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世界周报》１０月１４日一期刊登驻北京记者辻田坚次郎的报道】题：中国报纸实行群众路线，报道姿态变化之大令人吃惊
“这种事情完全是第一次。实在很有意思。因为甚至连发言者的名字也一一报道”——知识分子Ａ先生对有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宣传报道，似乎相当满意，激动地说了上述一番感想。
从８月３０日到９月１０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焦点，当然是华国锋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的辞职及赵紫阳副总理晋升为总理等国务院人事的大幅度变动。
不过，中国的民众，通过内部发行的、专供中国人阅读的转载外电的《参考消息》，事先已经得知了其内容。因此，“建国以来最大的人事变动”，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莫如说报纸的宣传方式给人以新鲜的惊异之感。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以及各报，连日以大幅版面报道了包括姓名在内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发言内容。
日本等西方国家报纸报道国会上议员争论的内容乃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共产党国家却是极为罕见的。
中国几年前，审议内容还是不报的，就连是否已经开会的消息外部也是不得而知的。Ａ先生对报纸姿态的如此变化感到惊讶，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中国的报纸象这样实行群众路线，并非是从人大的报道开始的。在清除“四人帮”后，就已经有了苗头，最近是更为明显罢了。
其第一个特征是重视民众的生活。从中国的报纸来说，作为共产党的宣传机关，是列举党的政策和方针的，具有上情下达的性质。
在民众看来，报纸就是政治学习的教科书。
报纸最近开始刊登了有关市民生活的话题。典型的例子是一份叫作《北京晚报》的小报。《北京晚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刊，于今年２月１５日复刊，很快就成为北京市民爱读的报纸。这是因为该报增加了不少同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甚至刊登有关哪个商店出售什么样的商品、烹调、家庭医学以及市内发生的犯罪事件和交通事故等消息。
特别是充实了文化和体育栏，最近还安排了介绍“当代新星歌手”的专辑。
其它报纸多多少少也表现出了这种倾向。
开始批判高级干部的特权化和官僚主义，这也是一种新的倾向。特别是《人民日报》点名批评同“渤海二号”翻船事故有关系的石油部长宋振明的消息，似乎博得了群众的喝采。
不过，期望报纸起到批评高级干部的官僚主义、沟通领导人和群众的关系的渠道作用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人代会的分组会上，上海市的代表主张：“为了加强民主与法制，应当让报纸发挥它的作用。不管是光明面还是阴暗面全都应当报道，要揭露干部违法的问题。”这位代表说，为此，建议制定“新闻法”，记者可不受党委的检查，自由写稿。
中国尚无民办报纸。官方报纸依靠这条群众路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共鸣呢？消除广大群众对政治本身的不信任感，这是赋予中国报纸的一项重大的使命。
【英国《每日电讯报》１０月２０日刊登驻北京记者格雷厄姆·厄恩肖的报道】题：三轮车又回到了北京
中国的三轮车，在消失了十年之后，如今又出现在北京的街头。
上星期，三轮车工人从北京火车站把旅客运往城区各处，每半英里收费约１２便士（合人民币４角多一点）。
蹬三轮车的几乎全是年轻人，因为国家未能给他们找到固定的职业。这些三轮车工人收费也是非常灵活的。昨天，我雇了一辆三轮车，把我从北京站拉到我居住的外国人公寓的大门口，有一英里的路程，收费人民币两元。
这位蹬三轮车的人在许多骑自行车的人中间引起了奇特之感，有几个人和他并行，问他租一辆三轮车要多少钱，每月能挣多少钱。
