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邮报》１２月１１日文章】（作者：约瑟夫·克拉夫特）题：波兰之谜
每个人都在问：“俄国人想要在波兰干什么？”但是，这当然是难以知道。
比这有益得多的做法是认真考虑一下万一俄国人采取行动，美国及其盟国将做些什么。有许多方针可以采取，而预先考虑是极为重要的。
这里的大多数分析家认为俄国人希望波兰共产党能够控制住那个国家。他们认为，把苏联军队部署在波兰周围的做法是同这个目标相一致的，因为波兰党只有通过吓唬波兰人民才能恢复秩序。苏联入侵的威胁是一种实际的真正的威胁。这种威胁给华沙的共产党人提供了帮助。但是，几乎没有美国分析家相信，波兰共产党能够单独做这件事。在波兰，反对政府的力量是根深蒂固的。一些反对派领袖——特别是教会里和知识分子当中的领袖们——是懂得谨慎行事的必要性的。但是，独立的劳工运动——团结工会——是充满了不太容易控制的各种倾向的。由于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瓦文萨似乎没有一个总的战略，事情就更不好控制了。
此外，当前的波兰领导人、党的书记卡尼亚是波兰不太知名的人物。他没有拥有使得哥穆尔卡和盖莱克能够先后在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７０年从混乱局面中恢复秩序的追随者，相反地，卡尼亚很容易受到党内对手的攻击，尤其是前内务部长莫查尔和外交部长奥尔绍夫斯基的攻击。
他们当中任何一人都想要恢复秩序，但是，他们很可能将不得不使用武力。他们很可能求助于苏联人。俄国人已经为这种可能发生的事情作好了准备。前景是，苏联迟早会进行某种形式的干涉。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盟国就不可能作出直接的反应。美国或西欧的任何负责的权威人士都不会考虑对波兰进行军事干涉。但是美国及其盟国可以采取其他的步骤，除非采取这些步骤，俄国人今后的胆子会越来越大，因为他们再次进行了干涉而没有付出很大的代价。
最后，当然显然需使西方盟国长期团结在一起。美国和欧洲一直在慢慢地分道扬镳。责任是双方的，没有必要在这里互相指责。在任何情况下，加强盟国的联系是当务之急。如果苏联入侵波兰，只能更加说明这种必要性。实际上，如果苏联再次逞凶，就会加强盟国的团结
——这样在本来是乌云滚滚的天空中，就会显露出
一点银色的光芒。
【路透社北京１２月１４日电】（记者：理查德·帕斯科）审讯“四人帮”和其他已下台的领导人的工作已经进入结束阶段，法庭已经完成了对所有１０名被告——江青除外——据称犯下的罪行的调查。
当本星期重新开庭时江青是否会重新坐上被告席还不清楚，她在星期五（１２月１２日）侮辱了一位哭诉的证人和嘲弄了法官之后曾被引人注目地逐出法庭。
但是，法庭将继续听取证明她有罪的最后几部分证词，不管她本人是否再出庭。
中国人士说，她在法庭的表现增加了重判的可能性。但是，观察家在她是否可能被处决这个问题上仍然有分歧。
在法庭结束了对这个案件的事实调查部分——迄今，这种调查是完全依照官方起诉书进行的——之后，经过告发和对那些有律师的被告要进行的辩护，将对每个被告的案子作出总结。
【合众国际社北京１２月１４日电】（记者：龙布乐）中国审讯混乱统治时期中的残余分子的特别法庭，今天把它的注意力全都转到了毛的脾气暴躁的遗孀江青身上，在上次审讯中人们看到由于她违抗法官而被拉出了法庭。
法庭宣布它昨天已结束了对以她为首的四人帮的另外两名成员的调查，并于今天暂停开庭。
这一宣布意味着在中国的这次所谓本世纪最重大的审判中，对１０名被告中的９名被告的审讯已经完毕，审讯也可能将进入它的最后一周。
尽管观察家对是否会让她再次作富于感情的表演已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怀疑，但是从理论上说，江青至少还应该出庭一次，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
由３５名法官组成的法官团将会退下去仔细考虑定罪和判刑，对所有１０名被告的判决将会在同一天宣布。预计审议的过程只有几天的时间。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１２月１４日电】一位观察克里姆林宫的著名专家今天说，苏联知道入侵波兰需要花费代价，但是苏联一定会采取行动，如果为了使波兰不致摆脱它的势力范围而必须这样做的话。
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学者马歇尔·舒尔曼说，西方国家已经尽一切可能阻止苏联人入侵波兰，它们一致提出要采取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报复行动。
但是，他说，如果克里姆林宫断定波兰国内危机已使苏联集团受到威胁的话，哪怕付出这些“重要的代价”也算不了什么。
【美联社纽约１２月１４日电】一位苏联问题专家舒尔曼今天说，苏联有范围很广的各种选择办法可以用来对付波兰的工潮，其中包括继续在这个共产党国家举行演习或劝使波兰军队使用武力。
【香港《明报》十二月九日社评】题：十分重大的政治事件
这次审讯，是中国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本质上不是司法事件。
在香港，审讯林江集团的电视播出只短短几分钟，但在中国大陆，每次往往长达一小时以上，法庭上的对话详详细细的播映出来。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政治教育。审讯的真正目的，决不是要在法律上证明十名被告有罪，要达到这个目的，那太容易了，几个钟头就解决了，证据确实，有甚么好辩护的？所以要审这么久，为的是向全国干部、军队、人民上政治课。
审讯林江，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幕后是有人激烈反对的，因为这打击到他们的政治势力。能够这样审，是当前政治路线的胜利，对中国走向合理化、现代化大有好处。
