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报月刊》三月号文章】题：从管理学观点看华国锋与邓小平的领导行为作者：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系副讲师张泽霖
邓小平自从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国十届三中全会复出以后，以华国锋与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在思想、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文教等各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出人意表的措施。本文试从管理学观点去看华邓的领导行为，从而对中国的政治前途作客观预测。科学管理邓小平复出后，在思想上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则，力排凡是毛泽东的指示一个字也不准改的教条做法。邓小平强调，研究和分析实际情况，才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
邓小平所提倡把理论与实践结合来解决事情的方法，是很合乎现代科学管理的精神的。甚至二十世纪初期，一般经营管理，都是采用因袭管理法。那时候，管理者都只是凭着前人的经验和直觉来决定企业内的一切行政事务。下属则盲目接受上级的命令和指示去工作。自从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巨著《科学管理原理》一九一一年在美国问世后，以科学方法为基础的企业管理法在短短几年间便风行美、英、法、德等国。
今天，科学管理运动不特不见稍歇，反而是方兴未艾，日新月异。
所谓科学管理，就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在管理上。凡是以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把事物整理成有条理、有系统的方法，都可以称为科学方法。一般来说，应用科学方法来解决问题会经历下列四个程序：
一、观察：要解决任何问题，首先要对问题本身作深入观察和研究，以求彻底明了它的内部详情。
二、分析：把观察所得的事实，一一加以检讨，探究其根由。
三、综合：把分析出来的结果，加以综合整理比较，求得解决问题的办法或结论。
四、求证：最后是将所求得的结论，试验实施，证实它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从以上所列有关科学方法的程序来看，邓小平所提倡的实践标准，是很近乎科学方法的基本精神。“科学方法”这一名词内所用“科学”二字，并不是指那些具有法则定理的理论科学，像物理学和化学等，而是一种实践科学。
所谓实践科学，是指为了要达成目的或解决问题，求得有效和可行的实践原理，进而把这些原理加以整理，使其统一化和系统化的整个程序来说的。实践原理并不是抽象原理，它是从实际的行动中，经过观察、分析等过程而求得的结果。
计划计划是科学管理的一项主要功能。传统的农业社会向不着重计划，一切作业方法也是世代相传，萧规曹随。但任何现代化工业国家缺乏了计划，或计划缺乏周详，就注定要失败。
所谓计划，就是一种事前安排有连续性的工作程序。
任何计划都有特定目标，一切计划细节都是为了要达成这个目标而产生的。完善的计划提示我们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用多少钱。计划使管理者能有层次、有效率地去执行任务，以求达成企业的预期目标。
就时间来分，计划可以分为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两种。短期计划是指一年以下的计划，而长期计划则是指一年以上的计划。良好的计划具备下列优点：（一）事前明了动向和目标，（二）划一工作步骤，（三）有效执行任务和（四）确定完成日期。
远在一九六四年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故总理周恩来就已经发表中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计划和目标。到了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周恩来再度提出这个纲领，并订定了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五年的十年经济计划，但由于强调政治挂帅理论以及后来的四人帮事件，现代化计划始终没有实行。邓小平复出后，在一九七七年召开第十一届全国党代表大会，重新提出并正式致力四个现代化计划。一九七八年二月的五届人大，更进一步对国务院在一九七五年所作出的十年经济计划，作了补充和修订，并正式审议通过。
华国锋总理在五届人大的报告中更指出，在一九八五年之后，中国准备再实施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中国在本世纪末跻进先进国家的行列。
法国著名管理学家费尧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已把单一计划和共同目标列入他著名的十四条古典管理学原则内。他说：“计划是组织的思想成果，是员工行动的准则和指南。”今天，中国推行的四个现代化计划，是中国十亿人民所共同努力的目标和理想，诚如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所提出的口号，这是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另一次“长征”。民主领导现代管理学大致上可以分为二大研究系统，一为技术系统，一为行为科学系统。技术系统注重计量方法，行为科学系统则强调人际关系。行为科学管理者更特别重视领导行为，认为管理者的领导行为对于属下员工工作表现和企业管理效率，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若依权力之运用来区分，管理者的领导行为可以分为独裁领导和民主领导两种。
独裁领导是指管理者靠权力和威势以强制的命令来驱使员工服从的领导行为。这种领导方式的特征有下列几点：
一、所有政策都是由领导者决定，下属只有奉命行事而没有参与制定政策的机会。
二、领导者是以个人主观爱恶去评估下属的工作表现，而不是以客观立场或以事实作为根据。
三、领导者很少与下属沟通往来。
民主领导是指管理者在一合理规范内，使下属自动自发地工作，各尽所能，以求达成企业目标的领导行为。这种领导方式的三点特征跟独裁领导的特征完全背道而驰。
根据调查研究结果，管理者实施不同领导行为对员工的工作表现产生不同的影响：
一、员工往往会对在民主领导方式下的管理者表示友善的态度，而对在独裁领导方式下的管理者产生不满的情绪和反抗行为。
二、在民主领导下，员工的团体意识甚强；在独裁领导下，员工因对管理者的依赖性甚大，往往缺乏个人独立自主的工作能力。
三、员工在民主领导方式下的工作效率，远较在独裁领导方式下的工作效率为高。因为一个民主领导者首先关心的是员工的福利，其次才是工作和生产效率。
一个独裁领导者则只重视工作和生产，根本忽视了员工的利益。
