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已实行十年了。改革早已成了日常生活的实践。
如果它不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二十多年来坚决实行的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那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项政策废除了必须廉价交售农产品的办法，在工业中采取了各种措施，朝着在改革中所体现的那种使企业有更大自主性和消除计划及管理的死板僵硬的方向发展。改革是党的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政策考虑到，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发展，领导、管理的方法和方式也应当发展。这一政策只是在粉碎了反革命事件之后才得以充分实行，但是，该政策所必需的要点的轮廓早在一九五五年至五六年前后就已开始勾画出来了。
六十年代上半期，党着手广泛组织对改革作原则上的准备。经过几年的工作之后，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的会议上作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决议。又经过一年半的工作，国家机关制定了改革的具体细节和实行的章程，并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生效。
改革在经济上的必要性在于早先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正在枯竭，需要更加深入地挖掘内部潜力和加速技术发展。政治上的重要性在于改革的目的是确保更快地提高生活水平，消除阻碍发展个人主动性的束缚，克服官僚主义倾向。
国民经济计划和计划管理的新方法的实质是，在管理中不是突出行政手段，而是突出经济手段。要停止采用“下达计划”的经济管理方式，即通过中级管理机构将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以必须完成的计划指标的形式下达给各个企业。要使商品关系、市场、货币、价格、利润、贷款有更大的活动余地。一方面在国际经济的计划中继续由中央决定发展的主要指标和比例，另一方面保证市场机制、供求与价格之间的相互影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市场在进行制约的同时其本身也受到中央的制约。对原料和产品进行集中经营的官僚主义制度要由贸易来代替。生产企业自己要能决定生产什么东西、生产多少以及多少用于出售，自己要能决定从别的企业购买多少生产资料；商业、服务行业及其他企业也要有类似的自由。生产和消费企业可以相互建立直接的贸易和协作关系，买主可以在国产货和进口货之间作出选择，卖主可以在国内销售和出口之间作出选择。
应当努力保证能够消除某些企业的垄断状况所造成的不利因素的竞争方式。诸如供过于求、商品储备保持适当水平、相互代替的国内产品之间的竞争、进口商品的竞争和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
保证完成国家国民经济计划的经济手段有：国家部分地征收企业的收入、对盈余部分的规定、税收、用于一定目的的预算支出、确定提供贷款的条件、有重点的贷款政策、国家对工资和价格的规定、外汇牌价、确定外汇汇率、必要情况下允许和禁止某些领域的活动。
政府决定大型投资、兴建大企业以及非生产部门的大型单项投资。用银行贷款进行的投资要占重要地位。应广开企业自己可用于投资项目的财源。
价格的根本作用是，在做出经济决定方面正确地指导和鼓励生产者，促进合理使用经济力量，促进生产适应市场需求、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供求的平衡。应当利用三种主要的调节价格的形式：对于某些原材料、农产品、基本消费品和服务费用制订的官方价格；用官方约束的办法对例如建筑工业活动制订浮动合同价格；对于投资机械和某些消费品等制订的自由价格。价格制度应当灵活。应当把国内价格和外贸价格有机地联系起来。
中央的计划管理和市场机制活动的相结合要求国营企业的自主性、决定问题的权限、其主动精神和责任感要有显著的加强，并为此提供了可能性。在处理企业的事务方面，应当同时实行厂长个人的领导和劳动者集体参与的方法。国家作为所有者对企业拥有决定权。要保证企业有高度的自主性，因为这会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有效活动。企业自己决定其计划，这主要是在与正在进行的活动有关的问题上。但是，在一部分有关发展和扩大的问题上也是如此。盈利的状况是国营企业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针和衡量标准。企业的发展根据可能性和取决于盈利的状况，而后者对企业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将有巨大的影响。
这些就是改革的目的、任务和原则。
以典型的马札尔式的才能，匈牙利人已做到了赋予他们那种牌号的社会主义以一种风格与活力，使它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块珍宝。
服饰讲究的男人和风韵动人的女人在布达佩斯的商业区熙熙攘攘地走着；大街上挤满了进口的汽车（大多是东德的瓦特堡牌和苏联的日古利牌）。这个城市幽雅的咖啡馆和饭馆供应精致的糕点和各种美味佳肴，同其他东欧城市那种冷淡怠慢的服务完全不同。墙上和报纸上的广告五颜六色、引人入胜，吸引着顾客去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爽身粉到充气床垫应有尽有。有一个俄国人，瞪大眼睛看着一家百货公司的橱窗，不相信这家商店是国营的（其实是）。他说：“根本不可能。这些东西太漂亮了。何况还不要排队。”
这里的教育和医疗是免费的，文化和体育活动十分丰富，歌剧票只要一块五美元一张。这是匈牙利独具一格地处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制度的蓝图。
