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伦敦七月二日电】议会一位议员今天要求政府取消对越南的四百五十万英镑（九百八十万美元）的对外援助赠款，因为越南驱赶船民。这笔赠款是为了建造三艘两万四千吨货船而提供的。这三艘船现正在森德兰建造中。西北部萨里的保守党议员迈克尔·格里尔斯说，他将谋求在下院就此问题进行紧急辩论。他说：“这笔赠款是上届政府批准的。本届政府应通知可憎的越南政权：把英国纳税人的钱用来赠给一个其所作所为比希特勒还坏的政府是不恰当的。世界其他国家正在设法向越南政府施加压力，要它改变其残酷的贩卖人的凶恶政策。我们必须由此着手。”
《你停下来计算过在全世界考虑讨论难民问题时有多少船民可能淹死吗？》
【本刊讯】英国《经济学家》六月二十三日一期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明天太晚了》，副题是《你停下来计算过在全世界考虑讨论难民问题时有多少船民可能淹死吗？》，摘译如下：
为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数字作好准备吧：今后六个星期里将会有约十万名印度支那难民死去，除非采取某些措施来改变东南亚的那种恶劣得无法形容的情况。
现在公认的粗略估计是，在东南亚乘摇摇晃晃小船的越南人中，每有一个人登陆，就有另一个人在途中死去。这说明五月份可能有五万人死去，此后，东南亚国家决定停止给予任何印度支那人以避难权，不管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危险。由于从越南逃出的人数越来越多，加上在海上改变航线的和被遣送回国的难民面临着新的危险，所以，若认为从六月月中到七月底将会有十万人死亡，这将是一个可靠的估计。
这是说，除非有人迅速采取某些措施，甚至要在联合国下月在日内瓦召开难民问题会议之前采取，否则将会有十万人死亡。现在迫切需要说服马来西亚及其邻国放弃它们的关门政策。促使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采取残忍的绝望行动的原因是，它们觉得国际大家庭使它们失望了。它们是正确的：今年已安置了四万一千名难民，而每安置一名难民，就又有三名难民来到难民营。
如果正象几位头脑清醒的政治家所说的，越南继续驱赶它的全部华人的话，那这个数目将会变得更大。这个国家的北半部可能不久就不会有华人了：在估计的二十七万华人中，约有二十万已去中国，其余的看来正在逐日到达香港。但南越仍是个无底洞，可能会有一百多万华人（以及人数无法预计的越南人）从那里外逃。不管东南亚以及其他国家如何改变主意，好客的世界是接收不了这么多人的。甚至接收不了那些对他们已定居的国家做出了宝贵贡献的、有才能的、适应性很强的人。长期的、说得过去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在越南。这就意味着必须哄骗、威胁越南政府停止或者使它感到羞愧而停止有利可图地输出那些它对其政治态度感到厌恶的人，停止驱赶它的华人少数民族这种种族主义作法。现在的麻烦在于，越南对柬埔寨以及对它本国人民的不得人心的行为使它成了孤家寡人，能够对其施加影响的朋友和捐助人寥寥无几。能迫使越南停下来吗？比方说，停止援助对这个国家不会有多大影响，因为它每年只从西方获得二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而现在从其外逃的公民身上敲诈勒索所得到的金条却要多得多。（不过日本停止提供二亿一千五百万美元的赠款可能会带来一些损害，这笔赠款去年为越南人进口机器、拖拉机和重要的工业原料提供了资金）。用援助作为诱饵，大概不仅在道义上是令人作呕的，而且也是无效的：比如，可能运去的大量粮食都不会象再驱赶一百万人那样直接地解决越南缺粮问题。
那么什么东西能触动越南呢？举个例说，民族自尊心。越南人可能对西方的谴责无动于衷，但看来他们仍然对他们在第三世界的地位很注意。在本月早些时候在斯里兰卡召开的不结盟会议上，他们为受他们庇护的柬埔寨政权所进行的斗争失败了，这就是一个警告：他们作为勇敢的革命英雄的威望已在下降。现在需要迄今为止一直不愿把这场难民危机归罪于制造这场危机的国家的那些政府发表强有力的声明来加强这一警告。这些国家包括在目前的难民危机中首当其冲的国家（如印尼）；在不结盟集团中能够形成意见的国家（如南斯拉夫）；已遭受过类似灾难的国家（如印度和孟加拉国）。
莫斯科当然是另一个明显可以施加压力的对象。这就意味着向第三世界国家表明，也向美国的参议员们表明，虽然越南驱赶它的华人有其种族主义的原因，但没有俄国的支持，它也不会如此泰然地行动。所以必须向俄国人表明，他们也会失掉某些东西（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如果他们不迫使他们残暴的盟国就范的话。除非下月的联合国难民会议除了讨论资金和住处问题外，还要进行政治谴责，否则这一会议的结果只不过是在止不住出血的伤口上再裹一层纱布而已。
