能完全摆脱外在因素——尤其是美国的影响。由于肯尼迪突然于审判前发表谈话，可以预测这次的审判，从宽的可能远比从严的可能大，而台湾未来的民主运动，仍然会受到美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