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北海道新闻》三月九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东功的报道，题为《当代中国的“七大怪”》，摘译如下：
俗话说“脾性人人有”，况且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在北京生活，也有些事情令人摇头：“这是为什么呢？”偶尔问中国人，也不清楚，这恐怕是因为对于处在现代化这一巨大转折点的变革期的看法，在中国社会中也还没有明确地固定下来。下面就是我在这种意义上，于最近切身感到的“七大怪”……雨中洒水北京市内的主要街道，白天用清洁车，晚上用洒水车打扫得很干净。这是值得日本在管理公路方面学习的。但是，在下着瓢泼大雨的夜晚，洒水车照样定时洒水，刹那之间，使我感到惊奇。我的一位中国朋友轻蔑地说：“那是官僚主义。”
如果说出色的计划性是社会主义的长处，那么一旦计划决定下来，往往就没有责任了，这是一个缺点，似乎很难兼顾。我是不讲卫生的人不愧是搞人海战术的国家，例如公园里的清洁工也要比日本的多得多。而且很热心，连树荫下面的一根杂草也不放过，地面到处是光溜溜的。我觉得，保留杂草，至少可以使被称为“黄尘万丈”的那种尘土飞扬的情形得到一些缓和，但是……这姑且不说，虽然清扫得如此热心，但是每到星期天，纸屑和苹果皮满地都是，甚至连插足的地方都没有。
中国人爱随地吐痰，这是“闻名的”。但是，当看到人们在正收拾垃圾的清洁工面前随便抛香蕉皮之类的东西时，使人对中国“分工制度”的彻底感到惊讶不已。不过，在空罐头盒成山的日本游乐区，情况也和这差不多。电话号码是未知数警察的紧急电话好象是一一○，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也是间接知道这个号码的。即使向百货店打电话问什么事情，也不容易。这是因为不知是什么原因而不向外国人出售电话号码簿的缘故。据说香港商人注意到这一点，便把收集情报了解到的号码编成《北京电话簿》，很受贸易公司人士的欢迎。外国人特殊中国人好客，这已有定评。特别是外国人很感激那种优厚的待遇，但是因此而受到“限制”的一般中国人的心情肯定是复杂的。最近开始营业的画店，报纸上也作了精采的介绍，然而不久就成为外国人专用的了。询问其原因，得到的说明是：“人多拥挤，外宾就无法仔细看了。”
后来似乎是因为影响不好，又再次向中国人开放了。但也许是走向了反面吧，甚至钢板刻印的大字报，也以十倍的高价向外国人出售。对外国人的特殊对待太过分了，看到这种偏向令人有点担心。可怕的姑娘在商店里，如果年轻的女服务员说一声“没有”，那就不能再去多问了。因为再问也是白搭，更可怕的是惹她生疑，遭到白眼。倘若想问一问什么地方有卖的和什么时候进货，最好是问中年以上的店员，这是在北京买东西的诀窍。
年轻的女性为什么会这样凶呢？听说这也是文化大革命过分强调从炊事员一直到洗衣服的都实行男女平等所带来的“后遗症”。但是，由一如往昔的温柔的姑娘主演的香港电影，最近在电视里也大受赞扬。由此看来，在中国社会里也许即将恢复对“女性风度”的向往
。“红旗”老爷当你在一时谢绝一般乘客进入的北京车站，对迎送国宾的盛况感到钦佩的时候，高级“红旗”轿车鱼贯而入，直抵月台，令人吃惊。只有党和政府要人可以乘坐的“红旗”轿车，竟是那样的有“威信”。即便是在街上，一遇红旗老爷驾到，红灯也马上变成绿灯。
当你走在前面，听到“红旗”轿车鸣喇叭，让你“躲开！躲开！”而未来得及躲开时，以凶猛之势追赶上来的“红旗”轿车的司机就会露出严厉的神色，拿眼睛瞪你一下。但是，“红旗”后座并无人影。就是说里面并没有要人乘坐。摸黑开车在中国夜间开车需要有相当大的勇气。因为开车时不能打开前灯。只能依靠象火柴光似的小灯来驾驶，如果从黑暗中突然出来一个障碍，顿时会吓出冷汗一身。
“因为中国的汽车没有调整灯光远近的装置”，这种解释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中国的技术水平也不会低到连这种简单的装置也制造不出来的程度。随着车辆的剧增，交通事故也不断增多，目睹这种现状，对“摸黑开车”之谜更不可解了。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三月十八日以《美浓部知事回国后会见记者说北京也为公害而苦恼，比八年前大为“自由化”了》为题报道：
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出席东京和北京结成友好城市签字仪式后，于十七日从北京回到日本。
他在东京会见记者时，对北京的印象谈了大约三十分钟，他说：“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我认为，这是由于重视象征着日中友好关系密切程度的东京和北京友好合作之意义的缘故。”
据他说，十五日深夜他同华国锋主席会谈了一个半小时。
在谈话中，华国锋主席谈到有关中国城市的三个问题，即公害、住宅困难和交通混乱。
华国锋主席说，北京市存在的问题是，东城工业地区出现了公害；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在“四人帮”时代却停止了修建住宅。因此，新建的住宅供不应求。对已经陈腐低矮的房屋进行改建，老年人有抵触，不愿搬家。此外，还谈到，北京市里有三百万辆自行车，使汽车通行困难，因此而经常鸣笛，致使噪音严重，难以解决。
原居住者反对重建城市，自行车占据了广场，如此等等，在东京也曾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因此，美浓部知事表示“同病相怜”。
在八年前，即一九七一年，美浓部知事曾访问过北京。与那时的印象相比较，他说：“同那时比，北京的气氛不一样了。那时，因惧怕‘四人帮’，不敢说心里话，警惕心理很强。但是，现在已大为自由了，就是对我的批评性谈话，也坦率地接受了。我把这一问题说给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林乎加，他回答说‘是这样，我们也真正感觉到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