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苏联问题分析家》杂志１１月１９日文章】题：苏联集团的农业一片混乱
农民都知道，一季庄稼收割完毕，马上就必须开始下一季的工作。如果气候不好，耽误了收获，下一季的准备工作就要推迟——而且某一年的推迟，必须招来下一年的歉收。这是苏联和波兰，在较轻的程度上还有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今年秋季不得不面对的形势。
到１０月月中除哈萨克以外，苏联几乎每个州的谷物、养麦、玉米和土豆的收获都没能按时完成。据苏联中央统计局的材料，到１０月１３日为止，大约有７０００公顷种着谷物和豆类的土地尚未收获。至于养麦和小米的收获情况，莫斯科电台说：“伏尔加—维亚特卡地区进展缓慢。例如在卡卢加州，荞麦只收获了种植面积的５％。”１０月１５日，莫斯科报道说，乌克兰的重要作物向日葵只收割了１３％。缓慢的进展使非黑土带地区和伏尔加流域这种作物的收割工作也推迟了。
在正常年头，所有这些作物至迟都要在１０月份的头一个星期收获完毕，紧接着就开始秋耕。土地受涝甜菜没能按计划在１０月月中以前挖完，在乌克兰特别严重。１０月１日，挖出来的１５０多万吨甜菜根仍然躺在地里。由于雨水过多，田地受涝，地里的土豆也成了问题。在布列斯特州，被迫使用水泵给受涝的田地排水。１０月１３日，整个苏联有１４％的土豆庄稼仍然长在地里，因此秋耕开始不了。
苏联还有歉收的迹象。设在里加的拉脱维亚广播电台９月２２日广播说，今年的收成是每公顷１１０公担，而１９７９年是每公顷１５２公担。出产苏联上市的土豆１５％的白俄罗斯在９月底宣布：“种植土豆的大片大片地区受涝，因此不能用机械来挖土豆。”
庄稼必须及时从地里收割上来，以便田地重新耕种，然而，收割的迟误在年年冬季来临很早的苏联特别严重。肉类供应受挫不用说，饲料不足与肉和乳制品的供应有着直接的关系。事实上，牛奶产量已经下降，牲口的体重也在下降，由于全国到处缺少肉和乳制品，这个问题越发严重了。从各个方面来看，由于饲料储备少和牲畜头数减少，情况今后还要严重下去。波兰的“灾难”如果说苏联的面貌是灰暗的，那么波兰的面貌更黑。９月底，波兰通讯社的一条消息说，农业情况是“整个１０年中最糟的”。谷类收成比目前的需要少８００万吨，土豆产量比１９７９年少得多，甜菜产量减少４００万吨。
１０月月中，波兰的倾盆大雨切断了制糖工厂的甜菜来源，其中有些厂整个停产。大片大片的农田１０月月中时仍然浸在水中。波兰一家通讯社把农业形势说成是“一场真正的灾难”。由于牲口饲料供应不足，牲口的头数减少了，肉和肉类产品的供应也随之减少了。
苏联集团国家的农业形势和食品供应形势的发展，证实了《苏联问题分析家》的预言，但世界粮食市场情况的在行的观察家们却迟迟认识不清正在发生的事情。苏联和波兰确实已存在着食品短缺现象。如果在冬末以前不大量进口面包和饲料以及肉类，两国人民就将比战后以来任何时候都要接近饥饿线。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１２月１６日电】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说，看来苏联人和中国人正在加紧活动窃取美国的工业技术，如有关激光装置、微生物学和微电子学的机密情报。
但是，韦伯斯特１５日在同本社记者谈话中说，虽然苏联和中国正在加紧活动，但是在侦查共产党国家试图通过外交邮袋等方法“传送超出仅仅军事机密范围的工业技术情报”方面也在取得进展。
韦伯斯特说：“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苏联人和中国人都加紧了行动。”他两年前就对这个问题表示过担心。
他说：“我认为，这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之一，因为这能给我们的国家安全造成危险。从人力方面来说，我们的竞争者在世界各地的人力超过了我们，但是，在技术方面，我们占据着优势，而如果我们的技术受到削弱，就可能失掉这种优势。”
他说，“共产党情报部门的特务集中力量窃取有关激光、微生物、微电子学和控制装置的机密情报，但是，却不仅仅限于这些方面。”
他说，联邦调查局同私营工业合作进行的一项计划，在了解苏联人采用什么方法从美国各公司窃取机密情报方面已经取得了“某些突破”。
他说，联邦调查局已经提醒各公司，注意苏联人和中国人试图“物色收买”它们的雇员出卖政府向与联邦政府签有合同的各公司提供的政府机密情报，和各公司自己研究出的专利技术的活动。
