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务日报》１２月１１日报道】北京经济政策制订人实行调整经济的政策，在短期内将抑制进口。但从长期看，如果中国的进、出口不能持续大幅度增长，则其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要达到７．５％是办不到的。
柏林经济研究所在一篇研究报告中说，尽管目前对华交货大量减少，但今后西德对中国的出口并不是没有可能大幅度增长的。
据该研究所计算，今年几乎所有西方工业国从中国的进口都剧增，而出口则大减。明显的例外是澳大利亚、加拿大，而最显著的是美国，它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了１倍多。今年上半年美国是居日本之后的中国的最大供货国。
今年头６个月，欧洲经济共同体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２５％；从中国的进口增加了５２％。
今年头３个季度西德从中国的进口增加了６０．５％，达１０．６亿西德马克；而对中国的出口却下降了２４．６％，为１５．７亿马克；从而使西德对华贸易顺差大量减少，今年１至９月的顺差从去年同期的１４．２亿马克减至５．０３亿马克。
由于采取了调整的方针，中国大量削减成套设备的进口。中国对机械及运输装卸设备需求的增加，反映了投资政策的改变。该研究所认为，当前的调整期可能一直要延续到１９８２年相当晚的时候。
该报告说，尽管如此，可以预期，在中期内，中国向国外的采购会缓慢地增加。西德出口商最近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看法。在１９７８—７９年曾同中国签订了成套设备巨额合同的西德各机械工程公司并不指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获得同样大的项目的订单。目前，对中国的出口主要是为履行几年前签订的大合同而进行的交货，辅之以小得多的机械和电机厂设备的新订单。
西德出口商指出，最近，中国开辟了新的贸易机会。但是他们认为，指望出现一个新的对华出口高潮是不现实的。
【西德《世界报》１１月８日刊登马迪格尔·福斯的报道】杨莹（２６岁）是个中国女郎。两个月以来，她给凯泽贝格德国乒乓球体育俱乐部这个联邦甲级俱乐部打球，并在迄今为止的５０场比赛中使其对手们降低为配角。无疑，杨莹目前是德国最好的乒乓球运动员。
１９７８年，凯泽贝格德国体育俱乐部的负责人，曾考虑由谁来代替其尖子球员乌·希尔施米勒—神鹤（她跟随其丈夫去了东京）。因为中国国家冰球队正好在杜伊斯堡练球，这个俱乐部主任韦格曼想了一个大胆的主意：在中国人那里去打听一下有否可能。
今年五月，中国大使馆的一位代表突然给杜伊斯堡的俱乐部打了个电话。弗里德尔·利普斯是乒乓球女队队长，当他听到杨莹８月２８日将同其翻译刘文霞到达法兰克福机场时，惊讶得合不拢嘴。杨莹女士是来给凯泽贝格德国体育俱乐部打球的。手续是在这次电话后才办的。中国体育运动协会因此每月从凯泽贝格德国体育俱乐部得到２，７００马克。该组织还支付这位乒乓球运动员及其女翻译的住宿和膳食费用。杨莹每月得伙食费６００马克，翻译刘文霞得４００马克。杨莹了解西方。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０年之间，她多次随一个中国选手队到过欧洲和非洲。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７７年，她也访问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自８月２８日起杨莹和刘文霞一起生活在杜伊斯堡。两人宁可挤在一间小房间里，但是她们没有埋怨。在她们该哭的时候，她们微微一笑。她们早知道，前世界冠军瑞典的本格森在于利希联邦甲级俱乐部每年的工资是大约１０万马克。相比之下，她们一月分别为６００马克和４００马克的伙食费简直少得可怜。
弗里德尔·利普斯是这两位中国人的照料者。他给她们在市中心找到了一个两间一套的住房。杨莹不要它，因为她现在住的地方离韦道体育公园的健身房不远。因为她要象一个职业运动员那样锻炼和生活：８：００—８：３０围着雷加塔湖作５公里的长跑，９：１５早餐，１２：００刘文霞教她学德文，然后吃一顿简单的午餐。１３：００—１４：３０锻炼。下午和晚上自由活动，大部分时间还是学德文。这就是她的日常生活情况。现在有许多人请她去作客，其中有球队的女伴们，周末是利普斯家请她作客。她甚至同一位退休工人交上了朋友，这位工人是她早晨长跑时认识的。
