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华尔街日报》十二月七日书评】（作者：彻恩）题：给“中国通”平反
一九五三年一月的一天，当时任国务卿的杜勒斯向他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征询了意见。同一天，他要求这个人辞职，理由是他以前以驻外处官员身份驻在中国时，工作干得不好。此人就是约翰·卡特·文森特。
加里·梅写的一部出色的新传记《中国的替罪羊》饶有趣味地讲述了文森特卷入中国事务、被牵连到美国政治中的爆炸性问题——中国问题中去的复杂经过。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有时是令人寒心的故事，一个包含着美国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些重要教训的故事。
在麦卡锡时代的冷战歇斯底里气氛中，美国国务院驻外处那些第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们被断送了前程。只是在经过了长达一代人之久的对中国的敌视和在越南战争中受到创伤之后，政治气氛发生的变化才使他们得以昭雪。当着受到惩戒的美国，重新确定它各项事务的轻重缓急的时候，随着同中国重建关系的工作在七十年代不断取得进展，一部又一部描述美国的“中国通”们如何忠心耿耿地为国效力、又如何遭到可悲的叛卖的书籍和自传也接连问世了。
文森特在动乱面前仍能冷静客观地看问题，这曾博得他的上级的称赞。他在驻重庆大使馆任一秘期间（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和在华盛顿任国务院中国科科长期间，对国民党经济和政治状况的恶化、对于蒋介石身边的那个小集团在政治上加紧弹压，而毛泽东的共产党在人数上和实力上都在不断发展，越来越感到忧虑。作为一名坚决拥护新政的人物，文森特曾徒劳地鼓吹压蒋介石改良国民党，以便防止中国发生内战，防止中共取得胜利，或者防止毛同俄国人结成联盟。
但是，事实证明，他想象中的自由统一的中国只是幻想。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期间，赫尔利和马歇尔前去帮助中国组成联合政府而失败后，当时已担任远东司司长职务的文森特，竭力反对美国在军事上向日益衰败的国民党政权承担过多的义务。这一次他达到了目的。
文森特是从一九四七年被提名为职业公使时开始倒霉的。一个处于萌芽状态的、由保守派政界人士、出版商以及院外集团成员——他们对于美国不支持蒋介石大为恼怒，而且随着苏美冷战对抗的开始变得越来越有影响——组成的联盟，指责这位外交官同情共产党，使得他的提名在参院中一直无法通过，直到把他改派到瑞士、而不再去远东，才得以通过。一九五○年，继几个耸人听闻的间谍案的披露、中国变成共产党国家以及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麻烦便更加多起来了。
文森特和戴维斯、谢伟思、柯乐布以及其他一些中国通一道，被扣上“间谍”、“共党分子”、“叛徒”等种种罪名，在其后的三年中曾多次受到屈辱性的调查。杜鲁门政府为安抚共和党批评者而成立的忠诚审查机构，其实是对院外援华集团要为中国的“丢失”寻找替罪羊的努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麦卡锡参议员开始对发动诽谤国务院的宣传攻势的时候，文森特就是他所要攻击的目标之一。
由于杜勒斯竭力安抚院外援华集团，便使麦卡锡的盟友们能够进行美国外交史上最具瓦解意志作用的政治清洗，从而严重地妨碍了那以后的驻外处对问题的独立判断。正如梅所指出的，要是有文森特这样的人在的话，那本来是会帮助避免六十年代干涉越南那种灾难性事件的发生的。
处于逆境的文森特始终坚信，他的案总有一天会翻过来。他从未写过为自己辩解的回忆录。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他的贡献重新得到新的一代的承认。他怀着厌恶看到了美国对越南的干涉愈演愈烈，同时也怀着兴味看到了前麦卡锡盟友尼克松到北京去拥抱毛泽东和周恩来。
【香港《大公报》三月十五日文章】在日本报纸上发表的父母杀死自己子女的悲剧事件，每年达四百多宗。直接下手杀死亲骨肉的大多数是母亲。为什么慈母忍心下手杀害亲儿？这是日本心理学者一直在研究的一个问题。
