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世界报》一月二十三日社论】中国能不能是西方的一个可靠的伙伴，它能不能成为一个明天的盟友？今天这个问题摆到各国政府的桌面上来了。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西方的政治、道义和战略力量的库存变小了。中东的根本变化不仅导致一个地区的状况发生了改变，而且改变了全球的力量对比，其结果对西方不利。
“不利因素”还会增长：苏联和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正在西方工业国家的神经中枢作战；不能用其他方式来概括石油供应的重要意义了。苏联的强权政策不用说已到达了使西方有机体的所有部分都会受到牵连的地步。
鉴于这种巨大的威胁性潜力，中国问题便不可避免地冒出来了。
从全球考虑，也就是说从遏制苏联扩张主义、把苏联强大的陆地力量限制在其“内线”这样一种长期机会的估计来说，中国乃是一个不可放弃的因素。由于幅员辽阔，中国堵住了苏联在亚洲的东翼和南翼。但却不是堵得严严实实的。越南的冲突，以及莫斯科在西北太平洋，尤其是在日本北部的千岛群岛进行的军事炫耀表明了这一点。但恰恰是北京的东南亚政策和朝鲜政策表明了那种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特征的“结构稳定性”。
要是把一切外交化妆品都撇在一边的话，那么中国看起来——尽管这听起来是矛盾的——就是东南亚非共产党国家的保护国一样。假如中国没有履行自己义务的话，那么越南的版图已扩大了，东盟国家已经六神无主，而介乎于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这块敏感的、原料充足的陆地，整个来说就会更为不安定。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对河内进行的有限军事行动，是为了遏制越南的野心和遏止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而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充满风险的步骤。中国在高度爆炸性的朝鲜冲突中所作的贡献也是同样宝贵的。中国就象是一块巨大的磁石那样把力量牵制住，从而确保了日本在朝鲜海峡的敏感的侧翼。
最后，在辽阔的北部边界，中国牵制了苏联的五十四个、部分是十分现代化的机械化师，也就是说牵制了俄国陆军的三分之一到半数的兵力。北京对于这种“牵制能力”是甚为认真的。它一再呼吁组成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统一战线”来对付苏联的扩张主义，以及它拒绝继续与莫斯科进行正常化谈判，这都是有着具体的战略意义的：是要阻止苏联从其内线的某一个地方，把它的军事力量集中用来取得决定性的突破。多年来，北京从这一主意得出了反对西方缓和政策的重要论据。
中国的这三大贡献虽说是地区性的，但由于该国的幅员辽阔而有着全球的影响。今天，这些贡献引起了美国的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兴趣。中国已经下决心站在西方一边，为遏制苏联作出其自己的贡献。它这样做是不带任何前提条件的，根据自己的利益，敏锐地看到苏联的行动所带来的不可分割的、全球的后果。
【阿根廷《信念报》一月二日文章】驻北京的许多外国分析家们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三十年历史中最温和的，进行对话的和不那么好斗的转变。
苏联和美国的领导人在一切国际舞台上都大谈和平，然而中国领导人不抛弃显然进攻性的辩证法和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预言。
这些分析家们说，被严密操纵的舆论不了解中国外交的深刻意义。例如，中国过去不愿参加裁军会议，合乎逻辑的解释显然是，中国不希望有一个更和平的世界。但是，现实总是现实，裁军会议客观地表明，至少中国是有点道理的：每一次会议之后，世界上的军队都要增加，每签订一项裁军协定，都要出现比以前威力更大、更可怕的新武器。
在国际会议上，人们大谈和平和裁军，但是，超级大国一面大讲“好话”，一面不断扩军，并重新武装他们的盟国。
这是中国揭露的客观事实，超级大国不仅完全操纵扩军，而且还操纵着世界各地区政治和军事的不稳定。
中国显然在学习国际竞赛规则，采取更温和的、进行对话的立场。分析家们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积极的，将使它得到更大的国际信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参加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国际组织和会议。从中国研究人员接受国际奖金，让他们参加国际会议，直到参加裁军会议，中国的公开立场发生了根本变化。最近的一个巨大步骤是，宣布人民共和国将参加二月份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分析家们认为，中国没有改变它关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危险的主要理论，也没有改变关于超级大国是世界紧张局势根源的观点。但是，中国将参加那些高喊“和平”的组织，以便让世界能在这些组织的会议上听到中国的呼声，因为，不参加这些组织，就不受重视，并有损于自己的威望。
在日本首相大平访问中国之后，人们似乎发现了北京政策的变化：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似乎倾向于谈判解决。在中东问题上，北京谋求一个公正的和平。在欧洲，中国谋求进一步扩大经济和政治关系。分析家们说，加强它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南部的“欧洲共产主义”（主要是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关系是必要的。
分析家们说，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中国希望加速民主变革，同时这种变革“不受苏联扩张主义的控制”。
对中国来说，世界和平的主要危险仍然是苏联，但是新的外交策略允许自己同苏联对话。
