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八月十一日一期刊登记者莱兰·扬的一篇文章，题为《看的人被人看》，摘译如下：
在中国，了不起的全国性消遣之一就是看人，即使在广州、北京和上海这样一些接待大量外国商人和一批批人数越来越多的旅游者的城市里，看外国人也是中国人一天生活中的重要事情。
对于胆怯的访问者来说，这可能是感到不安的经历，但是，必须承认，中国人认为，对自己觉得稀奇或有兴趣的某样东西盯着看，是一种权利，就象吃了一顿美餐之后要打嗝一样，是很自然的。
为了鼓励胆怯的人，让我谈谈我经历过的最难堪的时刻。事情发生在北京的一家戏院里。我们旅行团到达时，我刚好走在前面，于是我就第一个进场。四千名中国人都站起来鼓掌欢迎我，直至我走完四十码的通道——经历了一次精神摧残——到前排就座。中国人也许不像有些民族那样容易笑，但是，中国人讲礼貌却是无可否认的。
他们尊重游客，反过来，他们也希望游客举止庄重，准时吃饭，准时外出游览，准时休息。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毛的地位处于至高无上的时候，那时，旅游者是从外部世界仔细挑选的，而且要向他们灌输长篇大论的政治说教。现在的中国——几乎同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需要游客。通向从前天朝帝国的大门已经敞开，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还有那么多英国人认为，去了可能再也出不来了。请问，难道中国人在自己的九亿人中竟找不到我们大部分人所具备的品质吗？
自从毛逝世后，中国旅行社已放宽了严格的入境规定，香港办事处每天签发几百张旅游签证。在香港预定的旅游像是进行一次神秘的旅行；游客选择起程日期，确定旅行路线。例如，广州、上海、北京和杭州十二天，或去广州四天，但是，他到了每个地方将观看些什么，却一概不知道。
为了避免在拥挤的中国旅行社的柜台前排长队，我通过我所住的半岛酒店的旅游办事处，预定一次包括去广州和北京的旅游。他们把我的签证和旅行证件交给中国旅行社，不到一天功夫就办妥了，这是人们所指望香港高级旅馆的特等工作效率的例子。
香港开往广州的火车上有空调设备，我的旅伴向我解释他是怎样当了我们三十人旅行团的团长的。他被香港中国旅行社的负责人挑选出来之后，就说他“精力充沛、能干、可靠”，让他担任旅行团长，他的唯一任务就是把我们这个团交给中国当局。
夏天的广州潮湿、多雨。在我们住的白云宾馆，可以用港币现金购买可口可乐。住的房间有基本的设备，很干净。电扇代替了坏了的旅馆空调设备。中国人知道贪图享受的西方人需要比他们所能提供的更为阔气的房间，因此，今年夏天，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到香港去学习。
我们在广州白云酒家吃的十六道菜的宴席是豪华的。
在石家庄，我们观看了针刺麻醉手术，在手术过程中，病人是完全清醒的。偶尔，如果提出特别要求，中国当局也许会同意改变通常的日程安排，参观医院是因为我们团里的医生要求的。病人患的是甲状腺肿大，切除后立刻从手术台上下来同我们握手，并自在地走回病房。我们团有一位妇女看了晕过去。
北京的观光包括参观明陵。陵墓本身是空的，只有游客和介绍陵墓建筑的统计数字。从摄影的观点看，通往陵墓的路却景色优美。这里，威武的勇士、狮子、麟麟和其它神话中的野兽排列在路的两旁，都是用整块的石头雕凿出来的。全体旅游者当然也都去了长城，在那里，我们象周围数以千计的中国人一样吃郊游午餐。
整个旅游的项目中包括参观中国人的家庭、学校、公社、商店（北京和上海的友谊商店中古玩和现代中国工艺品琳琅满目，而在广州友谊商店里却没有什么东西），游览当地的风景区，可能有佛教宙宇，瓷器厂或丝绸厂，或者其它手工艺中心。
游览上海通常包括参观少年宫。在这里，你很可能同一个六岁的儿童进行一场乒乓球比赛，并且被彻底打败。——出租汽车很便宜，可以包一天，也可以半天，旅馆就有租的，虽然，参观活动往往排得满满的，但是，游客可以自由离开该团坐出租汽车、或坐公共汽车、或步行去游览。一天晚上，我坐上出租汽车到广州文化公园去观看中国家庭怎样休息。他们看篮球赛、外省的民族歌舞、电影、话剧和杂技。在举行象棋比赛的地方，每走一步棋，下棋人上面的大棋盘上也移动一步，这样，拥挤的观众都能看到，有的观众还一面观看下棋，一面嘬着甘美的椰子冰棍。旅游者很容易得到这样的印象，以为城市里有数以百万的中国人失业，因为街道、商店和饭馆里总是很挤。工人一星期只休一天，而这一天又是各工厂错开的，这就是说，到处都总有成群的中国人在寻求消遣。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八月二十八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电视节目：有西方色彩》，全文译载如下：
在副总统蒙代尔初次在北京面临中国电视摄影机之前的八个月里，美国和西方电视节目已在逐步侵入中国的电视节目。
在中国的九亿人口中，现在约有二百万台电视机，其中大部分都是象居委会和生产队这样的成批的人一起看。彩色电视机的数目在迅速增加，部分是靠进口，但是截止今年年初，只有约两万台彩色电视机，彩色发射台仍处于试验阶段。
自一月以来，中国人一直在签定合同，购买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广播和卫星技术，以便靠当地数以千计的天线，使中国能收到彩色电视节目。而这个国家的约四十个台的节目（通过馈线转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毛泽东主席统治的最后十年，所播映的几部电影只是根据江青批准的七、八个“革命样板戏”改编的电影。在江青作为“四人帮”成员倒台之后，据说中国的观众埋怨说，这些电影的情节和剧中人物的言行令人厌烦和不真实，并且说他们需要的是一些娱乐而不是宣传。
