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里，外国投资由八八十亿美元增至四百亿美元，法国占第七位。现在正出现反外国的苗头》
【本刊讯】法国《十字架报》九月十六
——十七日发表马尔托兹的一篇文章，题为：《外国在美国的投资：抢夺黄金吗？》，副题是：《十二年里，外国投资由八十亿美元增至四百亿美元，法国占第七位。现在正出现反外国的苗头》，摘译如下：
（原编者按：欧洲和日本的工业巨头，国际财团的大亨，寻求成功的中等企业。这些外国的投资者们正在加强他们在美洲大陆的桥头堡。美国人有些惊异地发现这些外国投资既可喜又不幸：各州之间竞相抬高身价，不动产价格上涨，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的力量得到肯定。）
在一部分美国报纸的渲染下，这种投资运动表面上看来俨如一股汹涌的海潮。在一九六七年，外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为八十亿美元，而现在却达四百亿美元，而且其增长的势头没有任何松下来的迹象。虽然这个数字比美国在国外的投资总数（一千六百四十亿美元）要低得多，但欧洲和日本的投资者在美国投资的增长速度仍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主要的投资者有：新西兰人（九十亿美元），英国人（七十四亿美元），加拿大人（六十五亿美元），联邦德国（三十二亿美元），瑞士（二十七亿美元），日本（二十六亿美元），法国（十九亿美元）和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在几年中，美国人就十分熟悉外国商标了。典型的美国公司（如布里尔克里姆公司、佩普索登特公司、班塔姆图书公司）的产品也转入了外国投资者手中。
是什么原因促使欧洲商人跨过大西洋呢？他们的动机比人们想象的更多种多样和不那么富于政治性。费用相似欧洲的生产费用和美国的生产费用发展的相似，说服了最胆小怕事的人。在一九五八年，欧洲的工资费用只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四十八。几年以来，许多欧洲国家的劳动力的价格超过了美国的水平。
但是，同另外一种现象比较起来，所有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这种现象就是欧洲跨国公司势力的加强。这些公司在欧洲和第三世界立足之后，觉得已相当强大，足以在有利的条件下同资本主义世界最具刺激性的市场对抗。美元的贬值，美国的保护主义反应和欧洲的社会问题一齐加速了这一不可避免的潮流。
总的说来，外国投资者在美国是受到热情欢迎的，这特别是因为他们来美国创造了就业机会。现在，有一百五十万人在企业机构里工作，这些企业至少有百分之十的股份掌握在外国投资者手中。这样，外国公司就雇用了工厂的总数百分之五的劳动力。仿效旧大陆各国、甚至各地区的样子，美国各州奉行了一种很积极的支持外国投资的政策。其中一些州，首先是美国南部一些州，在欧洲（一般是在布鲁塞尔）设有代表处，用以向打算投资的公司解释它们可以接受的援助的形式：劳动者的培训、减少税收、基本建设，工业收入债券（市政府以对新企业有利的条件发行的债券）。农民的敌视情绪农业界的敌视情绪是最强烈的。在一九七七年一月至一九七八年七月之间，外国人在美国购买了八十二万六千英亩土地。虽然这些土地只占美国的农业土地的千分之一，但有些州在农业院外集团的压力下，仍对外国购买者规定了一系列的限制。圣安东尼奥地区（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农场主对我们说：“欧洲人竞相出价，窃取了我们最好的土地。”
向银行界的渗透也正在激起日益增长的保留情绪。外国银行集团控制的银行数目从一九七二年底的一百家增加到了一九七九年七月的三百二十三家。某些美国银行家认为，他们的外国竞争者躲过了美国银行必须遵守的规定。一九七八年的国际银行法为安抚美国银行家的不安情绪作出了贡献。但是，六月二十六日，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海因茨宣布，他将提出一项法案，规定暂时冻结外国集团购买银行，以便研究美国银行家们表示的不安情绪。
剽窃对可能剽窃美国的技术成就的行动所保持的警惕，也是相当尖锐的。因为有些人说外国投资者、首先是日本投资者购买美国公司的唯一目的是要搞到这些公司的技术。但是公共行政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倾向于认为，到目前为止，在外国企业立脚时，美国技术转让是赚了钱的。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月十九日电】（记者：达尼洛夫）国防部长布朗今天在参议院说，美国的国防开支不需要“一辆坦克对一辆坦克”那样地同苏联的国防开支相比，敦促参议院迅速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布朗在参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还警告国会，不要以为拒绝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本身，就是对苏联不断增强军事力量这种作法的回敬。
他在关于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听证会上的证词，是在参议院提出今后三年的国防开支增加二十五亿美元的建议一天之后发表的。这个数目比卡特总统打算提高的数目多得多。卡特总统是要求国防开支增加百分之三，以跟得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一些参议员警告说，如果国防开支不增加百分之五，他们就投票反对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布朗说，美国规划自己的力量时必须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要只是俄国人干什么我们就学什么。
