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双方会晤的主要内容是缓和—安全一军备水平三重内容以及欧洲裁军和中国有力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两个题目
【本刊讯】法国《费加罗报》四月二十六日刊登马费尔的一篇文章，题为《国家元首在莫斯科呆四十八小时，德斯坦和勃列日涅夫加固缓和》，摘译如下：
德斯坦到达莫斯科进行他担任共和国总统以来对苏联进行的第二次访问。
一方面，苏联人希望在西方有一个与之对话的伙伴，因为美国目前外交的难以预料的特点，使他们在想与美国进行享有特权对话的深厚倾向中感到局促不安。另一方面，法国希望仍然是苏联的一个享有特权的对话者，它认为，特别是在欧洲，和平与缓和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巴黎和莫斯科之间的对话。
当然，会晤的主要内容，将是德斯坦和蓬塞为一方，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葛罗米柯为另一方之间交换政治观点。这些政治观点的交流，主要涉及到缓和—安全—军备水平三重内容和两个主要题目：欧洲裁军和中国有力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缓和与危机德斯坦坚信苏联领导人不是“冒险主义者”，坚信不管在较短或不那么短的时期内未来会怎么样，都没有理由使这种客观形势发生改变。
弗朗索瓦—蓬塞也于三月十九日在对第二电视台的谈话中为缓和政策辩护：“缓和不是要使危机不出现，而是要避免危机萌芽……。缓和能够限制危机的严重性。”外长认为实施这一思想就是“克制”，而苏联在中越冲突时就表现了这种克制。
但这些看法并不意味着今后一切都很好了，我国再也没有必要忧虑了。
虽然法国人和苏联人在莫斯科会谈时首要问题是这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话者们将在所有问题上看法一致。裁军：两个方案德斯坦的主要目标有三：在缓和问题上得到保证，即获得苏联人在某些问题上的明确说明，例如欧洲的裁军问题或以—埃和约签署以后近东的前途问题（法国对这一和约表示不信任，而苏联则公开敌视这一和约）；开展法国和苏联在任何危机形势下的政治磋商；说服莫斯科把中国纳入缓和的进程。
关于这些有分歧的问题，尤其欧洲裁军问题，苏联的分析是以完全不同于法国的出发点进行的。
俄国人受到他们历史的限制，脑际里萦绕着被包围的图景。莫斯科认为，包围是在一种引人注目的形式下出现的：在西边，整个欧洲—美国；在东边，又以美国为直接背景的中国—日本集团。目前，是中国使苏联领导人感到痛苦，这就使它对最近同越南冲突所持的克制态度更值得称赞。
然而，巴黎人士指出，这一冲突使莫斯科重新控制了河内政府，苏联人似乎不大欣赏河内政府在印度支那的帝国主义行径。
裁军将是另外一个大主题。主要涉及到欧洲，对于它，现有两个草案：
一、勃列日涅夫最近建议缔结关于使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互不侵犯公约。二、法国的举行欧洲裁军会议计划。
如果说巴黎对勃列日涅夫的方案不热心的话，莫斯科对德斯坦的欧洲裁军会议方案更不热心。
因此，在裁军方面，除了申明大的原则和苏联对看到法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事表示的满意之外，大概不大会有一致之点。无论如何，谁也不能指望得到另外的结果。
但是，这将不会妨碍法国和苏联在德斯坦的访问结束之后发表一个重要的共同声明，人们已宣布这个声明将是重要的。
这个声明无论如何将带有一个崇高的名称：“本着缓和与和平的利益发展法国和苏联之间合作的计划。”
【路透社莫斯科四月二十八日电】苏美两国今天从监狱里释放了七个人，这使人们再次回想起东西方交换间谍的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即拿美国的Ｕ一２间谍飞机飞行员鲍尔斯交换苏联间谍阿贝尔。鲍尔斯和阿贝尔的交换是在冷战高潮的一九六二年的一天晨雾中，在柏林寂静的格林尼克桥上进行的。
自那以后，或是通过不露面的中间人，或是通过悄悄的秘密外交，安排了多次交换。但是最近的这次交换看来，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迄今安排的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次交换涉及到的人有苏联从监狱中释放的五名政治和宗教方面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美国释放的去年在美国抓获的企图窃取国防机密的两名俄国人。
这次释放的持不同政见者当中，最著名的是金兹伯格，他是流亡在国外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密友。另外四个人是：迪姆希茨，库兹涅佐夫，莫罗兹和文斯。
金兹伯格先生去年七月以反苏煽动和宣传的罪名被判处在“特别劳动营”服刑八年。对他以及另几位持不同政见者的审讯曾使美苏关系出现新的紧张局面，并引起西方的一片抗议声。
迪姆希茨先生和库兹涅佐夫先生在所谓一九七○年列宁格勒飞机劫持案件的审讯中曾被判处死刑，但是在人们广泛提出抗议以后，他们的判决减缓成十五年徒刑。莫罗兹先生是一位乌克兰历史学家，一九七○年因反苏宣传罪名被关进监狱。在宣布这次的措施后，二十名美国参议员呼吁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允许莫罗兹先生接受哈佛大学的聘请到该校任教。
