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莫斯科九月八日电】《共青团真理报》今天报道说，一支苏联探险队在中亚细亚山区发现一些似乎是“可憎雪人”的足印。
该报说：乌克兰工厂工人塔斯与他的业余小组，在塔吉克斯坦巴米罗亚拉山区营地附近，发现新的巨大足印。
该探险队是搜索传说中的该种山区野人，随队记者布瑟夫说，一种留下这种足印的生物，曾数次于夜间探视营地。八月二十一日发现的踪迹是十三点九时的大赤足，有歪斜的脚趾。该报刊出该足印套制照片，说是与北美洲发现的这种山区野人的足印很相似。
布瑟夫说，探险队没有见过该种生物，该喜马拉雅山支脉地区的居民对该种生物津津乐道。但是引述该地区一位居民的谈话说，他曾在该地区射击一只长毛类似猩猩的动物。
该报在早些时的一项报道中，曾提及一个牧羊人见到同样的动物在日出时蹲在一条小径上。而在一九七七年的探险中，也有一个探险家在营地附近见到一个毛茸茸的动物。
在一九五八年，苏联胜利学院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有关这种动物的报告，但是一个探险队并没有发现支持各种发现的证据。
说美国五十年代曾让数千士兵在核爆炸地点三公里内作「真实反应」试验，结果使士兵患上了白血病等疾病
【本刊讯】厄瓜多尔《商报》四月二十六日刊登埃菲社发自华盛顿的一条消息，题为《在美国，核试验留下癌症和遗传问题》，译载如下：
几千名美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参加了五十年代在内华达沙漠进行的核试验，他们遭受的放射性剂量大大高于当时认为“安全的”剂量。让他们到核试验场去是为了观察他们对原子危险的“真实”反应如何。
据《华盛顿邮报》获得的陆军报告说，官方的能源委员会当时曾经通知五角大楼，这种“真实反应”对人们的健康可能带来危险，但是，这些意见被忽视了。
一些在那些核试验中被迫遭受大量照射的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今天把他们的疾病（白血病、癌症、遗传问题）归咎于那时遭到放射性的照射。
五角大楼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在内华达进行的原子装备试验有双重目的：执行核军事计划和观察士兵对这种新型进攻武器的反应。
一九五二年以前，部队呆在离爆炸地点六公里以外的地方，但军事当局认为，要他们产生真实的反应，这个距离太远了。为了观察士兵是否害怕核武器，在一九五三年命令他们呆在离爆炸点三公里以内的地方。
一些志愿人员获准呆在离原子弹爆炸地点一公里的地方。
当时陆军高级将领们说：“训练的真实反应必须大一些，为了使士兵有适当的准备，危险必须是真实的，至少他们认为应该这样”。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五角大楼“承担了部队的健康和安全的责任”，使他们遭受超过原子能委员会认为“适度的”放射性剂量。该委员会规定一个人在整个核试验计划中照射不得超过三千九百毫雷姆。
而五角大楼却强迫士兵们每爆炸一颗原子弹遭受六千毫雷姆的照射。
【埃菲社马德里七月二十七日电】（记者：卡尔门·阿尔梅斯托）题：没有几百万美元当不了摇摆舞曲歌唱家
西班牙最近出版的一本音乐杂志发表评论说，今天，在西班牙，当一名时髦的摇摆舞曲歌唱家是相当困难的。“如果想成为这样的明星，首先要成为象洛克菲勒那样的百万富翁。”
不久前，在国内几所大学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有百分之六十的学生梦想成为有名气的另一个特拉沃尔特（西班牙名演员、周末狂欢的著名主角）。
专家们说，这些青年，眼睛只盯着展览橱窗中的明星或某个偶像：对他们的崇拜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但是，在陈列橱窗的后面，却掩盖着一个冷酷的事实：某一个“明星”已足足耗费了五十多万美元。
这样的例子很多。譬如说，某个摇摆舞曲演奏者决定终生从事音乐活动，他必须先准备十万多美元。实际上，这对一个中产阶级的大学生来说都很难做到，对下层的学生来说就更有点望尘莫及了。先不论其艺术水平有多高或音乐知识有多么丰富，仅购买登台演奏所需用的乐器就得花费几千美元。没有一千二百美元，连个音色好的吉他也买不来。就打击乐器来说，根据市场上的价格，一套锣鼓价值三千美元。音响和音色都比较好的一套乐器要花费四千美元。如果初学者要购置一架能录音的质量好的磁石扩音机，没有几千美元是不行的。
据一位歌唱家说，除了购买乐器之外，还要顾用管家、化妆师等等。
花钱是相当多的，要成为一名歌唱家，首先就要准备二十多万美元。
总之，当一名明星或成为有名气的摇摆舞曲歌唱家，简直象一场梦；这对仍然认为可以成为另一个周末狂欢主角的大多数青年来说，几乎完全是一个“禁区”。
但是，目前有一种“很受欢迎的战术”。百分之九十新的摇摆舞曲乐队基本上求助于银行贷款。在工作的头几年，赚来的钱首先用于还债或收回抵押金，然后才能捞取“红利”，如果有运气的话。
说美国和中国并没有结成“联盟”，但中国具有世界政治的份量，当两个超级大国竞争时，中国作为伙伴就具有一种吸引力，谁同北京交上朋友，谁就是强者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九月六日发表一篇卡尔·格罗贝撰写的评论，题为《中国牌》，摘译如下：