在经济的最上层，很难说匈牙利同其他东方集团国家有什么不同。国家占有几乎百分之百的生产资料。但是卡达尔的新经济体制容许那些国家所没有的灵活性。工厂经理们，一面按计划确定产量，一面也有权进行革新，以改进产品的质量，增加对顾客的吸引力。他们甚至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内，在价格和交货速度方面互相竞争。为了刺激经理和职工设计制造和推销高质量的货物，党的经济计划人员常常利用资本主义的一种老手法：以给奖金和提工资的办法给物质报酬。
【瑞士《新苏黎世报》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报道】匈牙利商会会长比罗·盖尔德在维也纳作的一个报告中说，他的国家现在打算采用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哲学，这种哲学应能使匈牙利的经济更好地适应世界市场上出现的情况。匈牙利已经认识到，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能同外部和内部均势割裂开来。
比罗认为，“由对外经济平衡的压力而加快了经济的发展，显然使由于恶化了的国际换货状况和在世界市场上销路不好而造成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
规定从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整个经济领导体制将进行某种改进。因此价格制度也要进行改革，以便使世界市场价格在生产者价格中能够更好发挥作用。那样，国家对企业的行政干涉也就可能会减到最小的限度，因为市场将会发挥更多的作用。
在此期间，布达佩斯正式宣布，这个国家不能完成其一九七九年的计划指标。国民收入只能增长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一点五，而计划增长指标则为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国内的消费，不是象预期的那样要降低百分之一，而是要降低百分之四。工业生产将增加百分之二点五到百分之三（计划增加百分之四）。农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而原计划农业生产要增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三点五。这种失败被认为是恶劣的气候状况所致。
官方宣布通货膨胀率为百分之九，而居民的平均收入则增加了百分之七点五到百分之八，这就使居民的实际收入反而减少了。私人消费增加不到百分之二。向使用卢布结账国家的出口增加了百分之七点八，进口增加了百分之二。而对其它国家的出口猛增了百分之十四，而进口却减少了百分之五。
一九八○年计划国民收入将增加百分之三到三点五，工业生产将增加百分之三点五到百分之四。国内消费可能要减少百分之一。农业生产计划增长百分之五到五点六，投资将减少百分之四到五。按个人平均的实际收入将停留在上一年的水平上，人民的消费只能够增加百分之一到一点五。
匈牙利经济实验现在在东欧是众所周知的。匈牙利人是否真正生活得比捷克人和东德人好一些，这是可以辩论的。但是由于匈牙利在战争结束时经济落后，它在经济上肯定比德国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取得了更大的成绩。
对其他东欧国家来说，匈牙利取得的最惊人成就之一就是它没有食品短缺现象。
如果没有一个新的相应的政治体制的话，这种新经济体制本来是不会奏效的。
尽管匈牙利官员们宁死也不愿使用这样一种浮夸的措词。其基本的要素之一就是这个政府乐于与人民分享情报。这听起来简单，但是，其他东欧政府却觉得很难做到。结果，有时甚至丧失公众信任到了危险的程度。
分享情报意味着把问题公开化，即使那样做要打破共产主义的神话。使人惊奇的是，由匈牙利老牌斯大林主义者和某些东欧国家的那种吹毛求疵的科学所禁锢的社会学可以随心所欲地探问在什么地方把问题公开化。
卡达尔和他的同事们都懂得：对市场力量开放经济不仅意味着必须让人民了解更多的公共生活的真情实况，而且还意味着政府和党应当开放些。
【蒙古《经济问题》双月刊七九年第六期报道】目前，匈牙利的农业生产占社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按人口平均占有的粮食数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匈牙利的九百三十万公顷土地中，农业用地八百三十万公顷。
农业用地的百分之三十点五属于国营农场，百分之六十三点七属于合作社，百分之五点八属于合作社社员。匈牙利现有一百三十四个国营农场，每个农场平均占有土地七千五百公顷。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一千三百六十九个，每个合作社平均占有土地三千八百公顷。
在社会主义农业改造之前的一九六○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七，现在只占百分之十八点五。
在匈牙利农业生产的增长中，各种企业合作形式，首先是工业化生产体系和农业联合企业，起着重大作用。工业化生产体系于六十年代中期产生。现在，匈牙利拥有七十个工业化生产体系。百分之九十的国营农场和百分之九十多的合作社加入了工业化生产体系。一个企业往往根据自己的利益参加好几个工业化生产体系。所谓工业化农业生产体系，是现代化生产的一种进步形式，也是一种旨在按照包括生产的全过程的最先进工艺，通过使用现代化高效率机器的途径来科学地组织劳动和全面加工优质产品的综合措施。它首先在玉米、土豆、向日葵、甜菜以及肉、蛋的生产部门普及。现在葡萄业的百分之二十六、养牛业的百分之二十二和养猪业的百分之五十也属于工业化生产体系。
匈牙利现有近六百个农业联合企业。农业联合企业协调生产、加工和销售方面的活动。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的现代化合作的最重要形式是农工联合体。参加农工联合体的企业在用工业方法加工农产品和仔细商定销售活动的基础上，独立进行生产活动。这种形式还带有试验性质，目前只在四个地区实行。匈牙利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五——百分之四。
说明：婴儿身上的字样是「新经济体制」。（原载匈牙利《牧鹅少年马季》七九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