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三月二十二日刊登该报记者琳达·查尔顿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美国人回国谈他在中国的生活》，摘译如下：
李敦白在离开美国三十四年以后回国渡假了。他在昨天说：“我认为，我是美国人民的儿子，又是中国人民的女婿，我回国来向家人谈谈我在中国的生活。”
李敦白先生同他的夫人王玉琳三月十八日到达纽约，他们有三个月的假期，以探望这里和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亲戚和朋友，并且作关于中国的报告。
李敦白先生回到祖国，同他的姐姐和姐夫一起住在林肯中心附近的一一座大楼的一套宽敞舒适的公寓房子里。开头几天他花了许多时间打电话给亲戚和老朋友，他对这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离开的国家的最初印象是好的。
他说：“我认为，开头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现在人们的思想开通多了，来自僻远南方的一些亲戚现在对他们的黑人朋友感到高兴和自豪，并且把我介绍给他们。我发现出去买东西时，超级市场的人们对玉琳特别和气。”
他回忆起他到达肯尼迪机场初次遇到海关工作人员的情况。在机场他告诉这个工作人员，他们带有八瓶酒，是在飞机上买来作为礼物的。“他说：‘本来只允许带两瓶，但是由于你三十四年来第一次回国，可以通融一下。’真是非常亲热。”
他作为一个陆军士兵到达中国的时候，他的中文已经讲得很流利。他立即感到中国看来是他要呆的地方，当他解除军职时，他干脆撕掉了他的证件，在中国住下去了。
他开头在国际救济总署工作，逐渐认识了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还认识了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样的外国人。
后来，他作为一名“外国专家”在新华通讯社工作到一九四九年。这一年他以参加斯特朗女士领导的一个美国间谍集团的嫌疑而关进监狱。一九五五年他获释后，到北京电台工作。
他否认他曾经处于有权力的地位，或者谋求有权力的地位，他把身子朝前倾以强调语气说：“我给自己规定一点，不接受任何行政职务。”他说，担任行政职务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不是中国人”。
“我一直以顾问身份做改稿等工作。”
但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期间，他承认他打破了自己的规定，他成为北京电台的三人临时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于是他被江青公开打成美国间谍。
他在叙述过程中插一句话说：“一个古怪的女人。”说到这里，他的夫人低声纠正说：“一个可怕的女人。”他是受江青和她的同僚的“政治迫害”的无数受害者之一。
这次对他的拘留是完全同外界隔绝的单独禁闭，时间从一九六八年初至一九七七年底，将近达十年之久。
他说：“我坚决认为，无论如何”，那些认为所有的美国人不是酒肉朋友就是间谍的人，“将发现实际上并不是那样”。他说，他知道，如果他放弃美国国籍或“供认”是一个间谍，他是会获释的。但是他说，“作为一个美国人的自豪感”使他不可能这样做。
他说，他同周恩来的友谊使他能够在那严酷的岁月里坚持下来。他向周呼吁，要求让他看一份报纸，他的夫人则要求帮助让他们的孩子们重新入学。他说，他始终认为，周最终会占上风，并且认为他是代表真正的中国。
他说：那些把他单独监禁起来的人脱离了正轨。他说，所以他并不怀恨。他实际上感到，文化革命的“大破坏”“已经产生了一些非常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建立牢固的法制的决心”，包括禁止象他经历过的那样在没有经过控告和没有与外界联系的情况下进行拘留。
李敦白特别谈到他在一直普遍地敌视美国
——至少在宣传方面是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长期生活和工作中偶尔得到的印象。
他郑重地说，这种敌视从来不是针对美国，而只是针对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威胁性的某些政策。他说，对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只是看作美国试图在中国“获得一个桥头堡”的表面现象。但是，“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感情一直不变”。
李敦白说，他从来没有感觉到他在中国工作是违反美国的利益的。
事实上，在谈到这种新关系时，他几乎越来越热情奔放。从极为需要的技术和科学知识这个角度看，中国得到的好处是容易谈出来的，但是，美国得到的好处则不是那么具体。
为了替自己解释，他说，“异化”（ＡＬＩＥＥＮＡＴＩＯＮ）这个词“几乎无法翻译成中文，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有个性问题，因为社会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人们感到自己和社会、商店、学校或其他东西是一致的”。其含义是清楚的，美国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
