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22日参考消息 第4版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七月十六日译载加拿大《环球邮报》驻北京记者约翰·弗雷泽的一篇文章,题为《从北京到台湾》,摘转如下:
    近三十年来,这个名叫台湾的海岛,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尚未完成的一部分。
    就北京政府来说,这个革命最后的障碍物——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是个不合时宜的错误,不久将会被中国人民纠正过来。
    由于今年年初美中关系的正常化,大陆和台湾的对峙状态将会起一定的变化。
    北京想尽了各种方法促使台湾和平回归祖国,今年元旦中国全国人代会常务委员会特别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北京领导人一再保证:统一后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将不会下降,政治制度和军队也维持现状,只要换上五星红旗,一切都好商量。
    北京对台湾的新政策是如此的合情合理,如此的有说服力,台湾坚拒开始对话的固执态度,显示其好战和制造不必要的危险。
    我是常驻北京的记者,现在到台湾旅行访问两个星期,对北京而言,台湾是中国的一省,手续上没有困难。当我到达台湾时,看情形一定会安排访问蒋经国先生。但是,当我交上一系列要问的问题时,这个访问的机会就烟消云散了。
    在我从北京动身前,我告诉几位中国朋友(他们都不是政府官员),我要去台湾,他们即时的反应是震惊,然后,他们要求当我从台湾返回北京时,对他们作个详细的报告。有一位甚至要我带个口信到台湾去,他的口信是:“请告诉他们,我们不要同他们打仗,我们向他们问好!”
    一个星期后,我同一位年轻貌美而外向的台湾女士坐在台北一间咖啡馆里,她毫无顾忌地批评国民党,我说出那位北京朋友托带的口信,她听后感动得开始哭泣。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一个民族深厚感情的自然流露。
    从“行政院长”以下的每位高级官员,都明确而生硬的表示,同
    中共不对话,不接触,不交流,不妥协,不秘密谅解,一心一意要做个国际孤儿。北京现在全力搞四个现代化,只要台湾的行动不出轨,北京大概不会主动地去干扰它。


    【本刊讯】日本时事通讯社出版的刊物《时事解说》七月三日一期刊登宫冈千代道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稳步而顺利地研制人造卫星,明年可能发射载人卫星,已经拥有四种类型的导弹》,摘译如下:
    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仿佛象嘲笑在维也纳刚刚开始举行的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似的,发射了人造卫星,同月二十五日响亮地发表了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而且发射的人造卫星从宇宙向全世界开始播发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
    之后,在“四人帮”时代,中国的人造卫星研究曾一度被攻击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但是,据报道,截至现在,共成功地进行了八次发射实验,早则于明年,可能争取在苏美之后成为世界第三个载人人造卫星发射国。
    借此机会根据有限的资料,试谈一下中国的人造卫星情况。“第二炮兵”是导弹部队要谈人造卫星,大概无论如何必须接触到作为运载手段的导弹。因为没有导弹,人造卫星就不会升上宇宙空间。
    我不清楚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着手研制导弹的。在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中有叫作“第二炮兵”的名称。据认为,这是解放军的“导弹部队”。据传第二炮兵于一九六五年建立,是在苏联战略火箭部队设想的基础上创立的。由于当时已经到了拥有团或者师级的部队的规模,所以,可以认为最迟在一九六五年以前已开始着手导弹的研究工作。
    一九六○年,在苏联从中国撤走全部技术人员和停止援助后,中国不得不走上自力更生这一荆棘丛生的道路。但是,幸亏这时中国已从苏联那里拿到了几种导弹以及设计图。
    就这样,中国现在拥有四种类型的导弹:按苏制SS4导弹仿造的CSS1(射程九百五十公里、发射重量二十七吨)、按苏制SS5仿造的CSS2(射程二千四百公里、发射重量四十吨)、CSS3(射程六千五百公里、发射重量不详)、现正专心研制的CSSX4(射程一万一千公里、发射重量不详)。其中,被用于发射人造卫星的导弹据认为主要是CSS3。第一颗卫星一百七十公斤据中国公布,中国第一次发射的人造卫星的重量为一百七十公斤。这个数字暗示,它比世界上第一个发射人造卫星的苏联的卫星重量还重一倍;中国早就拥有相当高度的技术。而且,据中国公布,第二次发射的科学卫星(一九七一年三月三日发射)的重量为二百二十一公斤,它再次赋予人们这样的印象:中国的卫星和导弹的技术提高了。在一九七○、一九七一年连续发射了人造卫星,但是,此后这项工作大概也受到了中国国内权力斗争的影响,暂时没有发射上去,直到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才终于发射了第三颗人造卫星。
    与前次不同的是,卫星的轨道非常接近地球。这一点使人们大致看出,中国渐渐开始掌握发射侦察卫星的技术。据中国公布,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发射的第四颗卫星,十二月二日地面回收取得成功。这好象证明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侦察卫星从高空拍照地上的情况,通过电波把这种情报送回地面,或者是采取把卫星本身进行地面回收的方法。如果中国能够把卫星平安地进行地面回收的话,就在实用侦察卫星方面取得了大踏步的进展。并且,不可忽视的是,如果能够回收卫星,就也能够往发射的卫星里装载某种东西、在宇宙进行实验。西方观察家根据上述事实已经表明过这种看法:中国可能已经进行了卫星装载动物的实验。这种看法未必能够否定。已经发射了八次之多从那之后,像接踵似地发射了人造卫星: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发射第五颗,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日发射第六颗,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七日发射第七颗(十二月十日地面回收),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发射第八颗。关于第七颗卫星,中国当局特意公布说,“准确地进行了地面回收”,由此看来,大概可以认为,从宇宙回收了什么东西。