今年年初出现了突破：来自美国的纪录片为邓小平副总理访美创造了条件；报道他的访问活动；安东尼·奎因“扮演的圣母院的驼背”和吉纳·洛洛布里吉达穿了袒胸的紧身衣服。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七月三十一日以《五百名中国人现在只来了六十五人》为题报道：
根据一项特别计划，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应向德国高等院校派遣五百名大学生，但现在只来了六十五人。他们将在冬季学期开始他们在联邦共和国的学习。德国科学交流中心受外交部委托负责分配奖学金名额，它估计明年还有一百零五名学生抵达这里。在一九八○——一九八一年冬季学期开始之前，一百名高中毕业生中也许会有一部分前来学习，他们目前在德国专家的帮助下，正在上海为进入德国大学的入学考试作准备。
除了一名运动员和一名作曲家以外，中国领取奖学金的留学生全部是攻读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八月三十日发表一篇署名约翰·格伦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的有限的影响》，摘译如下：
（原编者按：本文是美国参院外委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约翰·格伦在华盛顿全国民主党妇女俱乐部的一次演讲的节录。）
今天我想讨论一下“中国”，以及我对中国发挥其威力和影响的局限性的日益了解。从全世界来说，很多人似乎都为中国潜在的伟大之处所影响，而每天同北京打交道的中国在亚洲地区的邻国，却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的局限性。
尽管中国拥有尚未开发的矿藏，但却无法保证北京能够克服不断增长的人口造成的压力。中国的人口大约已经达到了十亿。而且在中国全部土地面积中只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适于耕作……还有，不能指望垦荒和提高农作物产量会使局面大大改善。
然而，中国人有智慧、勤劳、愿意忍受艰难困苦，这是不容置疑的。多少世纪以来，虽然经过长期动乱，中国曾一次次地取得成功。中国历来强调教育，虽然教育从来不象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么广泛，但它却连续不断地造就出随时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训练有素的人材。
今天的中国也不例外。然而，过去十年或十二年间的政治动乱严重地打乱了教育进程。整个一代学者、工程师和机床操作手的全部潜力基本上被浪费掉了。
中共领导在过去三十年中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迅速实现经济现代化。但是，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所有政治派别的人都谋求实现的这一目标却一直无法实现。
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去世以来，通过向西方接近来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倾向增强了。
中央情报局和其他地方的分析家们警告说，中国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一下子购买这么多西方技术正在把它的支付能力消耗殆尽。不仅如此，鉴于中国教育制度长期受到破坏，许多人还对中国是否吸收得了这么多新的工业情报和技术表示怀疑。因此，当邓小平正式宣布中国现代化必须以更加稳妥的速度进行时，人们并不感到意外。
这并不意味着中美贸易会急剧减少。这一贸易很有可能继续增加。今后，谈判可能要拖得久一些，合同的数额会小一些。
但是，归根到底，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盲目乐观的基础上的投资气氛，将对中美两国都是有利的。
虽然中国有四百万人的军队、大约五千架作战飞机，还有一支庞大的海军，它对这一地区的局势发生影响的能力是有限的。看来，有两个因素使中国人受到限制。一是重视人力的人民解放军的防御性质。这支军队似乎是有意识地为保卫中国疆界免受外部侵略而组建的，它没有把力量投送到中国领土以外很远地方去的能力。
另一个因素是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中苏争端。重大的边界冲突发生在一九六九年，曾经谣传苏联人考虑对中国重要目标进行核袭击。当前，双方都在共同边界上驻扎着大批军队，并有许多消息谈到不时发生零星的边界冲突。
这些因素加起来就严重地限制了中国影响东亚局势的能力。例如，当我今年一月间访问中国时，我曾敦促邓小平对北朝鲜做工作，为朝鲜半岛实现和平与稳定而努力。邓总是为金日成的宣传方针辩解，对南朝鲜和美国对朝鲜的政策都提出了口头谴责。
然而，北京在影响东亚局势方面的无能为力可能被夸大了。
中国仍旧是这一地区需要认真对付的国家，而且，在今后若干年里，它会在世界舞台上产生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