韦伯斯特还透露，自２月份以来，一些外国的外交官员已经被国务院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被驱逐出美国。
他拒不肯说出被驱逐的人都是哪国的，也不肯透露具体细节，他说由于外交原因，国务院要求对他们的情况保密。
前联邦调查局情报处长威廉·克雷加在２月份退休离职的时候对记者说，去年，政府驱逐了来自苏联集团国家的５名外交官，原因是他们搞间谍活动。
韦伯斯特说，自那时起，除了驱逐了一些外交人员之外，联邦调查局还建议不要驱逐另外一些人——这表明，联邦调查局想要跟踪他们的活动，也许向他们提供假情报，或者试图把这些人转变为双重间谍。
韦伯斯特没有说联邦调查局是否将设法说服里根新政府为该局反情报工作提供更多的人力。他指出苏联集团每年在美国进行７５，０００次接触，他并且说，“增加人员，联邦调查局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但是他又强调说，特工人员增加到某个程度就可能出现“报酬递减”的现象。
【美联社华沙１２月２５日电】波兰有影响的罗马天主教会的领导人今天在作圣诞节弥撒时说，波兰人应当管理他们自己的国家，外来者“拯救不了我们”。
斯·维辛斯基红衣主教对数百名拥入华沙中世纪旧城的圣约翰大教堂的作弥撒的人说：“只有上帝能拯救我们。”
７９岁的维辛斯基说，波兰最近的社会动乱表明，“我们的民族是有活力的，表明我们有决心生存下去。”他在弥撒结束时讲的这番话没有草稿。
“这块土地的主人只能是我们这个民族，决不可认为别人能够拯救我们。”
维辛斯基指出，在波兰已发生了许多变化。在斯大林主义时代，维辛斯基曾被共产党人软禁过。
维辛斯基说，“现在有一些令人伤心的消息，一些令人伤心的现象。但是，让我们别伤透了心，伤心会结出欢乐之果。”
在共产党统治了大约３５年后，天主教会称它的信徒在３，５５０万波兰人当中占８０％至９０％。
维辛斯基在布道期间，没有直接提共产党政权，也没有直接提“团结”工会，“团结”工会与天主教会保持密切关系。
跟其他中欧人一样，波兰人过圣诞节向来是三天，在圣诞节前夕，举办一次有鲤鱼和其他精美食品的宴席，然后是在２５日和２６日探亲访友。
【合众国际社华沙１２月２５日电】波兰又度过了一个阴郁的年头，在这一年中，由于劳工骚动，基本商品短缺而且担心苏联发动入侵，从而使这个国家危机四伏。圣诞节是一年之中一个欢快的时刻。
【法新社华沙１２月２５日电】成群结队的年轻人今天清晨从圣约翰大教堂（他们在那里做了午夜弥撒）出来时呼喊了反苏口号。
这给圣诞节蒙上了同过去６个月中席卷波兰的运动相一致的政治色彩。
气候特别温暖促使大量的人走出家门参加传统的宗教仪式。
在这座城市老区的大教堂周围，大街小巷回响着“波兰不要莫斯科”以及“波兰的国王约翰—保罗二世（教皇）”的口号。
美国企业研究所是在１９４３年由约翰斯—曼维尔公司董事长刘易斯·布朗为宣扬自由市场观点而组织起来的。它最初的几十年是作为一个实际上是资助它的公司的附属机构存在的。
直到十年前，美国企业联合会（它以前是叫这个名称的）还广泛地不为人们所重视，显然把它看作是个第三流的机构——与其说是个严肃的分析机构，不如说是个发表拥护企业界言论的机构。
但是在七十年代初期，巴鲁迪的父亲，已故的威廉·巴鲁迪（他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复兴时期的主要负责人）开始着手改变这个机构的性质，扩大它对华盛顿决策的权势集团的影响。
老巴鲁迪采取的第一步是提高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报告的可靠性，办法是放弃研究报告中大部分可以预言的右倾言论，坚持先是在经济方面然后在其他方面进行第一流的学术研究。然后打入电视，改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形象。
接着，在１９７６年选举后的改组中，巴鲁迪设法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大约有２０名即将卸任的福特政府的决策人愿意参加他的机构。这些人在他们所在行的那一方面都是广为人们所敬重的。他的儿子现在沉思地说：“我们本来无论如何也是会成功的，但是这一来成功得更快了。”