邓小平复出后，中国高层领导者的领导行为和政策有了很明显的改变。这一点可以由中国的新宪法内容充分反映出来。一九七八年五届人大所公布的第三部宪法和一九七五年的宪法比较，内容主要不相同的地方有下列几点：
一、民主：新宪法明显地突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它的总纲规定了如下条文：“国家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保障人民参加管理国家，管理各项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新宪法更规定各级人民代表的产生是经过民主协商，由不记名投票选举而成。这些都是七五年宪法所没有的。
二、人权：七五年宪法所列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只有四条，新宪法则有十六条。其中所增加的最重要条文有：“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三、教育：新宪法总纲强调教育的重要，更提出国家要大力发展科学事业，加强科学研究，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
四、法治：新宪法恢复各级人民检察院，职责是对于国家各机关部门是否遵守宪法和法律，行使检察权。
新宪法坚持加强法制和办事按照法律的原则，这也是七五年宪法所没有的。
一九七九年的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更通过了七项法律，使中国人民和外国投资者皆有法可依，结束像四人帮时期那种“无法无天”的“人治”局面，进入了“法治”新纪元。
从通过新宪法和五届人大的其他表现，充分反映以华、邓为首的中国领导层正在极力强调民主领导的精神和原则。华国锋指出：“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使全国人民思想解放，心情舒畅，发挥主人翁的责任感，积极性和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一点，也和行为科学管理的原则不谋而合。结论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指出，管理者是任何组织最宝贵和最稀有的资产，因为管理者的领导行为和方法直接影响了属下员工的工作表现和士气，更主宰了整个组织的成败得失。
从管理学观点来看，华、邓的领导行为很合乎企业管理的基本精神。尽管已公布了的法律内容仍有很多缺点存在；尽管已订立了的十年经济计划仍需要修改调整；尽管目前中国大陆人民的生活水准普遍仍很低下；我们不得不承认，邓小平复出后，领导层已把中国导入一个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新时代。从管理学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政治前途肯定有令人乐观的地方。
【美国《北美日报》三月五日报道】题：邓颖超呼吁台独领袖，访问大陆交换意见；台湾大审前夕谈话具有不寻常意义
邓颖超的谈话（指三月三日谈话）在内容上并不使人感到意外，过去北京一向暗示期望与台独人士对话。
邓氏的谈话在国民党即将以突出“打击台独”为主题，全面大审台湾党外人士之时，被相信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邓氏有关台独的谈话强烈暗示，在台湾目前统治的状态下，国民党关于“台独是非法的”宣传，是错误的。邓氏的谈话也可能是北京进一步迫使台北立即释放所有被捕党外人士的暗示。北京在新春致台湾同胞的慰问信中，曾首次区分台湾人民和台湾当局之间关系，并要求释放所有党外人士包括“爱国同胞”和“非国民党人士”。
到目前为止，国民党似乎仍在坚持以突出“打击台独”为主题的大审，并在海外发动与台湾同乡对抗的示威。国民党一日在华盛顿与西雅图，发动其支持者举行对抗台湾同乡示威的“爱国示威”，并称台湾同乡是“台独分子”。台湾同乡的示威虽有台独人士参加，基本上是为表示对省议员林义雄家人被害血案的愤慨。他们认为国民党的极右派是这次血案的主凶。
邓氏有关台独问题的谈话，可能是代表北京政策的“最权威的非官方意见”。北京目前的统一政策似乎是同时强调保证“台湾实行民主政治”和“海峡两岸人民的往来”，并且认为，在目前国际情势下，除非不得已时，北京必须对拥有实际统治权力的国民党政权，抱有它可能作出贡献的期望。
【纽约《华侨日报》三月八日文章】题：了解的第一步，邓颖超邀台独人士对话作者：史影
中国领导阶层近来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做了一连串的积极措施，不只是在元旦、春节的对台胞慰问信里，关心、支持台湾的民主运动，而且日前还由一向对台湾问题最了解，对台湾同胞最关心的故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女士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她说，台独虽然违反中国统一的政策，但仍欢迎台独人士访问北京，交换意见。
在元旦的对台胞讲话中，邓颖超也说过，发表一周年的“告台湾同胞书”绝不是国民党当局所攻击的什么“统战工具”，也不是什么机会主义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从全民族、国家利益出发的诚恳告白。邓颖超的这番话充分显示，北京当局已在积极地注意台湾方面的各种反应，而做出回复。
对台独人士的邀请，可以说是上述积极态度的延伸。
中国政府对台独的政策，也因政局而异。早期是采取“一律打击”的原则。后来，随着旅美台胞的走访大陆，交换意见而有所改变。中国当局这段期间对台湾问题的关心并没有停止，人们可以由各种途径了解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政府不再以“简单化”的眼光去看台湾问题了，而决定从国际局势，台湾经济、政治现实等各方面去深一步了解台湾的现况。
另外，“台独”的产生也应归咎于国民党三十年来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
这一点也是中国当局一向避免提及的，邓副委员长的谈话首次突破了这一点。
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将对全中国人民都有益。至少，台湾、大陆可以互通有无，台湾不用为石油不够而惶惶终日，大陆可以供给；也不用为开拓贸易市场而跑断脚跟，大陆可以吸收。更重要的，台湾的人民不必再为政权的变动、争夺而提心吊胆。一旦统一了，“反攻”或“解放”的战争阴影也不再会这样地潜伏在人们心底。
这都是人之常情，相信大多数台湾的人民都赞成统一的结论。那么台湾人民的疑惑在那里？
台湾人民的疑惑在中国会不会再有“革命”“批斗”？会不会强分他们的家产？会不会不让台湾人民当家做主？这些疑惑加在一起，也相当地表达了台独人士的疑惑。可以说，“台独”的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理智的结论，不如说是个“感情”的产物。
相信中国政府的做法会逐步澄清台湾人民心中的疑惑，而邓颖超副委员长的邀请台独对话，就是一个积极、诚恳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