【美国《当今重要言论》双周刊７月１日刊登美国“扬科洛维奇·斯凯利和怀特民意测验机构”副主席约翰·纳斯比特的一篇讲话】题：八十年代新的经济和政治秩序
（一）美国正在从工业社会迅速转向信息社会，其影响最终将比十九世纪美国由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更为深刻。
１９５０年，美国有６５％的劳动力从事工业生产，信息业务方面的劳动力仅占１７％。目前，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已下降到仅占３０％左右，而信息业务的工作人员已超过５５％。信息业务包括信息制作、信息处理和信息分发，现已应用于银行、股票市场、保险公司、教育和政府等部门。很明显，工业化后的社会就是信息社会。在工业社会中，战略性资源是资金，而在信息社会中则是知识和资料。与这一变化密切相关的重要发展是，美国社会对文化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此外，由于社会从工业化转向信息化，其基本结构发生了变化，因而，关于商品和劳务的传统分类办法不灵了，经济学家如果还是按老一套指标去研究经济，那就非出错不可。所以，要了解现状和趋向，就必须要有新的概念和新的资料。
（二）美国政权结构的趋向是地方分权，而不是中央集权，国家权力不仅正在从总统手中转向国会，而且从国会手中转到州和地方。
美国历史上发生过两次促进权力集中的重大事件，一次是经济大萧条，另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促进集权的影响正在缩小。六十年代末，我们放弃了民族融合的神话，认识到正是多样化使我们的社会更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到了七十年代，又出现了法制上的和地区性的多样化，从而扩大了地方权力。由于人们对特殊利益组织的捐助大大超过了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捐助，美国两大政党现在也是徒有虚名了。国会内的独立派人士则越来越多。随着地方分权的发展，美国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地方性的党派，如纽约州的“生活权利党”等。
（三）由于通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全球性经济”现已真正形成；世界正处在劳务与产品重新布局的进程中，所有发达国家的非工业化趋向就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
政治权力分散的另一面是世界经济越来越互相依赖。喷气式飞机和通讯卫星两大发明已使美国成了世界上的一个城镇；由于世界各地瞬息间能分享到信息和资料，现在形成了真正的世界性经济。由于钢铁、造船的世界市场已达到饱和状态，连世界上最灵活的国家日本也将要脱离钢铁工业和造船工业，因为它知道南朝鲜的钢铁工业，巴西、波兰和西班牙的造船工业的成本比它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正处于非工业化的阶段，它们在钢铁、汽车、公路设备、机器制造、服装、鞋、纺织品、器械用具等方面正在失去势头。到二十世纪末，第三世界将生产世界制成品的２５％。因此，发达国家就必须在新的科技和生产领域内发展，如电子工业、生物工业、替代能源和海底开矿等。
（四）美国社会正在朝着高度技术化和技术对人的心灵的高度适应性这两个方向发展；没有后者，新技术就要遭到排斥。
例如计算机这项高度发达的技术，就具有“解放人”的潜力。过去，一个拥有４万职工的公司，对这４万人总是同样看待，而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人们的情况各不相同。现在公司采用计算机对职工保持联系，就能在工资、退休福利、工时、工作目标等方面对每个人作出不同的安排。由此产生了这种趋势，即每个人可以同雇主订立适合各人情况的契约。同时，计算机还使等级森严的组织制度变成为过时的东西，（这就是解放！）过去我们为了同每个人及其要做的工作保持联系，不得不采用等级制。现在用计算机来保持联系，就可以将这种等级制改组成包括许多小企业团体在内的同级水平的体制。因而，金字塔式的组织已被新技术所淘汰。
（五）美国开始了“工作革命”，郎“工作环境”正经历着由自上而下变成自下而上进行管理的基本改造。
美国目前的形势是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它反映了工人们精神上的痛苦。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在工作中得到真正的人格上的满足。因此，美国工人将由一种社会力量来拯救，这种力量可以称之为人道主义化、个人的发展、“发挥人的潜力的运动”、参与企业管理，六十年代的价值标准等等；不管称为什么，都必须同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经济紧急需要结合起来，把美国工人从麻木不仁的生活中解救出来。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美国工业界开始重视日本公司的经营方法。日本工人生产效率之所以高，并不是因为他们象机器人，也不是因为他们顺从领导者。日本工厂的经营管理不象美国工厂“从上到下”’由经理下达命令，而是从下到上由工人们做出许多重大决定。这种作法的全部指导思想在于：工人对本职工作的了解要比别人透彻得多，一旦给以机会，就能发挥其创造性和主动性。前几年日本松下公司接管了芝加哥附近的莫托罗拉工厂，生产星球牌电视机。该公司把６００名监管人员解雇了一半，两年之内生产翻了一番，次品率从６０％下降到４％。通过优质管理，年成本从１，４００万美元下降到２００万美元。这反映出日本人从人类心理学家那里学到并发挥了他们的企业管理技巧。由此看来，在八十年代，管理上的创造性要比技术上的创造性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