【德新社北京１２月２３日电】在认识到五颜六色的圣诞卡、蜡烛、塑料圣诞树和印有圣诞节内容的桌布是很好的赚钱的来源之后，中国工业于是发现了圣诞节。
中国无数的工厂奉上级的命令，制造供向欧洲和美国出口的圣诞节产品。生产这些小装饰品和小东西是很便宜的——这是它们在外国市场上畅销的一个主要原因。
最近几天在这个宗教节日之前，这里也摆出了一小部分圣诞节产品。大多数中国人纷纷购买有塑料翅膀的小天使或者印有鲜艳的节日图案的桌布。
【香港《大公报》１２月１４日文章】题：东南亚捕鱼业面临困境
东南亚沿海的渔业正遭到威胁。一批日本专家经过两年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除非采取措施控制机械化、工业污染和庞大捕鱼船队的操作，否则不单渔业受威胁，东南亚地区沿海靠捕鱼维生的数千万渔民的生计也受威胁。
居住在东南亚国家沿海地区的渔民，世世代代都在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一带港海中作业，积累了丰富知识，再加上细心观察海洋、鱼类和气候变化情况，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和如何能够捕捞最多数量的渔获。现在至少有二千五百万人赖以维生的资源正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日本调查队经过两年的努力，找出了对许多人十分重要的谋生方法逐渐消失的原因。
他们到沿海实地调查，访问了当地的渔民，作出了报告。报告指出，印度洋一百零四公里长的戈安海岸线地区，多年来就是资源丰富的渔场，现在因为侵入沿海水域的机械拖网渔船的数量不断增加，网鱼人的生存受到了威胁。
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在这个水域作业的机械拖网渔船的数量已从四艘增至现在的四百艘。拖网渔船使用筛眼鱼网，贴着海床打捞，即使是小鱼也都不会漏网。
报告指出，象拖网渔船这样大规模捕捞浅海鱼类，“杀害鱼种，破坏鱼类生态学，这是一种耗尽资源的警报。网鱼人的捕获量出现灾难性的下降，使得大量贫穷的渔民失业和生活更加贫困……”。
东南亚其他沿海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当地政府渴望通过鱼类的出口，获得更多的外汇，就完全不考虑当地渔民的生计。
过去二十年，除了拖网渔船数量大增，整个东南亚面临的工业污染威胁也在不断严重。不仅污染沿海水域，同样也污染内陆河流。
工业污染主要来自日本公司。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主要重点是发展工业，大建沿海工业综合体，致使日本沿海遭污染，海洋天然资源消失。换句话说，日本沿海资源丰富的渔场破坏了，迫使日本渔业不断向东南亚其他地方开发潜力。
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估计，过份的捕捞和工业的污染，使暹逻湾的渔获量一年减少十五万吨。
日本几家大渔业公司和贸易公司，向日本沿海以外的水域投资，大规模发展渔业——主要是小虾和对虾。在马来西亚，当地人民的主要食品之一——虾酱，现在的生产实际上已经停顿。
这份报告呼吁政府保护东南亚沿海渔场，建议政府考虑人民的基本需要和生态学完好发展的需要，采取措施，严格划分渔场，保护当地渔业机构和处罚侵占沿海捕鱼区。
【日本《朝日新闻》１２月２４日消息】题：《人民日报》文章强调经济调整优先
记者船桥北京２３日电：正当中国政府决定从明年起采取重新调整经济的措施之际，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２３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强调把重点放在以压缩基本建设投资为主要目标的调整上，而不要放在以扩大企业自主权等为目标的改革上；在决定政策上，要加强中央计划领导，而不是把权力下放给地方。
这篇以《坚决贯彻调整的战略决策》为题的文章，从今年秋季以来一直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内部围绕着改革和调整的争论出发，探讨了在今年夏季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为经济指导思想提出的改革和权力下放到地方的政策所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上证明了目前不得不把调整作为最首要的目标。
