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25日参考消息 第4版

    【本刊讯】纽约《美洲华侨日报》三月二十一日发表评论员毕锋的一篇题为《乱学时髦、洋人屁香》的文章,全文转载如下:
    周一,北京出现几个西方模特儿。据说,她们还穿上光着肩背、露出大腿的时装,随着西方热门音乐,在四百中国人面前扭扭跳跳。又据说,女观众见状,双手掩面,男观众目瞪口呆,望着天花板。这样的所谓“时装表演”,称之为闹剧,殊不过份。
    安排这出闹剧者是何许人也?原来是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目的何在?据称是邀来巴黎一流时装专家向中国纺织界介绍世界先进的时装,以便使中国纺织品打进世界市场。这番“道理”还有这样一个逻辑:制造的服装要追上“时髦”可以赚外汇,外汇有助四个现代化。奉劝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负责人在搞另一次类似闹剧之前,最好先行化点心思调查研究,了解一下模特儿时装表演在西方服装市场的价值如何?有多少大批制造的布料或成衣是根据模特儿所表演的服装去制造?时装表演在时下西方文化生活中代表了什么?不要听见“时装表演”,就佩服得五体投地,别人一声“时髦”,就自叹不如。这样的态度,与认为洋人放个屁也是香的,并无分别!
    中国当局最近强调整顿社会风气,疾呼青年不要忘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北京、上海的报章多次出现读者投书,抨击社会风气败坏。不料此际,在北京竟出现几个穿着奇装异服的西方模特儿,在众目睽睽的场合,大扭大跳,这难道又是建设四个现代化必需的东西吗?一方面刊登工人指责青年人只学时髦、不务正业的文章,另一方面却公然引进“超时髦”的表演,华侨们对此等现象感到痛心!外国人将这种自打嘴巴的政策引为笑柄!
    中国要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非资本主义现代化。敬请与这次闹剧有关的当事人不要忘记这么一段话:“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在全中国上下大搞四个现代化之时,这样的话显然特别宝贵。


    【本刊讯】香港《明报》二月十八日以《大陆货在港销路渐降原因甚多》为题报道:
    (原编者按:大陆货渐渐不受港人欢迎,销路日趋下降,原因是缺乏市场调查,忽略了港人生活水平提高的各种因素。但大陆公司仍其门如市,这是因为海关放宽限制,大陆货内运增加所致,并非港人用大陆货增加。)
    有些厂商忧虑大陆货会抢去产品的市场,特别是一些以本销为主的厂商,更显得忧虑,但是当他们看到一些市场调查的报告书后,才发觉这种忧虑是多余的,他们又满怀信心了。
    事实上大陆货来港推销,一向缺乏市场调查,他们运来香港的货物,只有粮食、中国药材和副食品是最畅销的,其余的商品的销路,已从高峰上下降,但他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是缺乏市场调查的结果。
    最近一家市场调查公司,发表了部分大陆商品的调查报告,据指出:就啤酒而言,大陆啤酒只占全港啤酒销路的百分之十五。售价虽廉,而且花了很多广告费,还有奖品,而销路却无法与本港的生力啤对抗,亦比不上其它外来的啤酒。
    其它的酒类,在烈酒方面,更无法与白兰地竞争市场。这类属于“土炮”的酒,在抽样调查中,只有百分之九酒徒是饮“大陆土炮”的。
    其它日用品如洗衣粉、肥皂,牙膏、朱古力、饼干、化妆品等,竞争力更微弱,而且销路是下降,而没有上升迹象。
    中共负责外贸的官员,已开始注意到市场调查,他们希望扭转销路下降的趋势,曾和本港一家市场调查公司接触。调查规模相当庞大,费用极为昂贵,但中共官员亦愿意考虑。可见中共外贸部已重视本港的市场调查。
    上述的市场调查报告只是其中之一,照记者所知,另有一份调查报告,是关于纺织品方面的。据指出:大陆的成衣货品,品质已追不上香港货,而规格却又不尽符合港人的需要。
    国货商人只从款式方面模仿香港时装及日本时装,提供生产部门参考,却忽略很多重要的细节,例如包装方面,品质方面,腰围和胸围臀围的比例方面,都不符合港人的身材,穿起来不及港货和日货的舒适和大方。
    有一件非常细小的事,大陆时装竟然十年来完全没有改善,亦足证他们没有做过市场调查。没有广泛和消费者交谈及询问消费者的意见。这是传统中国服装的钮扣,这种扣多用于男女装的对胸棉袄,一边是钮(俗称钮公)一边是钮耳(俗称钮乸),这种钮扣不是太紧,就是太松,紧的在扣钮时非常难扣,松的则只轻轻一转身便钮扣打开,使用者慨叹不已。
    大陆服装的主要顾客是上了年纪及朴素型的人物,因此传统性的服装较为畅销,而这些服装已是本港制衣厂所不生产的,因此不足以威胁本销的厂商。近年来在售价方面,大陆服装亦渐减弱了廉宜的优势。小贩认可区内出售的本港时装已达到价廉物美款新的三大优点,吸引了本港的年青一代的消费者。小贩认可区无形中成为香港人用香港货的主要市场,政府认可这些贩卖场所是非常明智的,这些小贩区所出售的本港产品,在晴朗的日子里,每天的营业总额,都超过任何一家大百货公司的营业额。虽然,小贩认可区出售的纺织品亦有大陆货,但比例是很少的,主要货品仍是香港货。
    另据记者所知,大陆货品在本港市场上销路下降,是和港人的生活水平日渐提高有关。十年前是大陆货品销路最全盛时期,当时的生活水平不高,人们利其价廉,用大陆货的最多,但时至今日,生活水平提高了,消费者宁买较贵而品质较佳的货品,因此大陆货在港的销路渐渐下降。
    但是,大陆货销路下降并不等于说大陆公司的营业不如前,事实上大部分大陆公司都是赚钱的公司。原因是大陆公司懂得向外来游客做生意,工艺品的销路比前增加,而最主要的是回乡人士增加,海关放宽了,大陆货品经港内进的数量增加,令到这些公司其门如市。