几乎立即收到成效。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威信有点下降时，美国企业研究所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得到新的信任。在全面提高之后，经费跟着也增加了，在１９７７财政年度，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预算增加了一倍，达到大约１０００万美元（而在１９７０年，美国企业研究所还只靠一年８０万美元维持活动）。
美国企业研究所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影响还只是刚刚开始察觉得出，但是巴鲁迪要把首先指出在管理方面需要改革的功劳归于他的研究所是完全正当的。现在在管理方面需要改革这一点既是共和党人也是民主党人的一个公认的目标。美国企业研究所在预算和税收方面的研究工作也产生了影响。
虽然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都在向中间摆动，但是它们仍然由于它们贴有党派标签的形象（布鲁金斯学会是民主党自由派的，美国企业研究所是共和党主流派的）而受到影响。尽管这两个机构都坚持说，它们是独立的，它们从对立的党派雇用工作人员。
布鲁金斯学会的麦克劳里承认；“事实说明，进民主党政府工作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人是比较多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麦克劳里本人一直是共和党人。他说，布鲁金斯学会雇用了一些共和党人，“但是很难否认”，民主党人在这个机构里感到比较惬意。
尽管如此，这两个组织都在作出努力来摆脱它们给人留下的带有党派色彩的把柄，这部分地是因为它们认为，那有损于它们的信誉。麦克劳里说，“要是再次被看作是一种（供任何政府使用的）旋转门，那不论是从理性上讲还是从平衡方面讲都将是错误的”。
照现在的情况看，这两个机构在经费和规模上大致是势均力敌的：布鲁金斯学会的预算是１０７０万美元，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预算是１０４０万美元。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专职工作人员有３４人，还有大量的私立大学的兼职学者。布鲁金斯学会有５０名专职工作人员，还有５０名“客座”学者。
布鲁金斯学会的经费大约有１５％来自政府对一些具体项目的赠款，其余的来自一些基金会和它自己的拨款、销售书籍的款项、会议入场费等等。麦克劳里正积极谋求得到更多的公司捐款。去年公司捐款总额只有６０００００美元。
出于哲理上的原因，美国企业研究所目前不肯接受政府的款项，它的收入的４０％是靠公司的赠款，那６０％靠基金会的捐款。但是巴鲁迪告诫说，他不能肯定这个机构能坚持这种禁止接受政府款项的作法达多久。
美国企业研究所现在正效法私立大学，请求公司和希望发起将来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讲座”或计划的私人捐献者捐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机构尽管有竞争一说，却并不是完全没有来往的。一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常常参加另一个机构的讨论会和会议。麦克劳里说，“但是我们作为机构并没有进行合作”，这表明两者是有区别的。
今后四年会是什么样子呢？它们的主要负责人承认，这两个机构非常可能更加接近对方的地盘。
巴鲁迪说，美国企业研究所打算大规模打进政治——社会学舞台，研究社会上的大机构（大公司、有组织的劳工和庞大的政府）对家庭、教会和邻里关系的影响。
麦克劳里希望使布鲁金斯学会对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进行大规模的研究，可能还要出版一种新的学术杂志——这是这个机构过去一直没有涉及的两个方面。
到此刻为止，这两个机构中任何一个都不想大大扩大它的规模和增加人员。
同时，美国企业研究所认为，由于１１月４日的选举结果，自由市场这种主张得到了新的支持，对此，它是感到洋洋得意的。布鲁迪问：１９３２年是实行新政者的年头，１９８０年会是保守派的年头吗？他说：“答案只能在实践中找，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