布朗说，“我们的任务是保持一种能反映出我们的目标、轻重缓急的次序和有利条件的平衡，而不是同苏联部队一模一样。因此我们不需要，确实我们也决不应该仅仅设法用美元对卢布、坦克对坦克、人对人地同苏联人相比。”
他又说，“如果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不生效，就需要大大增加开支，结果是安全不会增加，也许是大大增加了危险。”
布朗敦促国会“支持卡特的防务计划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并迅速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他说，“这两件事都做完之后，我们就能在今后若干年内遇到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真正挑战时达到我们国家的安全目标。除非我们这两件事都做完了，否则在八十年代初我们就要在越来越危险的困难局面中做出痛苦的选择。”
布朗没有排除国防开支的增长幅度超出百分之三的可能性。
他说，“我认为增加百分之三可以使我们实现应有的平衡，而且也可以算是谨慎的。然而，我们将继续审查那个百分比，如果那个百分比证明不够，我们会建议增加。”
除非你亲眼看看一个人的家庭环境，不然的话，要真正地了解他的私生活是困难的。在下院是不便闲聊家庭生活的。在议会的走廊里不能明显地表现出家庭环境。伍德罗·怀亚特在《星期日镜报》把下院的内室比做伦敦的智慧之神像与自由式角力锦标赛之间的混合物。
我是头脑里装满了这些东西，在六月份的一个风清月朗的晚上去拜访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那是六个星期中她的第一个空闲或相当空闲的夜晚。他们住在一个简朴的独院里，离金斯大街不远。满脸笑容的丹尼斯·撒切尔开门欢迎我。撒切尔的房子一点也不阴暗、沉闷，恰恰相反。走进大厅，简直象置身于阳光灿烂的户外，因为屋子里陈设的光彩夺目。一楼是餐室、书房、厨房，楼上是会客室、卧室。在楼梯口上欢迎我的撒切尔夫人把我带进休息室，立即给我留下了一种热情、亲切的印象。房子虽然座落在伦敦市中心，但却具有乡村别墅的风味。会客室不大，四周是绘有木兰花的墙壁，中间是壁炉，地上铺着绿色的地毯，室内陈设着盖着印花布的乡村风格的家具。屋里没有油画，也没有画像，只有一张他们访问中国时她给女儿卡罗尔·撒切尔拍摄的照片。这是一间地道的普通住房。除了餐室里悬挂的唯一的一张画像之外，可能令人感到惊讶的是看不出一点威斯敏斯特的痕迹。那张画像描绘了当代传奇式人物，如：盖茨克尔、威尔逊、艾德礼、邱吉尔、麦克米伦以及坐在他们后面的笑容可掬的撒切尔夫人。这里一点也没有议会活动的迹象。尽管有显而易见的社会事务方面的压力，但撒切尔夫妇还是保持着家庭生活的乐趣。
丹尼斯·撒切尔递给我一杯饮料，撒切尔夫人靠在椅子上，脱下鞋，讲述她早年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生活情况。我问她，作为家庭主妇她特别喜欢干哪些家务活？
“我总是喜欢下厨做饭，呆在家里使我有机会试验新的烹调法。当然，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工作是非常繁重的，除了日常琐事之外，还要洗衣浆衫、上街买东西以及准备早餐、午餐、午茶和晚餐。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更多地掌握自己的生活——比方说，只要在一定的时候，把饭菜准备好就行了，自己可以决定下一步干什么、下一顿吃什么、如何整理房间以及请谁来家做客。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招待客人，请客人来家吃晚餐。”
“你现在仍然有时间下厨做饭吗？”
“每当我在家里，早饭总是我做，午饭也是我准备。即使我不在家，我也把东西都准备好，这样，家里人就可以自做自吃。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定时饮食——随时可以吃。我从来就不大知道谁要来吃午饭，谁要来吃晚饭，但是，冰箱里总是有东西可供食用。”
结婚以前，撒切尔夫人曾是林肯法学会的学生。她总是想学法律。当她呆在家里的时候，她也继续学习。一九五三年八月——结婚两年后，她生了双胞胎，一儿一女，儿子取名叫马克，女儿叫卡罗尔。
“我永远忘不了：我生孩子的那天，我们的板球队打赢了澳大利亚的板球队。那天是星期六，四处寻找我的丈夫，可怎么也找不到他。这对孪生兄妹折腾了很长时间才生下来，而他不知到哪儿东游西逛去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仅仅四个月后，她参加了律师业的最后考试，并被录取为律师。“我暗自思忖，如果当时不做出一鸣惊人的事情来，那我真有可能永远不会出来工作了。所以，我报名参加了律师业的最后考试。这的确是对意志的一次考验，因为我知道，除非我考个好成绩，不然的话，我就会前功尽弃。因此，真正坚持学习对我几乎是一个挑战。
“当两个孩子还很小时，又是喂奶，又是洗洗涮涮，这的确是极不容易的事。然而，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帮助。
“我感到有意思的是这对孪生兄妹天生有不同的性格。的确是如此。他们俩的性格差不多自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非常不同。双胞胎要么是性格相差很远，要么是十分相似。如果他们性格不同——一儿一女当然不可能性格相同——那么，他们的差别往往会非常大。马克和卡罗尔就是这样。尽管他俩一岁时，我就开始从事律师工作，但我从未远离过他们。我的律师事务所离家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所以，如有必要，我会立即赶回家。”（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