当我们穿过繁华街道遇上红灯时，这位１８岁的蹬三轮的新手说：“我预料这个月大约可挣７０到８０元。这个月还算不错。不过这是一种很劳累的工作，并且又快到冬天了。再过一两个月我就不干了，找别的事干干。”
他说，目前拉人的这十几辆三轮车是集体经营的。蹬三轮是政府为了安排一百万城市失业青年最近允许开办的几千个行业的一种。
大约一个月以前，北京的报纸上对于三轮车这个问题有所争论。有的人说蹬三轮车有损人的尊严，其它人则认为这至少可给蹬三轮的人提供生活费用。另外，在一定程度上可缓和北京站外长期以来交通紧张的状况。
中国南方一些城市里也可见到这种三轮车。我的前任记者奈杰尔·韦德今年年初在福建省的泉州乘坐一辆三轮车，由于他身体过重，把三轮车压坏了，因此他在那里还出了名。
八十年代综合商社的基本特征是冒险经营，因此建立敏锐的情报搜集体制以应付政治风险，已成为当务之急。对综合商社来说，“情报就是钱”
【日本《经济往来》杂志１０月号文章】题：活跃的商社情报战——商社经营仅仅“懂经济”已经不行了迅速进入冒险经营的时代尽管人们说综合商社正处于“好光景”，已从这几年的不景气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决算令人满意，但是综合商社首脑的表情却是很严峻的。“在今后的商社活动中，必须更加重视的主要危险是信用贷款危险、汇兑危险、商品投机买卖危险和国家危险等”（伊藤忠商事公司户崎诚喜总经理语），正象这句话表明的那样，八十年代综合商社的基本特征是冒险经营。
今年以来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给综合商社经营带来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苏联军事介入阿富汗，伊朗占领美国大使馆事件，以及美国由此对苏联和伊朗采取的经济制裁措施也波及美国的同盟国日本。
美国对苏联的经济制裁不仅突然限制了日本企业对苏联的出口。由于禁止对苏出口，甚至农林水产省也要求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伊藤忠和丸红四大商社接受美国剩余的农产品。
综合商社的经营完全受到国际政治的摆布。即使是最近，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波兰和韩国等与综合商社交易额高的中等发达国家还在发生动荡。
现在综合商社已经开始谋求加强搜集和分析政治情报，这也是因为国际交易界出现了越发受到政治趋势摆布的倾向，回避危险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有必要进行综合的冒险经营。
八十年代的综合商社的危险比以往的商业危险更大了。因此，确立敏锐的情报搜集体制以应付政治风险已成为当务之急。设立收集国际政治情报机构对于“人就是设备”的综合商社来说，的确“情报就是钱”。在世界上布满蜘蛛网般的情报网也是为了最早搜集到准确的情报。
最大的商社——三菱商事公司在世界各国设置了１１５个海外办事处，约９００名日本人和２，０００多名当地职员从事着搜集情报工作。
甚至被人称为“超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三井物产公司情报网超过了三菱商事公司的情报网。
而且各商社都完善了能在瞬息之间交换情报的联络网。
三井物产把这个机构称作三井全球通信网，专线长达４０万公里，能绕地球１０圈。由于设置了这个系统，仅东京总公司一天就能处理超过８万份的情报。人们说“综合商社只有白天没有黑夜”，这也是因为人材济济，设备完善，人员在世界各地活动。
这个系统有时也搜集世界重大事件的情报。
综合商社过去的一切情报活动都是以搜集与贸易有直接关联的经济情报为中心。人们把这个机构称为“贸易尖兵”和“经济动物”，商社人员的大肆活动使整个世界感到吃惊。
日本商社的工作人员都受过训练：他们可以极贪婪地把认为是赚钱的情报尽快发回东京。因为这种情报的准确性和速度是竞争愈演愈烈的综合商社的命根子。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即使遭到一些小的失败，经济成长力可以补偿这些损失。但是进入稳定增长时代，小的失败也已不能允许了，而且现在已经进入“政治与经济复合危机时代”；进入了视危险的程度如何，综合商社将被置于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的时代。