说自一九七五年五月以来已有近七万名苗族人从老挝逃到泰国；美已接收了一万五千多名老挝难民
【本刊讯】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四月十一日刊登发自美国蒙大拿州米苏拉市的一篇专稿，题为《蒙大拿山区现在已成了老挝流亡者的家》，摘译如下：
据曼谷美国大使馆难民事务处的官员说，从一九七五年五月以来，已有将近七万名苗族人从老挝逃到泰国。大约有五万人仍然住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七个难民营里。
从一九七五年以来，美国已接收了一万五千三百名苗族难民。
在蒙大拿州西部的山区，二百多苗族人已在那儿为他们自己修建新的家园。
由于得到了政府的四万二千美元赠款，蒙大拿技术中心正在想方设法帮助苗族人适应在蒙大拿的生活。该中心除了为各种年龄的人开设专门的英语课程外，还开设了汽车修理、烹调、会计和在蒙大拿地区适用的其他技术课程。
大多数难民所能找到的工作是在照管房屋和食品业等服务性行业的服务工作。一些难民妇女已当了汽车游客旅馆的女招待。少数几个当过机修工的人当了汽车修理工。与人们的看法相反，他们并没有使劳力过剩。职业技术中心成人训练班班长米尔克说，“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大多数人所不干的和不愿干的。”
对苗族难民来说，在美国的生活完全不是什么轻松愉快的事。
住在蒙大拿的一个比较著名的新居民，是老挝的“秘密部队”司令王宝将军。王宝在他的大麦农场总部致力于指导帮助居住在美国的一万三千多名老挝人的工作。苗族领导人常常在他那四面通风的农舍里讨论共同的问题。
据估计，在明年还将有七十到一百名苗族人要在米苏拉定居。
说阿明八年的血腥统治使许多地区的男人几乎全部失踪
【本刊讯】新加坡《南洋商报》六月五日译载路透社的一篇报道，题为《乌干达北部看不到一个男人》，副题为《阿明八年统治的政绩》，摘要如下：
阿明八年的血腥统治，已使乌干达北部所有的村庄看不到一个男人。
当坦桑尼亚军队乘胜追击阿明的残兵败将而途经阿乔利和兰戈区域时，发现这些地区只留下寡妇及孤儿。
而在坎帕拉，据在血腥镇压中重见天日的生还者描述，在一九七七年某个时期，每天有两百名来自两个北部部落的男人遭杀害。
目前是乌干达广播电台主任的拉沃科，曾被阿明的恐怖国家研究署押了一百九十六天。他说，他曾看到这位已被推翻的暴君亲手杀死三个人。
一九七一年被阿明所推翻下台的奥博特博士，是来自兰戈部族。因此阿明在入主坎帕拉后的第一项行动，便是对来自这两个部族的数以千计军官与士兵加以杀戮。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一有政变阴谋——或政变风声，阿明便派出其暗杀团北上阿乔利和兰戈地区。
这造成在目前许多地区，年龄介于二十到五十岁的男人几乎全部失踪。
在卡美拉玛杜村的一名年青女人说：“我们这里已没有男人，所有的男人已成为阿明刀枪下的冤鬼。这里所有的只是妇孺及行将就木的老人。”
杜柯罗镇的一名乌干达修女玛妮特说，阿明的属下在兰戈省会利拉杀害了至少两名神父，并洗劫了该镇内的每一间教堂与女修道院。她说：“他们从教会产业中取走了每一件东西，甚至睡床也不能幸免。
兰吉斯及阿乔利是乌干达国内基督教徒最多的区域，该区域的四百名外国教士对本身的安全感到恐惧。
拉沃科说，他亲眼看到阿明将一名警官击毙，而在镇压阿乔利及兰吉斯部族时，戴上防毒面罩的阿明协助殴毙一群士兵。
拉沃科在遭处死刑前数小时幸运逃脱。他宣称在英国圣公会大主教卢武姆及两名政府部长遭暗杀数分钟前看到他们。他说，卢武姆大主教及这两名政府部长是被阿明及其助手杀害的。
他说，他曾目击大主教与两名部长步入国家研究署首长米纳瓦的办事处。而阿明就在这间办事处里等候这三名尚不知大难临头的人士光临。
他说：“我们在办事处外听到阿明大声指责他们。（他说：“我知道你们正在策划暗杀我及推翻我的政府。”）而我们也听到这三人口
口声声加以否认。”
“我们听到一些鞭打的声音，五分钟后，办公室传来卜卜枪响。”
“我们赶紧三步作两步地往楼下自己的军房跑，而守卫前来警告我们，如果我们泄露所发生之事，会活生生地被剥下皮来。”
“不久，一名守卫前来告诉我们，乌干达教会的‘酋长’已丧生，而我们的死期即将来到。”
此后，拉沃科的案子被重新列为“总统案”处理。他与另二十四名政府官员及专业人士遭扣留六个月，而在狱中每天遭受毒打折磨及签署悔过书。
他说：“他们每天杀害了数约一百五十到两百名兰吉斯与阿乔利的族人，直到四月底为止。我在狱中时，他们每天杀害五十人。”
“每天晚上七时到翌晨四时许，刽子手便手持驱牛棍、铁锤及手枪，排列在底层的梯级上候令。”
“当囚犯被带上梯级时，刽子手便向他们身体的各部分攻击。最后，他们的头颅被击中了，魂归天国。”
他说，刽子手包括苏丹南部人士、卢旺达人及一些巴勒斯坦人。
拉沃科在“总统案”的审讯后获判无罪释放，但另外十四人被判死刑，并遭枪决队处死。阿明于法庭开释拉沃科后，又赶派卫士再逮捕他，但他早已逃往肯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