这篇文章代表了围绕着调整和改革进行讨论的党和政府的当前的理论见解。
【英《新科学家》１０月３０日刊登最近随欧美工程师代表团访日的彼得·马什的文章】题：在日本工厂里，技术居统治地位
富士通机械公司除制造机床外，还制造机器人，卖给其它机械公司。向它提出的订货数量迅速增长，明年它将给它东京这家工厂再补充６０个机器人。
对富士通来说，使用机器人比雇用人价钱便宜；这家公司的劳动力（人）大概也将增加，但是速度比较慢。好象为了强调机器的突出地位，这家公司将在一月份开设第二个资本密集程度甚至还要高得多的工厂，这家工厂设在富士山麓，离东京几小时的行车距离。当这家价值２，０００万英镑的工厂全面开工时，它将雇用１５０人和３０个机器人。它每个月将生产５００台工业机器和３５０台新机器人。
在英国，由于人们担心失业，这样的工厂计划会引起惊慌。但是在日本，工厂欢迎采用新技术。
不同态度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日本的大机械制造公司与国内所有的大公司一样，采取“终身雇用”政策。一旦一个人开始工作
（通常指从学校或大学出来后直接参加工作）后，他或她永远不被解雇。这消除了英国那种普遍存在的害怕新技术的出现将会使人失业的恐惧心理。第二，日本决定它将继续保持一个主要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但是在那里，干活的人数将越来越少。从统计学角度说，总产量不断上升，但每个人的产量甚至以更大的速度增长
——导致对工人需要量的减少。
把日本与英国作个对比是很有意思的。日本的失业率为２％；英国为８％。可是在日本，在１９７３至１９７８年之间，脱离制造业的工人比例比英国的要多。英国的个人生产率增长了２．５％，而日本的个人生产率却跃增了３３％。因此，在这五年里，日本工人人数虽减少，商品产量却增加了２２％，而英国劳动力减少，产量也减少了４％。
日本良好的生产纪录所增加的财富转化成了需要额外的人手担任诸如教学、保健、地方行政管理和商店之类服务性职务。在到１９７８年这五年里，日本服务行业的工作职位数目增加了１１％差不多４００万，除抵销减少了的制造业工人人数外还有余。服务行业的发展有下列事实为证：当访问日本的人一走进咖啡馆或百货商店，遇到的服务员和店员是一群一群的。在１９７３至１９７８年之间，英国也朝着服务行业就业方面有类似的摆动，但是摆动幅度没有那么明显：又有６０万人（增加５％）在服务行业找到了工作。英国生产的财富太少，负担不了那些被挤出制造业的工人在服务行业增加就业所需的费用。而其结果怎样呢？——英国各职业介绍所外面的队就排得更长。
从日本个别公司的纪录可看出全国的趋势。例如，丰田公司，它雇用的人员数目与五年前一样，可是五年来它的年产量却从２００万辆增加到了３００万辆（汽车）。另一家汽车公司三菱的产量为１９７０年的７倍之多——而劳动力却只增加了１５％。
日本的生产管理人员们说，他们国家生产力的迅猛提高是由于两个因素影响制造业——技术的改进和组织工作的改进。技术未必是尖端的。例如，山叶公司在滨松办的一家钢琴厂里，人们制作他们自己的基本工具只是为了增加个人每天的产量。然而，许多生产技术是尖端的——用计算机操作直接代替人劳动。在日本，建立新工厂和新建筑物的投资比任何其它国家都高。它在把新的投资转变成为生产上的用途方面仅次于德国，居第二位。在新生产出来的机器中有机器人。日本工厂中使用的机器人在全世界１０，０００个机器人中占３，０００—４，０００个，比任何其它国家多。
通商产业省极力主张促进“知识密集”工业，在这种工业里，人们用脑而不用肌肉。东京早稻田大学教授长谷川说，工厂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是他称为的技术进步和全体国民受更高教育这个双重目标的措施取得的自然的结果。一方面，工程师们将继续创造发明在工厂里能代替人干活的机器。另一方面，由于更多的年轻人接受程度高的教育——日本９０％的青年上高中，直到１８、１９岁，３５％的青年上大学，他们简直不愿意干企业里的脏活。长谷川说：“我们应当准备好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受过比较高的教育的人能够完成公共服务、教育和白领工作方面的尖端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