最近日本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日本杀子问题的研究》，是以宇都宫大学为首的一群学者共同研究的报告，专门分析日本常发生的全家自杀悲剧。
以日本这样一个高度工业水准的国家，不时发生全家自杀，特别是母亲杀害孩子后自杀的悲剧，是难以理解的。一个说法是与日本的民族性有关，因为母亲在受到种种挫折及不如意事时，自己想自杀，但不忍心留下儿女在世上因没有母爱而受苦，所以先将子女杀死，然后自杀。
有人把这个现象归咎于“母性的丧失”。但新的研究结论则认为这个说法对女性不公平。如果仅仅斥为“母性的丧失”，就将男人方面应负的责任轻轻地推卸了。
这本书将日本全家自杀事件的发生归于七个因素，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种种问题。七点是：第一，房屋狭窄，孩子的哭闹常常引起夫妇争吵。女方气量如果狭小，受到委屈时，容易想到走自绝之途。第二，孩子多病，做母亲焦虑过度，发展成神经衰弱，也容易走极端。第三，夫妇不和。第四，生活艰苦。第五，未结婚先生子，使当事人烦恼不堪。第六，生下痴呆或终身残废的子女。第七，子女教育问题，这些都是构成了慈母杀害子女惨剧的社会背景。
杀害子女的多数是母亲。父亲下手将妻儿全部杀害后自杀的虽也常见，但比较起来，凶手以母亲居多。在日本，母子自杀这类惨剧之多，大大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在东京二十三个区进行的调查结果，百分之七十三是母亲和儿女一齐自尽。
为什么日本在这方面最突出？据专家认为，日本妇女对子女的骨肉观念非常强烈。她们认为母亲和子女是“一体”，倘使自己要死的话，幼年儿女没有理由活在世上。这是日本传统上将抚育儿女的责任完全放在母亲一方所造成的。在日本家庭中，大男子主义还很浓厚。尽管战后有了一些改变，但实质上男子在家庭的权威地位依然是绝对的。许多专家认为，杀子女的凶手虽然是母亲，但造成这一偏激心理的，父亲须负很大的责任。专家们对杀子的母亲们进行调查访问，发现她们最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母爱极为强烈，同时对丈夫对她们的烦恼漠不关心，十分愤恨。
对怎样才能消除“杀子”的这类悲剧，专家们都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努力造成使双亲及孩子们都能亲切相处、相互了解的环境，要让母亲们从极端孤立的状态下解脱出来。从社会方面看，则要求男子对家庭及子女负起真正的责任。
【日本《朝日新闻》三月八日报道】曾经担任过外相和经济企画厅长官的藤山爱一郎先生（八十二岁）决心创造藤山书库，广泛收集有关中国和日中关系的书籍。藤山于一九七五年退出政界，担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会长，一心一意地致力于日中关系的改善。藤山说：“和平友好条约缔结，日中友好的大局已定。”
“今后，如果有利于年青人对中国的学习的话……。”这是他创建“藤山现代中国书库”的原因。
藤山于一九七五年再次动过舌癌手术，但是，从一九七七年他的健康状况恢复开始就着手书籍的收集工作。现在，已收藏有西方书籍一千三百册，中国书籍二千五百册，日语书籍一千三百册，共五千余册。
此外，还有中国杂志一百零九种。藤山先生计划再增加到一万册，以便有更多的人能利用这些书籍。
【合众国际社北京三月十日电】（记者：克雷布）外国驻北京记者的工作一大早就开始，直到很晚才结束。
大多数报纸只有一个人工作，通讯社最多派两三个记者。
中国的政治程序对外国人是保密的，政府宣布的事情都通过报纸和官方的新华社发布。新华社不管是白天或是晚上，随时都可能发布。
如果记者不懂中文，那他整个上午就是和一位译员一块看报纸。
每一位记者都忙于采访他自己国家与中国关系的消息，通常一个月中总要有几次到他本国大使馆采访。
从国内来访问的州长、市长和议员接连不断，而通讯社记者要对所有这些来访者进行报道，往往还要摄制图片。
在这里很难为一天的工作作出安排，因为有些大事发生之突然可能把原来精心安排好的一些重要报道都给挤掉了。
每天家里的一堆紧急事情要花的时间比在国内还要多。