各商社开始加强情报机能的背景是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
三井物产因为同伊朗搞了个石油化工工程计划，所以迅速地于去年１２月底设立了“中东情报委员会”。
据说这个委员会的业务是以中东各国为中心，对伦敦、纽约等地的海外当地法人发回的有关中东的政治和经济情报加以分析，把分析结果报告给具有代表权的全体干部和有关部门。但是，“最近不仅仅中东，还涉及国际政治和军事情报”。
进入今年以来，设立这种“情报机关”的活动在商社中间活跃起来。
日商岩井公司今年４月也把以前由计划总部管辖的海外综合部和由开发总部管辖的海外开发部合并为“海外业务部”，设立“情报室”作为其下属机构。
其任务“主要是分析国际政治和军事形势，不专门以某一个国家为对象，而是以东南亚国家联盟、欧洲和中近东等地区的动向为对象”（日商岩井公司情报室长南政寿语），例如搜集、分析伊朗革命对其他中近东各国产生什么影响之类的情报。纷纷聚集到政治情报的大本营——华盛顿无论怎么说，国际情报的据点还是美国，是议会所在地华盛顿。
例如今年一月中旬，美国对伊朗采取的经济制裁的趋势如何，引起了人们注目，政府一直采取慎重的姿态。而在这时，综合商社却很快地开始与伊朗进行了新的贸易洽谈。综合商社之所以不等政府作出判断就开始行动，也是因从各商社驻华盛顿办事处得到了美国国务院人士提供的情报：“美国和伊朗出现了和解气氛”。
“总之，最近在贸易中，最注意的是美国的动向。国际关系如此紧张，不看准美国的表态，日本企业就不能做买卖。”此外，美国首都华盛顿作为世界的情报中心，正在日益提高其作用。
现在，综合商社中设有华盛顿办事处的有５家商社：三菱商事（１９７１年４月）、三井物产（１９７９年１２月）、丸红（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７７年，后关闭一时期又于１９７９年４月重开）、住友商事（１９８０年４月）、日商岩井（１９７７年４月）。
如果说起综合商社的海外驻在人员，他们是每天为扩大销路奔走的贸易尖兵。
但是在华盛顿办事处的驻在人员的工作是象新闻记者似地搜集情报。商社进入了搜集情报能力出现差别的时代情报确实具有两重性。准确的情报能够回避危机、扩大销路，相反，情报不准确，甚至由于“冒牌情报”，也会错过营利机会，有损信用。
某大商社的董事长说，情报工作有４个阶段：（１）收集素材、（２）审查素材、（３）作出判断、（４）采取对策。
要从各个角度研究第一线商社职员搞到的情报，然后加以判断，使其发挥作用。这４个步骤如果得以顺利地组织实施，就不会发生问题，但是在严格的工作定额下，从事买卖的商社职员常常是根据自己的判随意处理自己搞到的情报。
此外，综合商社是“人的集团”。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加之商社的组织是采取重叠的纵的事业部体制，所以往往不能很好地进行横的合作。
三井物产的情报网几乎超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它的情报量是惊人的。“情报源源不断地发来，问题在于怎样把它变成有价值的情报，这是最难的。这大概是综合商社的永久课题”（三井物产某干部语）。虽然程度上有差别，但各商社都对此感到头痛。
虽然各商社都设立了国际情报机构，但是真正的机密情报和各国政府内部的动向并非是一朝一夕就能搞到的。
日本政府搞情报的能力还是很弱的。综合商社中甚至有人说：“依靠政府和官厅就没有办法做买卖。”
即使是外务省派遣到国外的工作人员也只不过相当于大综合商社一个社的派遣人员。尽管说最近正谋求加强阵容，然而也不能否认，力量还远远不够。日本驻美大使馆好不容易才设置了负责宣传的人员。与各发达国家相比相差甚远。
商社的人自豪地说：“在伊朗情报、沙特阿拉伯情报和阿富汗的情报上也是综合商社搞到的情报要准确得多、快得多。”这也是由于情报网上的差距和搜集情报能力上的差距所致。
八十年代的综合商社，仅仅依靠“经济动物”的本能已经不能维持商社的生存了。另一方面，综合商社经营愈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怎样控制自己的庞大躯体和怎样回避危险是赋予经营者的最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