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新德里九月十六日电】（记者：巴里·施拉赫特）外交人士今天说，在阿明总理的内阁里剩下的两名军官十四日被解职后，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和轻武器的射击声。
这些人士要求不要披露他们的姓名。他们说，首都的军队很快就动员起来了。他们还说，但是，没有办法搞清楚这次明显的清洗同这些军事活动、射击声和爆炸声之间的联系。
阿富汗电台的一则广播说，内政部长阿·瓦坦贾尔上校和边境事务部长谢·马·亚尔上校被解除了内阁职务。该电台没有说明解除他们两人职务的原因。这两个人是在阿明的执政的人民民主党内部分歧越来越大和这个中亚内陆国家的左翼穆斯林部族人的叛乱活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被解除职务的。
在这次内阁改组后，喀布尔电台的一则广播说阿明会见了苏联大使亚历山大·普扎诺夫。
虽然正式说阿富汗的国家元首是塔拉基总统，但是，五十岁的阿明已经成了现政权的铁腕人物。但是，消息灵通人士说，阿明因在实行至关重要的改革和镇压叛乱活动方面采取了严厉做法而在党内引起了批评。
阿富汗的人士和外交人士说，党内分成亲阿明派和反阿明派两派。他们说，这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前教员，控制着秘密警察和一个独立的告密者网，能有效地制止任何阁员建立自己的势力基础。
眼下还不清楚，被解职的两名内阁部长是不是同情反阿明派的。但是，外交人士说，在陆军中受尊敬的瓦坦贾尔如不解职，有可能对阿明在党政军中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
一年零五个月之前，当时还是陆军少校的瓦坦贾尔首先开始发动政变，他率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进攻前王宫，达乌德总统和他的一些亲属随后在王宫被打死。瓦坦贾尔和空军上校阿·卡迪尔是那场政变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卡迪尔当时曾派飞机支援瓦坦贾尔的行动。一九七八年八月，据传瓦坦贾尔陪同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卡迪尔前往王宫，他们两人间的密切关系从那以后就结束了。卡迪尔在那里以据称图谋政变的罪名被捕。
一些逃到香港的越南难民说，河内热衷于在人民挨饿时对邻国发动战争；反华的只是政府，人民不希望同中国人打仗
【本刊讯】美国《华尔街日报》九月四日刊登该报撰稿人凯·比奇发自香港的一篇报道，标题是《他们指望改善生活，来自北方的难民蔑视河内》，摘译如下：
四十岁的火车司机梁明富说，“早上一醒来想到自己没有前途，那是悲哀的。想到你的孩子没有前途也是悲哀的。你希望早餐能吃到满满一碗大米粥，而得到的却是一点点白薯粥，这是悲哀的。”
梁明富并不是典型的越南难民。同大多数逃离越南的人不同的是，他不是被迫离开或到农村劳改营的华人资本家。他也不是在同美国人合作时过着轻松的生活的“腐朽的南方人”。他是来自北方的越南人，是在共产党政府统治下生活了二十五年和在为争取南北方独立和统一的长期斗争中很好地为北越服务的千百万人之一。
同十几名北方人谈话后了解到的北越生活的情景是十分凄凉的，凄凉到令人绝望的地步。他们描绘的情景是：三十多年来支配越南共产主义运动的年迈的革命家是残忍的老人，他们热衷于在人民挨饿的时候对邻国发动战争。他们认为，这个政权已毫无信用可言。
难民们的主要不满是挨饿。在这方面和其他一些方面，他们的叙述同共产党官员于八月月中对美国客人所说的话（由于缺粮，人民营养不良）完全不符。
也许在谈话中了解到的最惊人的内容是：一九七五年，即共产党人对南越打胜仗的一年也就是一切开始变糟糕的一年。
他们谈到同美国打的十年战争时怀着留恋过去、甚至喜爱的心情。一名难民说，“一九七五年以前，生活非常正常。只是在我们打赢战争之后，一切才开始变糟。”
这些难民说，各级官员的生活都腐败透顶。漠不关心和失望的情绪比比皆是，道德败坏；入夜，河内各公园卖淫生意兴隆；守法公民必须提防扒手。
梁明富说，“做父母的失去了对自己的尊敬，所以他们的孩子们根本不尊重父母。十几岁的人都没有道德价值准则。”
他接着说，“人们被迫偷国家的东西。这是实现平等的一种办法。此外，人民希望拥有他们可以称为己有的东西，即使这只是一个灯泡或一个用过的火花塞。”梁明富说他付了三千越元（约合一千五百美元）才使他和他的家属离开越南。当记者问他钱从哪里来的时候，他笑了。
关于共产党人如何维持对人民的控制，他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线索。他说，“谁也不自愿干什么事情。”他又说，即使在同南越作战的时候也是如此。
他说，“要是一个军人叛逃，他的家属就得不到定量的大米配给。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儿子从军队跑回家。他的父亲设法叫他回去，因为不然的话一家人就得不到大米配给。后来，这个儿子被打死了，他的家庭感到悲伤
——不是为他悲伤，而是为他们的大米配给悲伤。”
陈氏文，三十二岁，高个子的女运动员，她曾经是国家排球队员。她说，“一九七五年以后，一切都变得混乱了。”