整天忙忙碌碌，只有在夜间十一点左右才能松下来，那时最后还要看一眼电传打字机，然后一头栽到床上睡觉。
上述的困难，并未使所有的记者联合起来。秦家聪说：“我与美国其他记者有友好关系，但我并没有与他们定期聚在一块儿，交换消息或比较记录。其实，竞争是很厉害的。虽然对我来说，比较少一点，因为我对长的特稿和经济消息比较感到兴趣。”
一位欧洲记者说：“他们竞争得像鬼一样。当然，马修斯夫妇两人必须互相合作，虽然他们分别替不同的报章工作，因为他们是夫妻关系。但我猜想马修斯与巴特菲尔德两人就感到有不寻常竞争的压力，此外，起步慢了一步的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时刻就想比对方先走一步。”
大使馆一名政治参赞透露：“他们对新闻来源保密的程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都极力不让他人知道自己所得的消息。其实，他们是相当狡猾的，当我听见他们之间的一些可怜的情况，真是……”
他一面摇头，一面却在笑。这位美国使馆参赞经常与这些中国问题观察家交换情报。
如果一位特派员正在着手写一篇有趣的报道的消息一经传开，其他记者就感到非要自己有份不可。和平咖啡馆探秘始末一个特别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点。
去年十月，《纽约时报》的巴特菲尔德和我经常光顾北京一家小咖啡店，我们在那里很惊奇地发现有许多年青人聚在一起听西方音乐，他们穿上西方衣服，大喝啤酒。
我不经意地向两名记者提及上述所见，谁料竟掀起一阵寻秘热来！当然，巴氏本人对那地方知道得最清楚，他本来不太愿意把这段见闻写出来。但有位记者却把我与他之间的有关谈话资料，发出了一篇报道。第二位记者（女性）还唯恐吃亏地亲自跑去那里咖啡馆“探秘”。所以巴氏就发出了那篇有关的报道。突然之间，记者们都发出了类似的报道，其中一人根本就是根据道听途说写出来的，内容是关于中国青年的腐化的故事。
会说中文的外国记者，数十年来首次可以与离心份子、地下刊物的编辑、作家、前囚犯、艺术家、学生及军队谈话。通过这些接触，就发现了中国的另一面。
秦家聪说：“这是真的，普通人现在在街上与你谈话，虽然他们不敢前来旅馆。你不能在饭店内与他们谈话，因为那儿不是私人谈话的地方。你可以一边谈话，一边采访，但步行时记录困难。我的方法是手拿一个录音机，特别在夜里，一边走，一边采访。”
秦家聪说：“因为我自己是华裔。我时常在想我写的东西，是否会触怒这里的中国人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的作用不仅在于让美国人知道，而且也协助唤醒中国的人，令他们去思考。这并非意味着我要写些东西去取悦于中国人。刚好相反，我尝试写些批评性的稿件，让他们翻译之后在这里发表。”
美国新闻人员队伍陆续抵华，这样可断定他们与日俱增的报道能够使读者更深入和敏锐地了解中国革命的整体意义；但是，正如大使馆一名政治参赞所说的：“多两个如巴特菲尔德和马修斯这样的美国记者在北京，并不会使人进入高潮，美国报纸只有拣骨头，他们是那么自大狂的，如果没有经美国记者亲自报道的消息，就不算消息。但其实，法国、英国、日本人早已在北京，他们捷足先登已有多年！”
（下）
【塔斯社莫斯科十三日电】近十年来，苏联马列主义研究所收进了八百多篇新发现的列宁文稿。
该研究所副所长安东纽克说：现在该所保存了列宁的手稿、书信和文件共三万四千多件，收集了他的照片三百九十六张，纪录他活动的电影胶片八百七十四米，带有他讲话录音的唱片十四张。
列宁这些文件的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一是原著（手稿和真迹）。其余的百分之九左右是各种复制品，包括打字的、照像的等。
列宁所有这些思想、理论遗产反映了他多方面的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忠实、坚定的继承人——列宁，全面地发展了他们的学说，以许多重要的原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时期。
安东纽克还说：现在还远没有把列宁的全部作品发掘出来，寻找列宁思想理论遗产的工作还在继续，并且是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