    说上海空气污染十分严重;街上挤满了自行车和人群,人行道上熙熙攘攘,交通秩序很差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二月五日一期刊登霍尔格·詹森的一篇访华文章,题为《上海探家记》,摘译如下:
    中国航空公司的一位女服务员广播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正飞经扬子江上空,很快就要在上海着陆。”朝下看,中国最大的河流象一条黄色的泥蛇,弯弯曲曲地从我的出生地上海的旁边流过。这是一次怀乡之行,我为此等待了三十年。但是,我到底还记得些什么呢?我的出生证上写着,我于日本占领时期出生在上海市立医院。我最初能够记起来的是一座漂亮的红砖瓦房,外面是一个大花园。家里有一群中国佣人,他们对我娇生惯养。我出生后的头五年是在那里度过的,直到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毛泽东命令外国侨民必须离开后,我才离开那里。现在,由于卡特和邓小平的努力,我得以回家来了。
    随着飞机的降落,我竭力回想着关于这个城市我的双亲曾对我讲过些什么。他们总是说,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的黄金时期。
    我的双亲时期的上海是一个有外国租界的优雅的城市,侨民们住在殖民地的公寓里,周围筑有高墙,与中国老百姓隔开。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同那个早已过去的时代进行比较,因为那是属于另一代人的。我是来看看中国最近发生的巨大的变化的——摆脱了激进的毛主义,打开了竹帘,开始寻求外国的资金和技术,等等。但是我发现,要完全不理会那些经常使你想起上海的殖民地痕迹的东西是很难的。
    已经有八十到一百年历史的堂皇的旧房子依然存在,只是现在住满了中国人的家庭,四口人住一间。上海外滩还是老样子,这是黄浦江边一个著名的休憩地。豪华的原上海俱乐部现在是一个旅馆,供各省来沪的人住。我下榻的锦江饭店备有纯银餐具,上面刻着这家饭店原先的名字:“国泰旅馆”。我房间对面是原法国俱乐部的花园,现在这里是政府宾馆。
    我的父亲是丹麦的化学工程师,当时是芬兰驻上海的名誉领事——这大概是由于那里没有芬兰侨民的关系。他在中国住了二十五年,同我的俄国母亲结了婚。他们一起在上海和汉口开办了一家詹森
    化学实验室。日本入侵时,业务停止,我的父亲成了丹麦亚细亚制曲厂的董事,搬到了上海西郊。
    我没有地址,只记得那是在苏州河边的兆丰公园附近。“别担心,我们能找到”,上海市外办的一位翻译对我说。“这一带还有很多老住户,他们知道这座房子在哪里。”果然,他用了半天时间就弄清楚了,兆丰公园现在叫中山公园,我的房子在光复路,工厂现在叫上海制曲厂。
    当我回到我儿童时代的家里时,上海制曲厂的全体职工都放下工作来欢迎我,厂长带我参观了房子。房子的底层现在是托儿所,楼上是办公室。花园不见了,盖起了新厂房。只有两个工人还记得我。
    当天下午,我同这两位老人聊天,给我儿童时代的家拍了几张照片。
    上海是中国的纽约,是最国际化的都市,最大的工业中心,最繁忙的港口,也是烟雾最多的地方。空气污染十分严重,有时甚至遮天蔽日。我看到许多中国人象东京的日本人一样戴着面纱。翻译解释说,市政当局最近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要求工厂都要安装控制污染的装置。
    上海有一千零八十万人口,按不同的班次上工,工厂生产的东西从鞋到汽车,什么都有。街上总是挤满了自行车和假日出来逛街的人群,他们在南京路上从一家商店走到另一家商店,在人行道上熙熙攘攘,根本不理会坐在主要十字路口岗亭里用扩音器大声发号施令的警察。驾车的人、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也不遵守交通讯号,逆向行驶和随意停车。上海现在是中国最轻松和最少政治色彩的城市之一。这里的宣传栏和标语牌比较少,而在北京,华而不实的共产党宣传仍然很流行。我的翻译说:“我们把空洞的口号取下来了,现在我们要多干少说。”
    我在上海的三天中没有看到一张毛泽东的像。同我谈过话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提到“四人帮”。他们现在更感兴趣的是,我在哪里买的羊皮大衣。他们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每个美国人都有汽车。他们还热切地打听国外东西的价格,如一架电视机、一辆自行车以及在饭馆吃顿饭要花多少钱等。在摆脱了政治上的限制以后,上海人民看来准备实行放纵的消费主义,只是由于南京路上商店里的商品有限才受到限制。
    上海也象北京那样有“民主墙”,居民们在那里发表他们的意见。但这里没有要求人权的大声疾呼。我在那里时贴出的一些大字报谈的都是些小事。
    上海人民看来对他们新得到的自由是很满意的,而且他们显然赞同政府对西方开放门户的政策。
    我在去广东前在机场候机室等候时,一个蓄着小胡子的老头走过来练习他的荒废已久的英语,他对我说:“又一次见到外国人,很好。希望你们有更多的人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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