李敦白似乎是个愉快的人，他抱有一个常常得不到支持的信念，就是他的两个国家（中美两国）的利益将无可避免地合流在一起，现在这个信念实现了。他对这两个国家抱有同样的忠诚。他把这两个国家看成是盟国。这两个国家的分歧在他多年来一直坚持认为具有的共同利益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他唯一真正担心的是，苏联将能破坏这个新的联盟，理由是它为了“拯救社会主义”必须这样做。他感到沮丧的是：对华政策可能再次成为美国的党派斗争问题。
他感到懊丧的是，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没有接受访华邀请。李敦白确信，如果他访问中国，“我想他是会了解的”。
因此，在今后的三个月里，他将从这里去西海岸、去华盛顿、去哈佛大学，去他被邀请做报告的地方，看望老朋友和亲戚。他高兴地说：“我要对希望我谈谈中国情况的每个人讲话。”
【路透社北京四月二日电】由美国三家公司组成的一个联合借款团今天同中国签署了一项合同，承担了在北京建造一座巨大的贸易中心的设计任务，这个贸易中心将为成百上千的外国人提供居住和工作的场所，其造价可能达几亿美元。
这个借款团坚持说，这个合同是进行这项设计工作的一个牢靠承诺，尽管凯泽工程公司高级副总经理杰西·泰勒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设计竞争在美国是常有的事。他说，中国可以“在中途变卦，但是那样做会损失时间和几百万美元”。
计划在北京主要大街上建造的中国外贸中心将是一个占地面积大约三十二万五千平方米的一个联合设施，其中包括一个办公楼、一个饭店、常驻外国实业家及其家属的住所、会议中心、商店区和娱乐设施。
泰勒说，这个中心将在一块四十英亩的地方建造起来，预料一九八○年开始施工，一九八二年建成。
泰勒说，“联合借款团在考虑建四十至五十层的办公大楼，而中国则在谈建一个拥有八百至一千个房间的饭店。”
这些都将是“国际实业家的标准，而不属于豪华一级的标准”，因为这个饭店不打算住游客。资金问题正在由纽约大通银行安排，这家银行三月三十日同中国签署了初步提供三千万美元贷款的文件。
借款团估计，兴建这个外贸中心在高潮时期将需要六千名中国工人，还要六十名左右外国专家。将需要进口“大”量的建筑材料。
泰勒说，外贸中心将完全属中国人所有，尽管管理事宜尚有待于决定。
【本刊讯】香港《快报》三月十三日发表一篇评论，题为《英文不是这样学法的——评当前大陆“英语热”中的一些偏向》，全文转载如下：
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推展，大陆正在掀起一片如痴如狂的学习英语热潮。北京外文出版社去年底出版的英语基础读本，印数以百万计，还来不及运到长江以南已被抢购一空，连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也买不到。有亲友在香港的人，都纷纷寄信要求邮寄英文教材，港币一千九百八十元一套四盒的灵格风英语教学录音带被买到几乎断市，售价八十五元的一套六册《英语九百句》更成为当前香港最畅销书，据一份左派报纸报道：这套书“去年上半年市面销路几等于零，近半年来每月销量为一万套，前后差别为一万倍，此数字确非出版商事前所能预料！”从这项报道中可以看到这套畅销书并非供香港的需要，而全部是寄往内地的。
内地人民渴望读书，是可喜的现象，和“四人帮”专权时期鼓励交白卷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英文是吸收现代化科技必须掌握的工具，在目前中国大陆尚没有足够翻译人才和没有充分纸张及印刷设备的条件下，要学习现代科技就必须先掌握外文作为工具。但是象这样一窝蜂式的学习方法，却大堪商榷。
任何一个民族学习任何一种外国语文，都不外乎由浅入深的四个阶段：看、听、讲、写。
如果放弃一切其他学习和工作而专攻一种外文，大约三至五年可以完成这四个阶段。而一般学生和有生产任务的人，则需十至二十年。现在内地所需要的不是培养大量英语专业人才，而只是希望把英文作为探求其他专业知识的一种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看得懂与自己专业有关的英文书籍就够了，学习听、讲、写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千千万万人埋头在“灵格风”和“九百句”中，未免是全国性的严重浪费。
一般人学习外文（包括现在香港的教育方法在内）都是把这四个阶段混在一起逐步渐进的。但从六十年代初期起，美国教育家们已创造了一种先进的外文教学方法，可以把这四个阶段分开来，按学习者的需要“各取所需”。
这里举两个例子，可供内地教育当局参考：六十年代西方反共反华高潮时期，英美两国分别致力培养中文人才。英国以里兹大学为制造“小中国通”的摇篮，美国则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为摇篮。里兹采取普通的教学方法，即把四个阶段混在一起进行。结果四年制毕业的学生，能看懂《人民日报》标题，听懂七成普通话，讲几句应酬话，写一封短笺中国人看不懂。而哈佛采取两年制，把四个阶段分开，一部分人只学看，另一部分人只学听，毕业后需要深造的人再学两年讲和写。专学看的人，在学满两年毕业时，能把《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正确无误地译成英文，但如果有人把这篇社论读给他听，他一句也听不懂，因为他第一年学的是中文单字和词汇，第二年学的是中文字句结构，完全用他的母语英文讲解，不需要他知道这些字和句的读音。今天内地急切需要的是大批能看得懂英文科技书籍的人材，如能派几名教育专家去美吸取哈佛先进的教学方法，当比千千万万人捧着“九百句”背诵“我能有荣幸跟你跳个舞吗？”实际而有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