文斯先生被监禁的罪名是煽动苏联公民从事非法活动。与这批持不同政见者相交换的两名俄国人是切尔尼亚耶夫和恩格尔，这两个人因从一名双重间谍那里接受海军秘密文件，而于去年十月在新泽西州被判处五十年徒刑。
说苏政策的目标是让农村再度自给自足，以便减轻城镇肉类供应的压力；正在鼓动工人和城市居民经营自留地生产付食品
【路透社莫斯科四月一日电】面临着国营肉店门前越来越长的队伍和人们对空空的肉店柜台的抱怨，克里姆林宫承认它的空论是无效的，提出在后院养一只猪，可能解决问题。
由于苏联广大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不能满足需要，莫斯科已经答应帮助农业私营部分提供农产品。
一向并不怎么赞助私营部分的共产党报纸《真理报》，已经敦促地方当局鼓励每一户农民养家禽、猪、兔子，如果可能，再养一头奶牛。
《真理报》表扬了已经做到这一点的一位国营农场主席，这位主席对他的农业工人的自留地提供饲料、交通工具和其他必需品。
报纸引用这位主席的话说：“没有家庭副业的农民是什么样的农民？当农民到城里去买肉和牛奶时，我们已落到了何等地步？”
现在苏联报纸几乎每周提醒农民（两亿六千万人口中的约一亿人）：私营农产品是有利可图的。自从三十年代早期，斯大林用武力把农民赶进大规模集体农庄以后，一些只有几百平方米大的小块自留地还是保存下来了。
集体化牢固地巩固了共产党对农村的政治控制，但是给人和经济造成了灾难，它带来了一次饥荒，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农民屠杀牲畜。
从那以后，作为苏联经济孪生支柱之一的集体化农业和国营工业结合起来，要取消甚至改革这一个永久性的结合，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同时，小块自留地一直养活着苏联一大部分人。
按照官方的数字，自留地现在提供四分之一的苏联蔬菜，三分之二的土豆，三分之一的肉和牛奶。而党的理论家们总觉得自留地是一种效率低、不合时代的东西，它将在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消失，现在只是因为绝对需要才使其存在。
勃列日涅夫主席的前任赫鲁晓夫作为共产党首脑，曾经想限制农民的自留地，让他们在集体农庄更勤奋地劳动。
赫鲁晓夫倒台以后，新领导在一九六五年着手一种新的开销大的农业政策，断定少花钱是绝不能获得长期的成功的。
从那以后，数以十亿计的卢布的巨额资金投入到苏联的农庄里，但是成功被灾难打断了。
一次这样的大灾难是一九七五年谷物收成不到一亿四千万吨，接着是一次大量屠杀牲畜，这样就把慎重提出的迅速提高肉和牛奶产量的计划推迟了三、四年。
苏联的统计资料表明，虽然自从一九六五年以来农产品已经增加了，但增长速度太慢，满足不了大多数人居住的城镇对肉的需要。
较高的购买力指的是，现在每一个苏联公民一年吃五十七公斤肉，而一九六五年是四十一公斤，在同时期城市居民人口（在国营商店买肉）已经增长了大约三分之一，也就是四千万以上的人口。
这个计算意味着全国性的肉类的缺乏，官方承认这是一个需要几年才能解决的问题。
克里姆林宫政策的眼前的目标，看来是让农村再度自给自足以便减轻城镇肉类供应的压力。
勃列日涅夫自己已经一再敦促苏联广大农业官僚们给自留地的主人一个好机会。这就是说，要给他们饲料、工具、养小牲畜并且保证他们有出售商品的市场。
过去两年多鼓励私养牲畜，使得农民私有牲畜的头数，在多年减少之后，现在又稍稍地增加了一些。但是有些迹象表明，尽管勃列日涅夫个人支持这个想法，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全心全意地支持的。
最近在这里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农业部长麦夏茨的发言，听上去显然对自留地缺乏热情，他把自留地描述为苏联农业中不那么重要的一部分，政府将不干涉。
莫斯科报纸《农村生活报》同反对自留地的观点进行辩论。
代替自留地的一个不那么有争论的做法也正在得到官方的鼓励，那就是一个工厂或者其他机构占有小块地。想法是如果一个工厂有一个小小的猪场或者家禽饲养场，就能供应它自己的工人食物，进而减少国营商店的排队行列。
城市居民也能有最大六百平方米的自留地，可以养二十只鸡，五只兔子和五箱蜜蜂。
这比农村里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农民所能弄的要少，一般允许农民养一头奶牛，一头小牛，两、三只猪，十只绵羊或山羊，一定数量的鸡、鹅、鸭、蜜蜂和兔子。
据苏联官员说，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不是规章和限制，而是难于说服新式农民回去经营自留地。更多的新式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大规模的企业单位，它的工人并不是住在象画上那样的木头村舍里，后面还有一个花园，而是住在楼房里。后门外边没有地方养鸡、且不说养一只猪或者一头母牛了。
莫斯科州的最高农业官员对外国记者说：“现在的农业工人晚上宁可看电视上的冰球，从冰箱里拿出他们的牛奶和肉。”
小的私有部分和巨大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之间在规模上的绝对区别，似乎使得克里姆林宫要想促使这两者合作的目标更难达到。
在克里姆林宫的计划中，作为美国和西欧农业骨干的中等规模的农场，丝毫不加考虑。
在工业基础上建立庞大的专业化农场的政策，已经破坏了俄罗斯农民的传统的后院技艺。
新的一代农民，再也不学怎样挤牛奶、剥兔皮、熏肉或者治疗病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