但是，如果同莫斯科进行对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获得某些好处，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西方世界具有更大的谈判力量有可能扩大同苏联的经济关系。
由于存在着对话这样的简单事实，中国将作为一个遵守国际外交准则的国家在世界上出现，尽管这些准则在很多情况下是无用的。
这一切显然影响了分析家们的看法，一九八○年将是把目前观察到的迹象变成现实的一年：一个在外交上更温和、更讲究实际、不那么好斗、当然在国际上更有信誉的中国。
【日《读卖新闻》一月二十二日评论】苏联介入阿富汗，中国再次掀起对苏联的批评，美国国防部长布朗首次访华，中方发表无限期推迟中苏副部长级谈判的谈话。根据七九年年底到八○年所出现的这一系列动向，许多人猜测：今后，中国的“反苏亲美”政策只会加强，不会减弱。但是……
中国一方面是想从欧美先进国家大量引进资金、技术和成套设备，迅速地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抗苏联的威胁，目前不得不最重视同欧美先进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以更长远的观点看中国外交，就会发现有很多因素使你无法肯定中国会永远坚持现在的外交战略，这难道不也应放在心上吗？
第一点，最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的外交路线大致每隔十年就发生一次大变动，即五十年代是亲苏反美，六十年代是反苏反美，七十年代是反苏亲美。第二点，决定中国外交的最大因素是中国的安全保障问题。第三点，不可忽视的事实，就是中国怀疑美国对抗苏联的能力。如果美国不能提供中国认为从对苏战略的角度考虑需要的军事援助，那将会怎么样呢？
或者是，若中国认为，苏联的攻势今后还会进一步增强，美国实在无法与它竞争，那会怎么样呢？恐怕应该说，至少八十年代的中国外交，发展为搞美苏等距离外交的这种可能性决不能忽视。
【日本《每日新闻》一月二十日评论】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以来，在北京有人揣测，中国与其中断中苏会谈，不如把会谈作为批判苏联的讲坛加以利用。但是，中国推迟会谈一事，可以说是以国际上日益高涨的谴责苏联的国际舆论为背景，表明了对苏联的强烈不满。
当然，苏联似将把中断会谈作为中国的责任而谴责中国，但中国可能判断：时至今日，苏联已经丧失了能够谴责中国的道义立场。
只要苏联继续占领阿富汗，继续对巴基斯坦和伊朗施加压力，中国对苏联的谴责就会进一步加强，以更加具体的行动对抗苏联的可能性，就会不断增加。
【埃及《金字塔报》一月二十四日社论】中国一如既往，再度大胆起来，它通过其外长黄华宣布，中国准备向巴基斯坦提供它所需要的一切援助，包括军事援助，以对付苏联的威胁。
这种表明中国立场的、措辞强硬的声明也体现了这个大国对超级大国的入侵行动所产生的巨大责任感。
那个超级大国依靠自己的巨大潜力，使世界社会服从弱肉强食的规律。
我们认为，在一个强者希望恢复大鱼吃小鱼的时代的世界上，世界社会应该正视它的职责。以便不仅阻止对一个小国发动的这种残酷的入侵，而且也阻止对治理世界的准则和法律的侵犯，以便使人们所珍视的和平普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明确和毫不含糊地宣布要担负起对付苏联的奇怪行径的职责，这是很自然的。
【东德《德国外交政策》八○年第一期文章】华国锋率领中国代表团，于七九年十月十五日至十一月六日访问了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和意大利。因此，西欧—中国关系再次成了国际注意的中心。在发展与中国关系方面不可忽略的是，北京领导人要其伙伴们承担危害和平、敌视缓和的义务，并逼迫他们组成一个冒险的、反苏的阵线。
北京为了实现其野心勃勃的目标，正在实用主义地从国际阶级斗争中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的力量较量中寻求好处，使发展中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阴谋。
第一，中国领导人认为，西欧国家直接与社会主义的欧洲对峙，能够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地区找到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包围苏联的共同点。
第二，西欧在中国的政策中是这样的一个地区，该地区的国家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共同市场中通过政治和军事上的发展，应该明显地为结成广泛的联盟与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对抗作出贡献，并在中国的反苏全球性设想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北京领导人把西欧的北约国家看作是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欧洲各国人民裁军愿望的重要因素，从而可以阻止在军事缓和方面采取可能的步骤，并以此来鼓励中国军备战略。
第四，北京的政治家认为，西欧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集中的地区，能够为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现代化作出贡献。
第五，在中国领导人的全球设想中，西欧起着一个限制美国活动的竞争中心的作用，它有助于帝国主义发生力量的较量，这显然可为中国实现在东南亚称霸野心所利用。
第六，中国的领导人认为，西欧这个九国集体是一个力量的中心，与它结盟，可为扩大中国对非洲民族解放国家、中东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大国霸权主义影响作出贡献。
【法《震旦报》一月二十一日文章】中国放弃了与苏联就两国间关系正常化的谈判，看来这是一个重大决定。
对莫斯科来说，这比白宫宣布的粮食和技术上的惩罚带来的后果要更为严重。
在阿富汗遭到入侵之后，他们谴责苏联“对世界和平和中国的安全造成了威胁”。
但是，中国不会象过去那样，只局限于加紧谴责。
中国在就确定莫斯科和北京谅解原则继续进行对话的问题上的急剧变化，使克里姆林宫感到相当意外。
中国的突然表明立场，当然会引起部署在漫长的中—苏边境上的红军部队处于戒备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