她说，“战争结束时，我们都很高兴，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解放了南方，而是因为终于实现了和平。”
但是，战争结束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更多的战争，先是同柬埔寨打，接着同中国打。难民们说，食物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他们还说，由于这个政权要加强纪律，所以结果不是自由多了，而是压迫多了。陈氏文说，“我真不懂，在战争期间，柬埔寨人和中国人是我们的盟友，我们为共同的事业而战斗。可是战争结束后，他们成了我们的敌人。实在讲不通。”
三十五岁的电气机师阮文丹说，“反华的只是政府。人民不希望同中国人打仗。我们世世代代把他们看成我们自己的人。”
护士青氏义和排球队员陈氏文（她们俩人是密友）对河内决定同苏联结盟而同中国人决裂表示遗憾。
青氏义说，“我们需要什么，中国人就送来什么，食物、医药和牙膏。俄国人送来的是大炮和坦克。要是他们心肠好，他们就会给我们送来食物。”
【本刊讯】苏联《今日亚非》杂志一九七九年第七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印度的首饰》，摘译如下：
自古以来，制作首饰就是印度手工业生产中最为发达的一个行业。装饰品是印度服装不可缺少的，有时甚至可以取代一部分服装。
时至今日，印度人仍然把向妇女赠送首饰看作是每个男子的责任。同时，妇女们也有义务当丈夫在场的时候，用各种首饰把自己装扮起来，而丈夫离去后，再去掉一些首饰。寡妇们则不佩戴任何首饰。
早在古代印度就以“黄金和宝石之国”举世闻名了。
首饰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品，而且成为许多仪式和风俗的象征性物品。象举办婚礼这样隆重的大事，就不仅需要为新郎和新娘制作避邪饰物，还需要专门订做许多结婚首饰，如新娘的结婚项圈。当婚礼进行到一定时刻，新郎把这个项圈戴在新娘的脖子上。这个项圈新娘要佩戴终生（如果她没有成为寡妇的话）。
人们认为，手镯是一种象征福寿双全的首饰。习惯上，在举行婚礼的日子要馈赠金手镯和玻璃手镯。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居民中有这样一种习俗，即：送手镯就意味着加入某一亲族，尤其是确立兄弟或姐妹关系。拉查普特人中间曾流传过一种风俗：向一个男子赠送手镯就意味着请求他象兄弟一样地帮助一个女人。如果这个男子接受了这个手镯，他就应该特别关怀这个妇女，甚至为她献出生命，而不索取任何代价。
这种风俗的痕迹至今在“拉什卡——班德汗”节日里还可看到。
过去，男人们佩戴的首饰并不比女人少，有时甚至更多。但是，这个风俗逐渐消失了。现在男人们，特别是那些穿西装的男人，只戴指环，有时还戴手镯。
近年来，城市里上层人家的妇女们开始不戴那么多首饰了。她们一般在隆重场合才戴首饰，如参加婚礼、赴宴或出席外交招待会等。广大居民阶层的妇女则按照宗教的规定，用大量的装饰品把自己打扮起来。德里地区从事于筑路和建筑工作的妇女，以及拉贾斯坦邦、奥里萨邦和中央邦的农家女每天都佩戴着加起来足足超过三公斤重的用银和各种合金制成的首饰。
印度的头饰是一种用小链子和钩子固定在头顶和额部的装饰品。耳环式样繁多，规格大小不一。从一个小花结，或者一块镶边的小石头，直到直径长达五厘米的金属片和花结。还可以见到一种用小金属球做成的钉子形状的笨重耳环。有的妇女在自己的耳轮上扎很多眼，同时戴几对耳环。按照习惯，只有出嫁了的妇女才能戴鼻饰。
手和脚的装饰物是镯子、指环和戴在手背和脚背上的首饰。手镯一般是用金属、玻璃、细瓷，或者用一种当地人称之为拉卡的特殊树脂制做的。人们在森林中采集这种树脂，但是这种树脂并不是树木本身分泌出来的，而是一种昆虫的分泌物。
首饰匠从采集人的手里买来拉卡，把它加热，再和颜料混在一起，然后把小玻璃珠或磨光了的玻璃碎片压进树脂。这种手镯主要是贫穷人家的妇女才戴。
人们一般把手镯戴在手腕和前臂上。有时候，人们戴很多手镯，以至于遮住整个手臂。城里的妇女一般不这样打扮自己，这主要是森林部落的妇女们所特有的一种风格。
手镯分封口式和开口式两种，首饰匠们一般在开口式手镯的两端做成鸟、扁角鹿、蛇、狮子和象的头形。
指环主要是用贵重金属金和银制作的，虽然也有用黄铜、青铜和纯铜制作的。
还有用铜、银和铁的合金制成的“益寿延年”的指环。有时，还用一种含有七种金属的合金来制作指环。
人们认为，按照“纳瓦拉特那”风格（“九宝”）制作的金指环或银指环是吉祥如意的，也就是说在指环上镶嵌九块象征不同星辰的宝石
——金刚石（钻石）、红宝石、锆石、绿宝石、蓝宝石、黄玉、“猫睛石”、珊瑚和珍珠。一般说来，印度人都相信，每一个人都必须戴符合他出生时辰的黄道十二宫的宝石，而所有的首饰匠都是精通这些规矩的。
印度的庙宇是一个大宝库，那里藏有不计其数的珍宝。很多世纪以来，信教的人们按照传统用珍宝供神，以期神仙显灵，把自己的祷告和愿望变成现实。
庙宇随意吞占了这些财富。直到五十年代，议会经过长期辩论之后才通过一项法律，把这些珍宝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
在印度社会，首饰匠的工作历来都受到人们的尊敬，并且得到很高的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