中国的对手可以停止颤抖了，也用不着再以忧虑的心情盯着北京和华盛顿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结成“联盟”。虽然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打出了“中国牌”——但他袖子里还有一些别的牌。正如这位在理论上来说是华盛顿的第二号人物——但按照美国政府的现实情况来看，他却是一位远离政权中心的政治家
——在中国经受住了某些政治诱惑一样，他也博得了好评：蒙代尔被认为是华盛顿的一位最有能耐的外交家。
这或许会对美国的内政产生一种反作用。但首先可以得出外交政策方面的结论。这些外交政策方面的结论同超级大国及其可能的盟友之间的关系，同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同较小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有关联的。
自越南战争以来，一般地说地球上每一个大国都有同另外任何一个大国进行联合的能力，而又不影响自己的意识形态。但是某几个国家的联合能力则恰恰是更强一些。对两个超级大国重要的是，它们有一种共同利益：它们都想尽量不让一个新的大国发展到超级大国的地步，为了保住自己的优势地位又都不得不控制军备发展的势头。
这也就是说它们有一种不搞军备的共同利益。
在别的方面则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牌”是很有意义的。中国还不完全是超级大国，但另一方面它已经很强大了，用“第一次打击”的办法是消灭不了它了，而且它具有——别管它愿意与否——世界政治的份量。特别是当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这种竞争的方面占主要地位时，中国作为伙伴就具有一种吸引力了。谁要是同北京交上了朋友，那它就是强者；那么这种力量就会使居第二位的超级大国所作的任何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尝试都不可能实现。如果华盛顿同中国建立过于紧密的关系，那么莫斯科就会感到自己受到了包围，并很可能拒绝搞缓和；当蒙代尔还在中国的时候，他是考虑到这一点的。
如果中国和苏联之间重新眉来眼去的话，那么必然也会使美国妒忌；因为苏中之间的几乎是正式的接触正在频繁地进行着，甚至比当年尽人皆知的美—中事件时美中之间的那种接触还要频繁。
这样一来中国就面临着仅仅是这两个大国目标的危险；真正的独立性迫使它进行多种接触。对北京来说，自从它有了同苏联打交道的教训以来，单方面结成伙伴关系的想法就成为不可想象的了。但仍然有两条道路：处于完全孤立状态，这将会危及到自己的生存；或者是尽可能全面地开展外交活动，而不受最后的约束。那么也就是说，谁打“中国牌”——如果他不是第一个打出这张牌的话——他就增加了中国人的回旋余地。
只要人们能意识到，“中国牌”并不是唯一的一张牌，中国牌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一种比方，那么它就会是一种很好的王牌。因为中国不再是大国的目标。它也在推行自己的政策，不愿受别人的驱使；而这种自己的政策首先是中国式的。蒙代尔看来是懂得这一点的。当邓小平在美国的时候，或许卡特对这一切还并不那么清楚。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九月七日以《中国外贸前景可观财经政策稳定开放》为题，报道美国美华银行主席布拉顿的访华观感。摘转如下：
纽约银行家昨日（九月六日）指出，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的主要对手，所具有的经济潜力十分大。但发展成就仍须视乎它能否有效的运用外国资本和技术而定。美国第六大银行美华银行的主席布拉顿，最近曾到北京和广州访问三日，拜会中国政府和财经领导人。他由中国南下经过香港，发表上述的评论。美华银行现与中国银行维持全面的来往银行关系。
布拉顿称：“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加强贸易的机会，应该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有十分可观的扩展。”
据这位银行家指出，中国所得到的财经援助，大部份都需要透过各大国际银行安排。
布拉顿先生表示，他相信中国近年来外交及经济政策由闭关自守演变为开放，短期内尚不致有重大转向。他说：“这些政策必须经过一段时间考证体验后，才能够全面实行。
“美国在本身技术独步世界的工业方面，与中国通商将会占尽优势。
“大型电脑、先进的电子及探采石油设备和技术便是此方面的例证，美国公司应该从这方面开拓中国市场，预料必可得到接受，尤其是他们若愿意合作投资，结果便会更佳。”
这位美华银行主席最后下结论称：“美国政府、公司及银行都必须变通处理方法，衡量中国目前的情形而满足其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