    中国的人造卫星的重量,开始时为一百七十公斤,当然每重复一次就会增加其重量,最近甚至到了有能力把重量一千二百至一千九百公斤的卫星发射向宇宙的阶段。还据说,中国目前正在研制中的CSSX4具有美国大力神式导弹的性能,可以预料,发射重量恐怕也接近二百吨,从这一点来看,发射象载人卫星那样重的卫星也自然是十分可能的。美国情报人士也透露,中国已经结束了动物实验(狗和鼠)。因此,自然可以推测,旨在发射载人卫星的数据可能也相当齐备了。去年访问过日本的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确实说过:“我们已经完成了发射载人卫星的技术。”并且,令人惊讶的是,他也透露了被称为宇宙实验室的空中实验室计划目前也正在进行中。
    中国现在正推进“四个现代化”。发射卫星和核实验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证明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也兼有政治性表演的性质。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今后也将相当注重宇宙开发。


    【本刊讯】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七月二日刊登该报负责采访台湾新闻的记者黛安·英发自台北的一篇文章,题为《台湾:在对中国政策方面的微妙转变》,摘译如下:
    几个月前,六名中国学生(全是三十好几、四十出头的人)来到美国西海岸一所大学。可以理解,他们在面临新的语言和新生活方式的情况下,需要有一段时间来适应生疏的外国环境。
    比较有资格帮助这些学生解除这种困难的莫过于台湾的学生了,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和大体上相同的文化背景;一批台湾学生在经过一番犹豫之后,正是采取了这种合乎道理的行动。他们表示愿给予帮助,而且马上提供了课外辅导,提示在学校里和各方打交道时应注意的事项以及为他们驾车去超级市场。
    这种友好往来顺利地进行着,直至一个过于急切的台湾学生在一家亲台湾的中文报纸上公布了全部情况。这种友好的气氛顿时冻结了。从那以后,中国学生努力同他们的台湾朋友保持一定的距离,井拒绝了乘他们的车子的建议。相反,这六个人联合买了一辆摩托车供外出使用。
    这件事在台湾广为流传,在这里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十分感兴趣对此进行谈论。这件事尽管结果是不幸的,但它表明台湾正在世界上同中国进行着悄悄的和谨慎的接触。而这一次是台湾采取主动,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变化。
    目前两个中国类似的意外相遇在世界各地都有。台北当地的报纸详细地报道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台湾学者和大陆中国学者,在诸如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讨论的情况。
    双方的大学生在欧洲举办联合讨论会,据说,双方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相互问候,而且台湾记者同新华社记者在华盛顿特区的记者室亲切地交谈。
    有些人士说,台湾当局对这类会晤表示默许——只要是非政治性的、是民间的和在台湾以外的地方发生的。台湾到国外去访问的人都奉命遵循蒋经国总统于去年六月宣布的指导方针:他们在这类意外相遇中“应持既不顺从、又不回避”,而是设法把他们的大陆同行“争取过来”的态度。政策的微妙变化并不意味着台湾准备同中国谈判————这里甚至仍忌讳这一话题,因为国民党人太不信任共产党人了。相反,它说明台湾正逐渐转向“和平竞争”——这是因台湾越来越相信台湾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比大陆的优越而产生的一种战略。因此,争取过来已不再带有鼓励中国代表投到台湾方面来的冷战意味,而更多地是企图使大陆中国相信,他们应认真考虑“台湾模式”。
    台湾当局在官方接触和非官方接触之间划了明确的界线。官方接触是绝对避免的;因为台湾当局担心中国会操纵这类会晤,来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但是,在非政治性的国际会议上,台湾代表和中国代表交换看法,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一位台湾官员说:“在会议走廊上如果他们想和我们握手,我们将和他们握手,如果东道国安排我们同他们坐在同一个餐桌上,我们将和他们坐在一个餐桌上。”
    自由委员会是受到台湾实业家支持、并得到政府批准而成立的一个非官方组织,它站在这一运动的最前列。它出钱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成立一个中国学生服务中心。据该委员会主席C·S
    ·沈(他是一位公开鼓吹“和平竞争”政策者)说,中国学生服务中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大陆中国学生适应在美国的大学生活。
    沈先生解释说:“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我们也是中国人,我们可以比美国人更好地帮助他们。”沈先生还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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